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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在海上共度了两年时光，我们也聊了上千个小时。我们分享彼此生活的点点滴滴，对彼此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我们不必再担心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它已扎根我们心底并正茁壮成长。
大约是在1943年的圣诞期间，我们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传来的命令，有一周修养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年里都不会有一天休假。除了电影以外，我们也一年到头都听不到女人的声音。我们对电影《异国鸳鸯》中，嘉宝伏在道格拉斯耳边喃喃低语的那一幕大放厥词。军舰上情况就是这么糟糕。悉尼传来的命令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祈祷的恩赐。我们驶往悉尼时，李和我站在舰桥上，信号员霍匹指给我们看远处山峦上飘舞的旌旗，说道：“你们不会相信这个的。”这些旗帜其实是在打旗语，我们离得越近，就越能看得清楚那些挥舞那些旗帜的都是异性。她们最多也就16岁。她们的旗语是在询问，有没有人感兴趣晚上和她们约会。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3）
第一天晚上，我和李志愿报名站岗。我们的船泊进了乌鲁姆鲁港，除了核心部队以外，其他人都可以自由活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志愿报名站岗了，我想知道在一年半被迫守贞的日子后，我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定力坚守原则。
我们的慷慨行径自然受到了其余水手们的一片赞扬。于是我们就在值班房里单独讨论起明天自由活动时该做些什么。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船正明显地在向右舷倾斜，这令人非常不安。船身倾斜的理由很快就找到了。有三位年青妇女划船想来找点刺激，结果有三十名水手都靠到了船那一侧的栏杆上，和她们搭讪。简而言之，也就是“玫瑰海鲫”（在海军中，我们用这种鱼的名称来代表轻佻的年轻女孩们）。我和李都想不出他们触犯了什么规章。接下来，有一个女孩开始往船上爬，她们还把小船给拴到了我们的舰艇上。很明显，这些女孩子们是接受了其中一个水手的邀请，准备给留守的船员们带来点乐子。水手们都看着我和李，想看我们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和李一直因为敏于处理有关风纪的问题而广受尊敬。这种尊敬“起源”于几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当菲利普号在图拉季落锚后，我们放下电影银幕，开始放映电影。这时一艘驱逐舰向我们发信号，要求允许它靠过来。正常情况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会停止放映大概五分钟的时间，而其他船会靠过来，将它的船头贴上我们的船尾。这样，新来的船就能在挂上他们的电影银幕，一起放映他们的电影。这整个过程连五分钟都用不了。
但是这一次，这艘船将船尾贴上了我们的船尾。更糟糕的是，这艘船原来的军官吉米•；拉特刚刚调来给我们做舰长。我们的新舰长吉米•；拉特可没什么心情去要自己的老上司赏自己点面子。最关键的是，要是他们放起电影来了的话，两家的电影就会冲突起来。拉特知道什么时候要暂避锋芒，他宣布停止放映电影，并回到了自己的舰舱。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我们船员的错。有些人到了土豆储藏罐那儿，在两艘船之间的烟窗处会储存一些应季的土豆，船员们开始向新来的军舰丢起土豆来。没多一会，我们的一个土豆就砸到了他们指挥官的后颈。不久，吉米•；拉特就被老上司“邀请”到原来的军舰上去“叙叙旧”。老上司对我们的舰长大谈特谈，告诉他该怎么迅速地控制局面，好让新船上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吉米•；拉特回来的时候大为光火，立刻派人叫来了我和李。他跟我们说，他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土豆事件”是他所见过的最为恶劣的行为，而且还当着老上司的面让他颜面丢尽。这艘军舰到底怎么回事？他要求我们揪出那些做出如此卑鄙行径的人，并且跟他们说要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我和李谦恭地离开，知道这档子事纯粹就是一出闹剧。土豆，听错没有？“布莱得利先生，您知道我们这艘船上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土豆了。”我们从船头跑到船尾。没有人看见谁丢过土豆。当然同时，也没人见过土豆。很多水手告诉我，他们希望自己看见过土豆，这样他们就能砸那些“杂种”了。
在我们宣称要进行彻底的调查，晚交报告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向舰长汇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犯人，并且觉得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我们希望舰长的老上司没有被土豆砸中，但是我们觉得菲利普号之前受到了伤害，就算不是完全值得原谅的话，某些还击的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舰长冷静了下来。我们也在那些没什么纪律观念的水手中建立起了威信。
这一次，我们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我们在半个小时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后，我们用扩音器向舱房喊话，把一名军士长给叫来了。我们说，我们担心悉尼警方会找我们麻烦，因为这些女孩都是未成年人。鉴于这些女孩子也是些普通妓女，我们还担心她们会有性病。我们还担心，要是舰长提前回船的话，他会宣称船员们违反了海军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最后我们告诉他，二十分钟后，我们会沿着船巡逻一趟，我们不希望在那时发现任何其他乘客或是小划艇。二十分钟一到，我们就开始巡逻。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偷偷上船的乘客，那艘小划艇也消失在了乌鲁姆鲁港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晚上，轮到我们上岸了。这是我人生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夜，我可没有越轨。我们一开始到了澳大利亚宾馆的绅士酒吧，一杯接一杯地痛饮略带苦味但很爽口的澳洲啤酒。接下来我们开始把澳大利亚硬币开始往悬在我们头顶的玻璃碗里投。这些玻璃碗像灯罩一样，被链子悬在了吊灯下面。很快，一帮看上去十分强壮的士兵们也加入了我们的娱乐活动。他们看上去比我们要年长不少，身体也健硕得多。但是，看上去和我们一样，都想一醉方休。之前有人告诉我们，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强壮的男人了，他们都跨洋去欧洲和北非作战了。据说，这就是澳洲女子如此热情的原因。这些士兵是澳大利亚后组建的第一兵团的残余部队。原来的第一兵团是由原来参加过一战的士兵组成的，而现在的第一兵团是由离开澳大利亚前去参加二战的士兵组成的。实际上，这是五年以来，他们是第一次重返故土，今晚也是他们第一夜踏上自己的土地。他们在克里特岛打过仗，在北非和隆美尔较量过，在新几内亚横穿过欧文•；斯坦利山脉与日本人打过仗。在那么多次让人难以置信的恶战之中，他们的肩头除了澳大利亚这几个金属字外，别无其他装饰。尽管我们当时还涉世未深，也没有多少战斗经验，我们的肩上都至少有了一条绶带。在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我们把自己的绶带别到了他们的身上，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他们都带着绶带，而我们的肩上别着澳大利亚的金属字。
斗转星移，我对这些新朋友的回忆渐渐淡去，但有一个人留给我的印象还十分深刻。我只记得那个身材魁梧的人叫“烟丝”。“烟丝”的脖子里嵌了一块弹片，他是在托布鲁克的战斗中被隆美尔的坦克击中了。他要通过脖子上的一个洞才能说话。在修补喉咙后，他甚至没机会回家看看，就又被送上了战场。他那时已经喝得相当多了，醉得和我们不相上下。但我们逐渐发现，他其实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担心。不久，他就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他已经有六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了。但是他不敢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已经到家了。她就住在悉尼港对岸的曼尼海滩，但是他不敢回家去单独面对她。他害怕在她眼中，自己的声音盒会毁掉自己的形象。天渐渐亮了，他请求我们，应该说是哀求我们陪他一起回家。我们再三委婉地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干涉他的私人生活。但是他坚持说需要我们。我们真的是他的伙伴吗？友谊又是什么呢？最后，当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沉浸在美丽的阳光中时，我们三个踏上了前往曼尼海滩的渡船。海军中尉罗伯特•；E•；李、少尉本杰明•；C•；布莱得利，两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家伙，将会陪同一等兵“烟丝”去面对远比一场沙漠战争更让他恐惧的使命。我们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摇摇晃晃地沿着两边都是农庄的乡村小路往前走。每个农家小舍都有花园，外面围绕着玫瑰花的栅栏。突然，“烟丝”踉跄了一下，停住了脚步，眼泪沿着他的脸颊不断地往下流。我们的眼泪也同时决堤。我们知道，他到家了。我们都默默无言，直到一扇门静悄悄地打开，一名妇女出现在门前。他们慢慢地走近彼此，投入对方的怀抱。
我们的下一个晚上过得可要自私的多。我们在罗莎丽园租了一周的公寓楼。在那栋房子里住着几十个年轻貌美，十分热情的女秘书。我们双方都是干柴烈火。她们问我们有没有性病，我们这可是一年多以来第一次上岸，答案当然会让她们满意。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4）
自己的忠贞问题，也就这么了解了。我立刻就有了一种负罪感，因而在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没有再干这事。我后来又试过一次，但是碰到了一个偏好同性的女生。这让李和他的女朋友都觉得很有趣，他的女朋友因此整夜都在隔壁房间咯咯傻笑个不停。我记得父母曾用那种低沉的腔调说他们的一个朋友是“女同性恋”，他们也使用同样的腔调谈论这方面的事。但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勾搭这种人的下场。
我还在因为自己心中的道德观念而左右挣扎，心陷困境，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们就要驶离美丽的悉尼了。我们怅然地与那些性感撩人的少女挥手作别，她们当时还在山上。我们回到了“水沟”，继续开始每个月的夜袭生活。我们参与了兰多瓦登陆、维拉莱维拉登陆和布干维尔岛登陆。我们迎头痛击敌人，也被敌人迎头痛击。早就说过，我们的行动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在空袭下，我们驶离了布干维尔岛，躲在一座在海图上未标出的珊瑚礁附近躲避炸弹。然后，我们将驶往埃斯皮雷图•；桑多港更换舰艇推进器。海军无意绘制新的海图，所以我们有时必须使用其他人绘制的海图。离开布干维尔岛后，我们使用的就是德国人的海图。我们所在的珊瑚礁在凯瑟琳•；奥古斯塔•；贝斯海底大约5米深处，在海图上没有被标出。离开维拉莱维拉时，我们被二十来架日本飞机给盯上了，它们擦着水面从小岛的另一面，偷偷向我们靠近。它们的第一波攻击是如此之快，甚至没有时间丢下炸弹。当它们再一次向我们发动攻击时，菲利普号和华勒号已经在大型坦克登陆舰两旁都喷出了厚厚的烟雾，来加以伪装。同时，我们以5节的速度逃生。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尽管我没有发现攻击的机群中有速度略慢的鱼雷机，但我还是确定我们中弹了。让我欣慰的是，很快一个声音打破了电波中的一片沉寂。华勒号的舰长说：“我很抱歉，这是我的失误。我正试图让火力对准这些畜牲们呢。”因为到处都是烟，两艘驱逐舰没法相互照应。而华勒号为了调整到一个方便发挥自己40毫米和20毫米炮威力的位置，结果撞到了我们舰身的中央。这可是破天荒的告白，我在海军服役这么久，这是我惟一一次听见公开承认错误。
在其他的登陆过程中，我们收到雷达操纵员的报告，说是“有一坨妖怪在向我们靠近”。当时在海军里，“一坨”是指从二到一百个，我们开始担心到底有多少个。我们当时也是和大型坦克登陆舰协同作战，因而特别容易受攻击。同时，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空中掩护，也知道不可能获得任何支援。我当时在战斗信息中心，正从雷达、声纳和无线电波中收集情报，在适当的时候，将情报提供给舰长。灵机一动，我假装自己是一名飞机指挥员，指挥着不存在的F4和F4U式飞行中队前去歼灭敌机。比如，我会对着话筒说：“菲利普号呼叫飞行中队，我们遇到大量妖怪袭击。距我们大约九十英里到一百英里。请求导航。（这当然是为了方便日本人截取我们的信号。）”我们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分钟，不断地调动我们的“飞机”，突然敌机调转了方向，飞走了。我甚至不确定这些飞机是否听见了我的发报。李和舰长上报了我的这一功绩，为我申请铜星勋章，不过我一直没有拿到这枚勋章。
还有一个风雨大作的晚上，我们正懒洋洋地在战斗信息中心里摆弄着发报机，忽然我们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唱道：“保佑众人吧。”然后，传来很多人优美的歌声：“小伙子们，鼓起勇气来，我们会全歼它们的。”后来才发现这是一支新西兰的歼击机中队，它们在风暴中迷失了方向。当时，它们的燃料即将耗尽，于是鼓起了勇气，准备在暴风雨中降落。我们雷达员最后在屏幕上发现了它们，我们打断了它们那全太平洋最优美的歌声，将它们送到最近的一个盟国基地去了。
有一次，在拂晓时分，我单独做出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经过又一夜“水沟”孤军奋战，我们正和同一分队的其他驱逐舰一起返航。我们的驱逐舰位于舰队的中间。当时我们军舰不在总部，舰长在休息，所以由我代行舰长之责，担任舰艇执勤军官。这时，战斗信息中心突然汇报说，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高速向我们飞来，并将很快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雷达屏幕上只能看见那个小亮点，屏幕上代表敌我识别系统的那条线并没有任何波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判断这架飞机是敌是友。我们不可能等看到那架飞机后才准备攻击，所以机枪手和炮手们开始向它瞄准。我正要向总部发出信号并叫醒舰长时，那艘飞机离我们的船头只有不到500米了，它距水面只有一米多的高度，正在笨拙地飞行着。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一架“贝蒂”，那是一种双引擎日本轰炸机。我们前面的军舰没有一艘对它开火，但是当我亲眼看到它时，我确定它是敌机，大叫“开火。”那时，热衷于军功的新舰长王尔德•；比尔•；加夫蒙特正好突然出现在了休息舱门口。5英寸口径的火炮齐射让他两眼圆睁，他因此两耳失聪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发射了12发的5英寸炮炮弹，还有一两梭子的20和40毫米口径炮扫射。但是，还是让它给溜了。后来，战争史专家证实，那家飞机负有运送一位日本海军上将前往腊包尔的任务。
在太平洋的驱逐舰上，舰艇执勤军官这一职责通常是由舰上最年轻的军官来担任的。你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舰上的一个初级军官，在舰桥上协助指挥官管理驱逐舰。在我从哈佛毕业八个月后，我成为了舰艇执勤军官。这就是说，当我们不在总部时，作好战斗准备时，我会自己监护管理这艘军舰。我当时才二十一岁，就要管理一艘116米长的战舰，为300多人的生命担负责任。我每十二小时，就要承担这种责任四个小时。在剩下的八个小时中，你要负责处理自己部门的常规工作。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可能你会觉得挨颗日本人的枪子，还没叫你向水手们发号施令更可怕呢。
我的常规非战斗性任务基本是通讯方面的，我要照料好为驱逐舰提供原始信息来源的设备，当然还要照顾那些操纵维修这些设备的人，这种责任感比起在哈佛的学习让我获益更多。这比我以前做过的所有事都让人觉得更加兴奋，觉得更有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战争年代中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我就是喜欢这段生活。我喜欢这种兴奋，甚至喜欢那种有一点恐惧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成就感，即使只是简单的常规移动的命令。我喜欢和战友们之间的感情，尽管那些家伙们经常伸胳膊伸腿碍事。多年来，我羞于承认内心的这些情感，因为在这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时常害怕和忧伤。但是，那些恐惧都随着时间和距离的遥远而逐渐烟消云散。当时没有报纸，除了“东京玫瑰”电台以外，甚至没有其他电台，当然我们也没法实时收看电视节目。我发现自己喜欢做决定。我喜欢评价人，然后选中最适合完成工作的人选。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责任感。我喜欢人们都依靠着我，而不会让他们失望的那种感觉。
大多数的后备海军官员没有什么明显的技术专长，只能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海军从专业学校招来的那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