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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进行检查。那姿势看上去，一个像举手投降似的，一个像十字架。
我事先把手表、自来水笔等金属物件都放进了随身小包里，希望能够无声通过安检门。不料，在过安检门时，还是发出“嘟嘟”声！
安全检查员是黑人先生。他要我走过去，并示意要我高举起双手。于是，我也只得做出投降的姿势。
他用探头探测着，发现发出“嘟嘟”声的地方是裤袋和腰带扣。
裤袋里放着钱包。我把钱包交给黑人先生。他打开钱包检查，发现里面有七八枚硬币，便把钱包还给了我，因为那硬币属于金属物品，所以探测器发出“嘟嘟”声。
腰带扣是金属的，明摆着的，我以为没有什么可查的。没想到黑人先生要我解开腰带，看了一下扣子的反面。
在经过这么仔细的检查之后，安全检查员又叫我转过身，对背面进行自上而下的扫描……
我总算通过了安全检查。这时，妻早就在Ｘ光扫描仪的出口处等我。美国机场通常对女士的检查比较“客气”，可能在他们看来女士劫机的概率比较小。
不过，她也惹了小小的麻烦：安全检查员注意到她的上衣口袋有点鼓，便要她把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那包东西居然引起安全检查员的怀疑，细细查看，直到妻把东西拿出来让她闻了一下，检查员才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包陈皮梅，是临上飞机儿媳塞给她的。美国人不认识陈皮梅，白糊糊的，以为是炭疽菌！
这时，我见到两位荷枪实弹、穿迷彩服的军人，正在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旅客。我曾经十多次经过旧金山机场，从未见到在机场内有军人站岗。
终于到了登机时间，登机口前放着两排长桌，这是往日所没有见到的。出乎意料，两位先生和两位小姐都身穿机场工作人员制服，站在长桌之侧，要旅客把手提行李放在桌上，又开始开包检查！
也就是说，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在美国登机，要经过两次安全检查！
第二十一章 航空公司的麻烦事
走笔至此，该回叙一下我在旧金山机场目击的一幕：在我办完换登机牌手续，朝着安全检查门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在我的前面，有两位留着浓黑长胡的旅客，都包扎着头带，其中一个穿橘红色长袍，另一个穿灰色长袍。
这两位旅客跟我乘坐同一航班。在登机口进行安全检查时，机场安全检查人员要他们脱去长袍。
很奇怪，在用探头探测时，在其中一位的腰间发出“嘟嘟”声。安全检查人员顿时紧张起来。直到那人撩起内衣，从腰间解下一根长长的金链，安全检查人员才笑了起来。当然，很多旅客跟我一样“旁观”这一幕，都感到奇怪，那人怎么把金链束在腰间呢？！
后来，在美国曾经发生不少使航空公司遭到麻烦的事：一位在布什总统身边工作的阿拉伯裔秘密特工，圣诞节那天，奉命搭乘美洲航空公司班机，飞往布什在得克萨斯的私人牧场，为随后赶来度假的布什及夫人做安全保卫的准备工作。他随身带着手枪。出示特工证件之后，他免予安全检查。由于技术故障，原来的航班被取消，他换乘另一架飞机。这时，机场安全检查人员却要他接受安全检查。他当即出示了特工证件，但是仍然不能获准登机。接着，美洲航空公司官员和机场警察都对他进行了盘问，盘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之中，这位特工“一直保持合作，态度平静，照章办事”。直到翌日，这名特工才获准登机前往得克萨斯。
这位特工指责美洲航空公司这种做法是“种族歧视”。他委托律师要跟美洲航空公司打官司。
美洲航空公司却说，这位特工所持的证件与他所填写的表格有所出入，因此对他产生怀疑，这是正常的，并非“种族歧视”。
特工委托的律师则说，其实，美洲航空公司方面只要往白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易地查出他的身份，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合法的措施。
美洲航空公司为此发表声明，谴责律师“动不动就联想到种族问题”。声明称：“即使面临诉讼的威胁，我们也不能停止实施既定的安全措施。每年都有数千万乘客将他们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们，他们信任我们，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职责。美国人民不会允许任何持枪者登机，不管他是谁，只要机组人员认为他威胁到航班的安全，我们就有权采取行动。”
在美国机场的安全检查中，还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共和党议员约翰·丁格尔，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在华盛顿的里根机场准备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底特律。他在通过安全检查门时，发出“嘟嘟”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安全检查员用探测器细查，发现那“嘟嘟”声是从丁格尔的臀部发出的。丁格尔解释说，二十年前，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伤到臀部，后来医生在他臀部安装了一个金属支撑架，这可能是金属探测器响个不停的原因。但是安检员根本不相信他的解释，要求他脱掉外衣、鞋子和袜子。即便这样，打着赤脚的丁格尔仍然没有通过检测系统。安检员只好把这位年逾古稀的资深议员请到保安室，要求他脱掉裤子。丁格尔虽然不得不这么做。
第二十二章 十个月前登上世贸大楼
到了纽约，我特地住在离世贸大厦不远的旅馆。
十个月前，我曾来到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而且还登上了大厦的楼顶。
那时候，我发现纽约变得小心翼翼，不论是进入自由女神像、联合国总部，还是来到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
特别是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那安检门的灵敏度似乎比机场安检门更高，就连我的领带上那个小小的金属领带夹，也引起安检门发出“嘟嘟”的叫声。
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经过安检之后，比别的地方还多两道手续：一是要拍一张照片。这照片并非景照，而是头部的正面特写。原来，拍照为的是留存档案。如果大楼里发生什么案件，就要逐张审视这些照片。
二是在我的手背用荧光染料盖了一个印章，表明我是已经安检并拍照“留念”
的人。这个手背上的印章，直到走出大楼才允许洗去，因为在大楼各要道口的警卫有时候要查验一下手背上的印记。
如此严格的安全检查，说得好听点，这叫“吃一堑长一智”；说得难听点，这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那是因为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曾经受到“严重警告”
：恐怖分子用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炸弹”袭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楼，在地下停车场制造了爆炸案，造成六人死亡，一千零四十二人受伤。这一爆炸案震惊了美国，震惊了全世界。
总算还好，“汽车炸弹”是在地下车库爆炸的，只是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三层停车场及大厦底层部分被炸，很快就被修复。
紧接着，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辆满载圣诞节购物者的地铁列车，行驶到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附近的地铁站时发生爆炸，造成四十五人受伤，其中四人重伤。
这两次爆炸案的矛头，都直指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这表明，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早已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醒目目标，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从此，这对本来可以自由进出的孪生姐妹高楼，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检措施，除了那些持有特殊磁卡的本楼工作人员可以刷卡进楼之外，进入大楼的其他人员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
另外，经过大楼附近的车辆，如果停车时间超过三分钟，监视器也会立即报警。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拥有八十四万平方米的办公室。由于地处曼哈顿黄金地段，办公室的出租率高达百分之百。总共有代表八十多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多家公司的五万人在这里上班。其中有摩根·斯坦利、所罗门兄弟公司、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奥本海默基金等许多世界级的金融证券公司。有十多家中资公司也在这里设办公机构。每天到这里来处理公务的近八万人。
在大楼底层、四十四层、七十八层设有门类齐全的商业服务网点。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是纽约重要的观光点，平均每年接待大约一百七十多万游客。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开建于一九六六年，完工于一九七三年，一九九五年对外开放。大厦施工时，最多时有三千五百多工人在工地工作，但工程死亡人数竟为零。
第二十三章 站在世贸中心废墟前
登临过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我，站在那一片瓦砾的废墟前，不胜唏嘘，不由得扼腕长叹。
在圣保罗教堂四周，摆满鲜花、蜡烛、遇难者遗照、花圈、星条旗、米字旗、加拿大的枫叶旗。
世界贸易中心废墟，被美国人称为“零地带”。
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美国方言协会在旧金山举行了２００１年年度美国流行词语的评选。
这种评选，一年一度。从流行词的评选中，往往能够反映出在那一年老百姓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在２００１年，许多夺标的流行词语，大都与“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有关。
其中有：“ＧｒｏｕｎｄＺｅｒｏ”（零地带，指世贸中心废墟）“Ｌｅｔ＇ｓＲｏｌｌ”（“咱们开始行动吧！”在“九·一一”事件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９３次航班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讲出了这句话。为了不让飞机成为恐怖袭击的武器，他们与劫机者殊死搏斗，同归于尽在匹兹堡郊区）等。
经过评选，“ＧｒｏｕｎｄＺｅｒｏ”（世贸中心废墟）最终当选美国２００１年度最流行语。
我站在世界贸易中心废墟前，思绪飞到了那灾难深重的“九·一一”……
就是在那个“九·一一”早上，使多少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从此永远天上人间，无法逾越，无法相见。
亲属们献出遇难者生前的爱物，在这里祭奠那些屈死的灵魂。
“向他们悼念致敬，他们不会白白地死去！”人们发出这样的心声。
特别是孩子们，献出自己心爱的绒布狗熊，献出印着红心的Ｔ恤，献上自己的圣诞小红帽，献上自己编织的花篮，献给在血与火中丧生的父母，献给数以千计的死难者。
一个小男孩画了一幅漫画：两架大飞机正在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他在画上写了一行稚嫩的大字：“Ｗｅｗｉｌｌｓｔｏｐｔｅｒｒｏｒ！”意即：“我们必须制止恐怖！”小男孩发出了纽约人共同的心声。
墙上挂着签名布，密密麻麻签着各种文字的名字和悼念之词。一位头上包着星条旗的美国小伙子在签名。我也拿起了笔，在上面签下我的名字，表达对于死难者的深切悼念。
一位头发苍白的长者，面对废墟，用风笛奏起凄凉哀婉的乐曲，牵动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
在现场，最受尊敬的是牺牲的消防队员们。他们的遗像前，放满了鲜花。一个孩子还特地画了一幅米老鼠向消防队员献花的漫画。
我步入圣保罗教堂。牧师正在主持弥撒，向死难者致哀。
我在纽约的那些日子里，尚未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门面的骨架，瘦骨嶙峋地歪在那里。那架子呈三角形，底座大而顶上尖。从架子上可以清楚看见大门和窗户。我站在这架子前拍了照。我想，如果永久保留这架子，倒是一座最形象、最生动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纪念碑！
然而，没多久，这个架子被拆除了。因为这儿是纽约的黄金地段，不能空废，纽约市长建议在原址建造新楼。
第二十四章 几千人过滤瓦砾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的瓦砾，据美国专家估算，总共有一百二十万吨！
在废墟现场，我见到大型挖土机在不停地工作。这样的清理工作，还要持续半年以上，起码要到２００２年６月才能把这些瓦砾运走。
在废墟底下的地下室，存放着大量金银。工作人员一边清理废墟，一边打通通往地下室的道路。
特别是加拿大的一家银行，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地下室中存放着价值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
纽约商品交易所金属贸易部也在地下室中存放了十二吨黄金和约三千万盎司的白银。
已经找到的部分金银，装了两卡车，在特工的严密护送下，运出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
由于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废墟中，既有诸多重要文件和物品，又有遇难者的尸体、尸块，所以这些瓦砾并不能一倒了之。这些瓦砾被集装箱、大卡车运到纽约对面的斯坦登岛。那里“外人莫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下，几千人悄悄地在做瓦砾的清理工作。
从瓦砾中寻找散落的黄金、钻石、名表固然是动用几千人进行清理的目的之一，然而难以对外启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找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量绝密文件！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专门负责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这是一个既秘密又庞大的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方面派出自己的谍报人员打入各个国家，一方面又收买各国间谍为自己收集情报。这里的绝密文件万一外泄，引出的麻烦就可想而知。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文件，怎么会混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瓦砾之中呢？
这个秘密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遭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才慢慢地透露出来。
原来，世界贸易中心除了那两幢众所周知的摩天姐妹楼之外，附近还有一组楼群，其中包括四十七层的七号楼。这七号楼紧挨着双子星楼，也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倒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要部门——纽约分局，就以联邦政府一个机构名义伪装门面，设在七号楼。中央情报局不把这样重要的部门设在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里，大约因为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而七号楼不那么醒目，容易隐蔽。
中央情报局纽约分局，是除了设在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之外的最重要的情报机构。这个情报机构不仅有着关于世界各国的秘密情报，更有着关于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诸多秘密情报！
不过，中央情报局消息毕竟比别人灵通，当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北楼的时候，七号楼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当即全部转移。所以，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中央情报局纽约分局无人伤亡。当然，这也只是“据说”而已。
第二十五章 美国最悲惨的一天
刀刻铁铸一般，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这一天，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已经永远留在美国人的记忆之中，而且作为“标志性事件”永远留在美国的历史上。
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中国日报》驻北美办事处总经理孙玲玲正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北楼三十三层办公。她死里逃生，她当时的口述是“九·一一”事件的真实记录：快九点的时候，我正在位于三十三层楼的《中国日报》北美发行公司办公室里打电话，突然听到猛烈的撞击声。整幢大楼都在颤抖，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发生地震了，但是又不像。紧接着，第二声巨响到来了，我赶紧走到楼道里，一看没有人，楼道很安静。看来，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赶紧回办公室，整幢大楼里充满了浓烟，大家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在走廊里面没命地乱跑。这时，我丈夫从牙买加打电话给我，说他从ＣＮＮ上看到恐怖主义分子用飞机袭击了世贸中心，大楼已经着火，他让我别废话，镇静下来，赶快往楼下跑。
于是，我随着人群向楼梯走。到了楼梯口，才发现楼梯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走得很慢，但是紧张有序。到了三十层，已经基本走不动了。这时，楼上开始有担架抬下来。大家主动让出一条通道，让伤员先走。伤员身上伤痕累累，血肉模糊。
有一位女伤员烧焦的头发沾在脸上。有的人心脏病发作，在大楼里工作的盲人带着导盲犬也下楼来，大家也给他们让路。这时，人群中有掌上电脑的人告诉大家是客机撞上了大楼。走到二十多层时，我们看到消防队员往楼上冲。他们背着沉重的消防器材，边跑边问伤员哪层楼着火了。伤员说可能是七十八层着火了。消防队员全身是汗，大家拿水给他们喝，还往他们身上洒水。这时抬下楼的伤员越来越多。大家慢慢地下楼。
走到大厅时才发现，我脚上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我赤着脚走进大厅，看到大厅里的很多大理石都被震掉了。从三十三层到一层的八台电梯统统被毁，那时候正值上班时间，不知道电梯里面有多少人。由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