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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目前国内有一些民办院校尽管规模不大，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质量、品牌上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的已经升任本科。把他们放在民办大学的范围内去比较，可以称之为“民校中的名校”了。
黄藤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整个还处在一个高等职业教育这么个水平，和公办学校所进行的工作是没办法比的。那些升了本科的学校质量就比外事的好吗？
张但从社会的眼光看会有一个标杆在那里，比如它已经升本科了。
黄藤这是政策规定的。西安女子培华大学也升本科了，就一定比那些没升本的好吗？这是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带来的后果。那么，老百姓是听政府的，政府的不公必然造成老百姓选择时的不公。
张您认为规模和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吗？
黄藤不能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我刚才说了我的核心是，规模的控制如果提高了学生的准入标准就能迅速提高办学质量；如果不能提高学生的准入标准，规模控制对质量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
张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您说提高学生的准入标准是很难做到的。
黄藤所以正是因为它难，你的规模控制才失去了意义。你还是200分的学生，你招1000人和招5000人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招的1000人是500分，招的5000人是200分那还有意义，如果招的1000人是200分，甚至180分，我为什么要控制规模呢？比如西安女子培华大学2003年的本科分数在下延20分，像这种学生招少了有什么好处呢？只能少收学费，没别的好处。
张您认为民办大学，比如外事学院的培养方向是什么？是走高职吗？
黄藤我们的校训表达得非常清楚：多元集纳，综合创新。也就是多元发展的道路就是外事的道路。我们第一必须是要有精英教育的板块。就像你刚才说的，但这个板块一定要求它提高准入标准。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控制规模，也就不做这个板块。理念上我们要做，但今天不做。什么时候做呢？等我有了招本科和研究生的权利，等我的规模可以控制这个板块的学生质量，我就要做。第二，高等职业教育是我们的主体方向。在这个板块我是不限制的，能做多大做多大。100万不嫌多。如果中国10亿人都经过我的职业培训我是最荣幸的。第三个板块，我们要介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短训的行列，发挥我们精英板快和职业教育板块的资源优势，为学校的快速发展积累资金。没有人给我钱啊。第四要发展科研。第五要发展产业。必须是全方位的发展格局，没有任何的拘泥。
张外事学院发展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黄藤1997到1998年，但这个艰难不是我自身的艰难，而是环境和政策造成的艰难。当时我们在一个急速膨胀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也由于我们自身的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使我们的自身的一些弱点暴露在社会上。在民办学校不正当的竞争中受到了非正当的攻击。国土部、检察院也到我们学校去，以置之于死地的态度来，但这个问题好在呢我们认为政府和社会还是支持民办教育的，最终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我们是在政府和社会的紧密支持下度过了政策的难关，其他时候都没有发生过危机。办学过程一直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只是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发觉我们失去了一些快速发展的时机，1998年到2002年期间自我控制规模，它没有给外事学院带来质量上的提高。
张西安的很多学校提出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方向转变”的口号，致力于构建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态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藤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也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因为已经招不上生了。所以，招得少的学校就变了个说法：控制规模，提高质量。你问他这个学生你要不要，他一定会说要。或者说你做个试验，我明天给你100学生你领去给他，看他要不。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3）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张今天的论坛上，在谈到公办大学在做二级学院的时候，您说外事也在做二级学院，这是否是外事学院应对公办二级学院的策略？
黄藤通过理论研究，可以说我们一些合理的理念或者说看准了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方向的东西，至少超越中国现实5年。我们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就是要遵照政府的政策，利用政府的政策，发展好自己的学校，来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做好务实的工作。自学考试制度列入民办学校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是把高等教育引向了应试教育、抹杀了教育的个性，抹杀了民办学校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是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的。但是我们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和执行者。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用这样的政策。我认为这是理性的回归，因为有了计划内指标呀。这样的政策呢，从数量上会带来民办学校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带来负面影响。我对私立学院的评价：受利益的必然受害。今天你好像依托了公办大学，你扩大了，明天你肯定受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教育部不让我们升本，让他们升本，我们反对这样的政策。先在我们的学校里办出一个班来，也是一个二级学院，利用公办学校的名义先招生。利用我的师资来提高我的生源，提高我的社会影响力。
张外事想和哪所公办学校合作呢？
黄藤我现在还没有选择。总之要找一个吧。
张想找个名校？
黄藤媳妇尽量漂亮些啦，当然还要人家跟我才行。尽管我们反对现在的政策，我们还是要利用这个政策来发展自己。因此我们认为，能办好学校的第三个理由呢在于我们是了解教育的，遵从教育的规律来办事情，不是光用自己的热情、想象、完全不懂的方式来指挥。另外，我们能够成功在于我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责任心。第一我们声明是私立学校，不付费我们将不复存在，任何东西都谈不上。第二，明确自己做的社会公益事业，必须照顾弱势群体，使那些学习优秀而不能付费的学生完成学业，要资助他们。因此我们在自己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抗洪救灾、为防止SARS病的传播，我们用教育扶贫的方式，每年有500—600人免费入校。有个记者问我：你现在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我说是责任感。因为家长把孩子放在我这儿以后，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家长委托的是一个人的青春，是一个人的学习时代。所以我们有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使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得以提高。学校的教育必须是个性化的教育。不是机器，不是车间。所以我们的英语教育是一人一台机器，让这个孩子的个性得到张扬，最终呢让他有终生教育终生学习的动力，他在毕业的时候介绍一个工作是一个义务，不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素质的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让他自己在社会上通过学习来找到目标。能够自我更新和充电，给予他这样一种培养。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我们要像引进汽车、引进高科技一样把国外的教育理念直接搬过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北京的民办高教最终一定会超越西安”
张西安的民办高校发展非常快，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有人认为西安的民办教育有虚热的现象，有泡沫的非理性的色彩，您怎么看待西安民办高校的发展？
黄藤西安的民办高校在宣传上，在某些高校的数据上有不实的成分，包括对自我的评价也有主观的色彩。但我认为这不影响陕西民办教育的发展和生命力。所有统计数据都可能有浮夸，但这并不影响一个国家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总不能无中生有吧，他说有个万人大学，你跑去一看是一所破房子，没有学生。因此我们提出要严肃认真对待这些数据。但不会因此而像有些人说的：生命力短浅。陕西的民办高校在历史的长河中会逐步地失去它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因为教育的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信息、政策等等要素的影响。西安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政策制度发展的不完备，政策的宽松和政府的支持。当别的大城市大都市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扶持教育的时候，当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的时候，西安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自身保守的观念会制约它的教育的发展。西安今天的基础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教育重镇，中国民办教育的消失也不可能使它的位置排得特别后。它的位置像西安今天的公办教育在中国的位置基本类同。
张您看好哪个区域的民办高教的竞争力？
黄藤北京。
张为什么？就目前来说，北京民办高教的发展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黄藤这是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你要看到今天北京的民办教育相当于西安五六年前的状况。那么，北京也不一定是西安几年前的水平而是西安10年后的水平，最终一定会超越西安。因为它在经济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对外交往的中心、信息的中心、在一流的公办学校的旁边，它没有理由不成为高教的中心，什么时候出来只是迟早的问题。依着肥沃的土地，有雨水，有种子，长树长草只是时间的问题。你看见山南的草地已经早早地长起来了，但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它长得好。
“民办高教界的李白杜甫时代还没到来”
张从您的视角，如何评价其他4所民办学校及其校长？
黄藤他们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中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一再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还只是奠基石，还不存在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就好像马拉松赛跑枪刚刚响完，如果我们今天有好一点的学校和校长，那顶多是“初唐四杰”，李白和杜甫的时代还没到来。我们都各自不同地为民办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西安的民办教育从外部看非常繁荣，但实际上就像一个定时炸弹，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黄藤如果有，是因为他不了解。他是站在外围。有人对我说：养生如养虎。你养这么多怎么行呢？10万、20万的大学有的是，怎么就不怕他爆炸呢？我们的学校和学生都没炸，真正被炸的是北大和清华。
张您认为国内民办教育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
黄藤政策。制度而后政策。因为现在没有给民办教育发展一个真正自由和公平的环境，而且在教育领域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政府的教育政策不再是支持一方，而是政府退出直接干预，用纳税人的钱来公平地支持教育的发展，改变它的投入方式。这不是取消政府的责任和投入，而政府介入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学校之间的自我支持。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让我很平和、很快乐。没有什么埋怨的东西，但我觉得制约教育发展的仍然是政策。这是根本性的。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4）
【外事大事记】
1992年7月，经陕西省教委同意成立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
同年9月，学院决定开办“西安自费留学服务中心”。
1994年11月，为了弥补学院教学经费缺口，董事会研究决定在正式职工范围内集资50万元。
1995年，为了解决校园场地问题，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3404工厂多次友好协商，租用其闲置房舍和场地，总计建筑面积约13845平方米。
1996年7月，陕西省教委批文准予成立“西安外事职业技术学校”；确定外事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
同年9月8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办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外事成立民办教育研究所。
1997年6月，外事投资120多万元建成汽车驾驶培训中心，对学生进行技能课教学。
1998年4月，董事长黄藤荣获“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光荣称号。
同年10月28日，西安外事学院和西安科技学院合并，黄藤为董事长。
2000年5月，“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更名为“西安外事学院”，取得独立颁发毕业证书资格，并于当年秋季招收计划内统招生。
2001年4月，外事“民办教育研究所”更名为“七方教育研究所”，分别设西安、上海和北京三个分所。
同年9月18日，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西安交大举行，外事作为第一所正式参赛的民办高校，获三等奖两项。
同年11月28日，“温暖工程”的开学典礼在外事职校隆重举行。来自安康、商洛、延安等贫困地区的1214名学生免费入学求知。这一大型助学活动免费招收学生之多，一次性投入资金之大，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温暖工程”项目。
2002年3月20日，《民办教育研究》杂志正式创刊。
同年4月20日，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同意授权外事进行剑桥普通教育课程（CCE）授课，并颁发剑桥教育资格证书。
【黄藤宏论】
校无大小。曾几何时，学校是否有名气，规模是大是小，几乎是民间衡量一所高校的共同“标准”。然而，当民办高等教育兴起之后，以这样的标准再去衡量普通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民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的实力就难免武断了。民办与普通高校在教育职能上无疑拥有这样一个共性：共同担负施行乃至普及高等教育的神圣职责。从国家对高教管理体制上来评说，“校无大小”就更有现实意义。普通高校也好，民办高校也罢，无不是在严格遵循《高等教育法》；从高等教育结构来看，各类高校在专业、层次、布局和形式结构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校无大小”使它们在教育心态上处于平等和互动的地位，在教育使命上担负起共同的职责。因此，学校规模的大小不应是评价一所学校存在价值与地位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效果来评价一所学校。
教无高下。教无高下是指应根据培养目标、办学层次、办学类型等标准来衡量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水平。理论型大学和职业大学、本科和专科各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一个职业大学的学生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一个博士生戴上博士帽应是同样完成了学业，对学校老师而言，都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它们各有侧重和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应用同一个学业标准而论学校。
学无长幼。我国现有公办高校招收的学生年龄限定在18—22岁之间，这不符合普高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要求。“学无长幼”就是使受教育者彻底摆脱和打破这种束缚，不单是年龄上的，还有身份、职业、身体状况等方面的束缚。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它更重要的昭示是，多年来围绕民办高校“争生源”的怪圈应当破除了，因为民办高校实际上拥有了最巨大的生源优势——一个无年纪长幼、宽进严出、用学分积累而非用学制限制的全民性的受教育群。
育无国界。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感的大教育思想，它使国内两大性质的高教机构在教学实践中更体现出了跨越和超越国界的特性。我国民办教育是在公办教育发展到相当水平后方建立的。民办院校机制灵活，反应迅速，可以在国际化方面作出更为迅速的反映。我们要像引进汽车、彩电等高科技产业一样把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手段引进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总之：
校无大小，至精则胜；
教无高下，以好为赢；
学无长幼，求伴终生；
育无国界，理真则同。
（根据黄藤《校无大小，教无高下，学无长幼，育无国界》缩写而成）
第四部分居安思危杨名权（1）
“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
张渝州学院从一个家电维修培训班，发展到现在已成为拥有万人规模的民办高校，其间的历程对于一位20年来亲历亲为的掌门人，必定十分难忘。学校在长期的发展中是怎样逐步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
杨名权办学之前我做了两三年的民办教师，后来到中山大学进修了电子专业，曾在江西钢厂做技术维修，后来决定自己创业。1983年我创办了家电维修培训班。当时社会上有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就业的门路，我们的培训班很快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当时，我们只用张贴几分钱的广告，立竿见影，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那时的广告还很少，我自己亲手刻光盘、油印，可以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