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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们对每个学生收50元钱，不久就有了几千元，这在80年代是很了不起的。可以说做到了低投入高产出，一路做得很顺当。1988年，我们创办了新余第一所民办学校“新余市电子技术学校”。
我们一直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培训，学生一毕业马上就送到沿海去，所以从1988年到1992年我们一直很火。1988年以前，江西人的意识还很封闭，尤其是女孩子出外打工的很少。1990年全国才出现民工流动的高潮。现在国家倡导的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进城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把农村初高中毕业的有志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培训。
我们有一整套的办学理论。“办学方向瞄准市场”。首先瞄准的是深圳市场，我们向特区源源不断地输送电子技术人才；第二瞄准的是职业教育市场，它包括三个内涵，职业技术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跟踪市场”。我们盯深圳盯得非常紧，20世纪80年代深圳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人才，1995年我们首届大专班学生200多人，9年过去了，现在大部分都是厂长、经理，资产过千万，非常有成就。90年代深圳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现在要求科技含量更高的高新技术人才，这些年我们学校根据深圳的发展变化也不断调整专业课程。
“学校工作围绕着服务”。我们很早就提出“教育就是服务”，一切为了学生，服务一切学生。我们办教育就要树立服务意识，学生是消费者，花钱购买你的教育产品和教育成果。因此，我们提出三大服务：服务老师、服务学生、服务社会。
作为一个校长，每天面对的事可谓千头万绪。但我们抓三个环节，“抓得来，稳得住，送得出”。“抓得来”是前提，“稳得住”是关键，怎样才能稳得住？只要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提高巩固率。现在有些学校的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达到30％多，而我们巩固率已经达到95％到97％。“送得出”是我们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我们开创了民办高校推荐就业体系的先河，率先将培训和就业融为一体，做到学有所用，用有所长。现在我们基本上100％可以推荐就业。
张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已经呈现区域化的势头，形成了西安、江西和北京三足鼎立的格局。和其他地区相比，江西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似乎就是学费低廉。
杨名权对。我们打出的旗帜是要办平民大学。我曾说过，江西的学校和西安相比有几大异同。首先说相同点，西安有众所周知的“五强”，我们江西也有，比如蓝天、大宇、渝工、航天、江西服装。江西还有一大优势，我们的就业主要面向沿海地区，所谓“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在这点上比西安有地缘优势。说到不同点，我们江西办的是平民大学，相比而言，西安办的是贵族大学。西安的学校可能会有异议，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拿学费来说，我们一年收3000元，他们则收五六千。
“我们已经步入外延和内涵发展并进的阶段”
张从1998年到2002年，渝州学院组队参加江西省大学生电子（电脑）大赛连续五届夺得大专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实现“五连冠”。不仅如此，200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电脑）现场设计大赛，作为参赛队中唯一的民办高校，一举夺得第三名。大家都知道，渝州学院是以工科为特色的，现在有不少民办高校也都设有电子、计算机和机电一体化专业，我很感兴趣的是，渝工为什么在专业特色上能够做出如此出色的成绩？
杨名权我们学校有办电子专业的历史，从办学开始就以此为主打方向。从教学上说，我们一直也很重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电子行业的前景十分看好，这个行业在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上是无止境的。就拿手机来说，先有模拟，后有数字，现在又有彩屏。所以，前几年深圳需要的是录音机方面的技术人才，后来是电视，现在对计算机技术方面的需求很大。可以说，我们是以电子起家的，有这方面的传统，又有这方面的优势。
张工科学校在资金的投入上无疑很大，而且对师资的要求也更高。那么，能否谈谈渝州学院在师资力量的建设和资金投入上怎样打造自己的专业特色？
杨名权现在，很多民办高校都致力于外延式发展的道路，就是专业越多越好。我们学校经过20年来的发展，已经从外延式发展逐渐转为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方向，可以说已经步入外延和内涵发展并进的阶段。我们的老师一部分来自附近企业的工程师、退休教师，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高材生，他们专业基础扎实，又有实践经验，在教学上都是一把好手。
张刚才您谈到渝州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地市级城市中规模超万人的民办高校，20多年来走了一条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之路。不同于一些学校经历的大波大折，渝工的发展似乎相对比较平坦，是不是这样？
杨名权其实我们学校的发展也不能概括为“追赶型、跨越式”，但也谈不上非常顺当，应该说是稳扎稳打，整个学校还是走过了起步、发展、壮大、上规模、创品牌的阶段。现在应该说是我们创品牌的阶段。从规模上说，我们比那些后来居上的学校要小些；但从学校特色上说，又比那些学校更为突出。在教育问题上，我认为同样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民办高校的发展，规模不一定能说明质量，但在现阶段规模是前提，规模是效益，尤其要把握好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四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过于追求规模，按照国外的标准，民办大学最具竞争力的规模应该是12000—18000人之间。作为我们学校来说，一直争取规模和质量并进，到今年9月份力争达到16000—18000的生源数量。
张规模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在民办高教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您刚才谈到渝州学院的发展将保持在12000—18000人的规模，是否意味着达到18000人的规模时将保持稳定，从而致力于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呢？
杨名权民办高教的发展也有一个从粗放型到密集型发展的过程。作为现阶段的民办大学，首先还是确保生源问题，要争取规模，这关系到生存问题。但是等到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不再负债经营，就应该将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现阶段的民办高校，几乎都是负债经营。我们学校从租房办学到滚动积累，1999年以前几乎没有负过债，2000年开始我们就负债经营、融资发展，2002年我们就结束了租房办学的历程。
“我们正在设想建一个职业大学城”
张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在建大学城，如东方大学城，它是个后勤服务的概念。您在2003年曾提出创建渝州科技职业学院万亩大学城的设想，这是基于什么考虑？这个设想能否付诸实施？
杨名权我们提出的是建一个“职业大学城”，突出的是“职业”两个字。我们从1983年开始办学，可以说开创了新余乃至整个江西民办学校的先河。90年代我们带动了新余市民办教育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到了2000年，新余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去年评选的十大万人民办高校中，我们是唯一的地市级城市中超万人规模的民办院校，被称为“新余现象、渝工效应”。新余是个人口仅80多万的小城，现在民办学校多达70多所，光民办专修学院就有7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独特的“新余现象”，而这种现象是由渝工的效应带出来的。
我们曾对民办教育的前景作了调研并预测，发现2003年到2010年是我国人口出生高峰，尽管高校在不断扩招，但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就新余来说，高中阶段的教育出现了“瓶颈”，初中毕业生的就业又遭遇难题，自然就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余有地理优势，“对接长珠闽”，为学生就业提供了便利。另外，新余是个不发达城市，便于提高生源的巩固率。正是有这几个前提，我们这几年的发展面临着大好机遇。所以，我们向市政府提出，要建一个万亩职业大学城。通过调研，市政府也肯定了我们的设想是“高瞻远瞩”的。
建设万亩大学城的设想与新余市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思路是相一致的。新余民办教育发展起来后，尤其是渝工壮大后其影响力不仅辐射到周边地区，而且是全国，这对新余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发挥了良好的效应。所以，市政府对此十分扶持，准备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将借鉴北京东方大学城的一些做法，比如在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上将采取社会化、产业化的做法，以实现资源共享，学生宿舍也采取后勤社会化。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教育不能产业化，但我认为，非义务教育以外的部分可以采用产业的方式来运作。
张听说这个万亩大学城还将建立一系列的科技园区或产业园，能否介绍一些具体设想？
杨名权大学城的建设要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怎样培养应用型人才？就是理论够用为度，动手操作能力强。因此，在大学城中需要建一系列相关的、配套的实验基地。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办出特色，必须创新传统教育模式。原来我们的教育模式是就业型的，这种就业是“填补型”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紧跟国际市场的发展，要变就业型教育为创业型，这是当今国际高等职业教育的潮流。我们创出一个企业，就创造了一大批的就业岗位。所以，在大学城建立科技园区，就是给创业者提供一个条件优厚的平台。同时，也吸引、倡导我们以往的毕业生回到科技园区创办实体，正所谓“引凤出巢”。本着“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我们还在深圳创办了一些实体，主要生产卫星定位系统，去年才开始启
第四部分居安思危杨名权（2）
“突破小城办大学，突破小区域辐射全中国”
张渝州学院突破小城办大学、突破小区域辐射全中国，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您认为能够取得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杨名权首先我们定位比较准确。从学费价格上说，我们在小城市办大学，就要面向广大农村子弟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所以收费不能太高，我们办的是平民大学。我们的生源遍布全国，尤其是不发达地区，比如去年在宁夏就招收了300个学生，在山东荷泽每年都要招几百个学生。另外，每年在贵州、湖北、安徽等地都要招收大量生源。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就是使学生花比较少的钱能购买到比较好的教育产品。
第二，我们的办学思路比较切合实际。概括起来就是“办学形式多样化”，使不同的家庭、青年人在这里求学都有选择的空间；“办学目标职业性”，就是我们紧紧瞄准职业教育；“办学内容应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办学方法实践性”，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使学校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种定位和思路不仅符合新余的实际情况，也切合我们的国情实际。
张民办大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几乎都经历了草创期的艰难。相信您在2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一定深有体会。
杨名权最艰难的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创办之初。1986年办学要经过5个部门的审查，市科协、劳动局、商业局、工商局、军分区，只有5个部门审核通过了，才能发证办班。但是到了工商局那里，硬是不给批。没有什么理由，那时国家对社会办学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认为还是“非法办学”。可是学生已经进来了，如果学校不能办下去，退学费事小，还要补偿学生一大笔费用。更严重的后果是，非法办学的名声将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于是，从早到晚，我们候在工商局个体股，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讲道理，可对方就是金口不开。无奈之下，我们又急着疏通关系，希望事情能有转机。那时学校老师本来就少，我还是主讲老师，根本离不开课堂，只好派老师轮流“公关”。说实话，要不是当时能顶住那样的压力，哪里会有学校的今天？
张梳理渝州学院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1983年创始，1992年成为全日制综合性民办高校，1997年被列为首批高等教育国家学历文凭考试院校，2001年具有独立颁发国家学历文凭资格，2002年成为江西省重点扶持创造条件上本科的民办院校。现在江西的三所上规模的民办高校都在力争升任本科，那么渝州学院在“升本”上的时间表是怎样谋划的？
杨名权我们正在考虑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升本”。按照国家对升任本科院校制定的标准，我们在硬件条件上基本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最感棘手、最头疼的问题是师资。大家都知道，城市越大，人才的聚集效应就越大，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才“凹地效应”。新余是个小城市，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比较薄弱，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不具显著优势。但渝州学院背靠新余钢铁厂、职工大学，此处可谓藏龙卧虎之地。近几年国企转制，一批来自钢厂的优秀人才在重新选择时走上了我们的讲台，成为学院发展很好的后备力量。我们计划在2005年到2006年争取升任本科院校。
“民办大学不应再突出‘民办’二字”
张您在谈到现阶段的民办高校时，多次强调不应再突出“民办”二字，这是我在采访许多民办大学时较少碰到的，为什么？
杨名权前几年大家强调“民办”，突出“民办”宣传，诚信办学。就整个民办教育的发展来说，许多学校还缺乏特色，只有在民办学校体系内比较，才能凸显实力。但是现在有一些民办学校质量不高，在招生等操作中有不规范行为，大大损害了整个民办高校的声誉。
民办教育的发展让人极易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企，那时民企给人的印象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民企和国企现在形成的是两分天下、并驾齐驱的格局，甚至出现“国退民进”的趋势。相信中国的教育未来也有这种可能性。但目前不现实，公办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是占主导地位，国民对民办高校还持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偏见。民办高校如果不加强自己的实力，不把自己的竞争力置于整个国家的大教育背景下进行考量，它的发展将越来越艰难。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公立大学还不能完全满足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民办高校的发展还是有着广阔的空间。
张您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民办高校在整个教育中的位置和未来前途？2003年教育部独立学院政策的出台在民办高校中间激起了很大反响，作为有着一定历史的渝州学院，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冲击？
杨名权首先我想说的是，民办高校20年来的发展可以说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在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自筹资金，滚动发展，壮大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每年都要向国家输送6万—7万毕业生。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只有通过教育、培训，才能将人口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同时，为家长排忧，为青年成长铺了路。还有，民办高校在管理体制、后勤社会化方面积极有益的探索，可以说为公办大学开创了改革之路。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他们的“师傅”。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可谓悠远，孔子堪称“中国私立教育的先驱”。我对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目前公立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不容否认，而民办大学的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依赖性，直接和作为经济主体的民企对接，就业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甚至大于机遇。一方面要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另一方面教育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仅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剧，招生投入越来越大，而且民办与公办的竞争、中外合作办学和企业集团办学的参与都增强了竞争压力。所以，如何把握好机遇进行发展，这是每个民办学校都要面对的难题。
二级学院对民办高校肯定会带来冲击，首先他们有着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在吸纳民间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面对这种冲击，我们也想好了应对策略，就是和公办大学对接，一块牌子两套人马，苦练内功，提高质量，以特色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
张渝州学院正在创新办学理念，您提出了“经营”学校的理念，即教育就是服务，能否具体谈谈您的大学“经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