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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高校录取只看闭卷作文，我们将排除许许多多的费滢滢。
因此，我认为，应该取消闭卷作文作为高考和高校录取的惟一作文成绩，代之以闭卷作文和开卷作文并存的形式。
为什么？
因为开卷作文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长处。与开卷作文比较，闭卷作文的一些短处也就显现出来了。
闭卷作文的思考仅一瞬间，考的是速度，不是深度。做开卷作文，孩子思考的时间较长。这个思考的过程，往往是孩子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孩子的思维逐步成熟的过程。由于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比闭卷作文要宽松许多，学生有机会在横向上自由放纵自己的思维，在纵向上挖掘思考的深度。
闭卷作文一定是单干，但开卷作文可以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当然，这种合作不一定指“合著”，而是指在思考的过程中，与他人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碰撞火花、取长补短、利己利人。
开卷作文，能培养孩子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与人探索、交流、合作的心态。闭卷作文往往培养孩子一种封闭的、防范他人的心态。
闭卷作文以其“闭”使之更具考试的意味，孩子往往患得患失，甚至无所适从；开卷作文以其“开” 使之更具作业和练习的意味。因此，美国孩子做申请大学的作文时，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种表达思想、互相交流的机会，一种练习、一次作业而已，很少人把它看作一次考试。
当然，所谓的长与短，有时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比如，闭卷作文思考的时间短，开卷作文思考的时间长；前者考速度，后者考深度。孰优孰劣？似难武断。但是，不管怎么说，最终的论文、最高级的论文、最权威的论文、代表人类文明的最精华的论文，应该是开卷作文。君不见，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都是开卷作文！
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开卷作文的作用，更不能以闭卷作文作为高考和大学录取的惟一作文方式。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我们在等谁（一）
满天的彩霞总是始于一抹晨曦
在国内作报告，几乎每次都有听众问我：“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改革高考？”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实施素质教育？”
“你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抱不抱希望？”
……
我说道：“大家说说看，这个问题应该问谁？”
听众愣了一下，然后七嘴八舌……
我又说：“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应该问谁。”
听众安静下来，等候我的回答。
我把手向台下一指：“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自己……”
听众哗然。
我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如果我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大家回去给孩子减负’，这有作用吗？连教育部说了都不起作用。许多人都说，减负减不下来，是因为有高考卡在那里，如果取消高考，谁也不愿给孩子加负。真是这样吗？美国并没有中国这种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但是有许多人到了美国后照样给孩子加负。所以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因此，等谁都没有用。也所以，谁也不要等谁。如果真要等谁的话，就等我们自己。”
有观众鼓掌。
有一次，我就着这个问题反问听众：“请赞成取消高考的举手！”
许多听众你望我，我望你……
有的人举起手来，望望别人，又放下……
这一来，引发许多问题。
有些人主张立即取消高考，至于用什么办法来代替，完全不去想它。
也有人主张等中国走后门的现象消失了，才改革高考。否则，会污染这片净土。
我说：从空间看，走后门的现象全世界都有；从时间看，自从有了人类以来，走后门的现象就从没有消失过。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走后门的现象将会一直存在。这是不是说高考将长期存在，将长期无法改革？更重要的是，走后门的现象不会因为我们的等待就自动消失。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净化我们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改革教育的过程，就是净化的过程……
人们议论纷纷。
更多的人，虽然主张取消高考，但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代替高考。
那么，什么是代替中国目前的高考的最好办法呢？
今年，中国有22所大学作为自主选拔录取的试点院校，自主招生的额度为5％。这一举措，在中国造成轩然大波。请看一篇报道：
谁会成为幸运的5％——22所高校自主招生
这几天，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每天咨询自主招生的电话接连不断。“你们5％的名额是怎么定的？”“是不是不用经过考试，学校自己可以决定要哪个学生？”
……
在这次教育部宣布22所高校为自主选拔录取的试点后，很多学校的招生办电话与政法大学一样，成了热得不能再热的热线。“我们希望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招生原则。”一些学校先后给媒体打来电话，还把自主招生准则上了网。
谁会成为5％
所谓自主选拔录取，顾名思义，就是高校有权自主决定招收学生。同样，高校也有权力划定自己的招生范围，不是所有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能成为5％。中国政法大学要求，选拔对象必须出自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范围缩得更小，指定了若干所中学。同样，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用足5％的名额，比如；北京大学只用了2％的指标，约50人；而中国政法大学决定自主招生60人，占3％。
从各校已经公开的自主招生准则看，“德智体美”依然是主要考核指标，不过分别被各校细化，或是加上各自独特的选人标准。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人才观就是：政治思想方面突出，某一学科成绩突出，具有创新能力、文艺特长、体育特长，并各学科分别达到学校的规定。
北京大学则将自主招生的生源条件划定为5种类型：学习综合成绩特别突出者；具有超常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优异成绩者；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者；思想道德品质有优秀表现者；其他具有特殊才能者。与中国政法大学相比，北京大学多了一条“其他具有特殊才能者”，为不在一般才能考核范围内的优秀学生留了一条退路。
清华大学没有这样细化，它规定一个大纲，即学校招生实行“以文化课考试为主，多元化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经清华大学指定的中学推荐，并由清华大学考核测试后，可认定为“自主选拔录取”的认定人选。实际上，在今年的自主招生选拔工作中，清华大学通过举办不同类型的冬令营活动，已对考生进行了各种测试，并在统筹考虑测试成绩的基础上，初步认定了150名学生作为自主招生的后备人选。
复旦大学则把指标留给3类人：一是能够体现学校特色专业的特长生，主要指没有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的途径展示自己才华的文科生；二是综合表现优秀的尖子生，主要指那些在成绩、能力等各方面表现都比较突出的优秀学生；三是传统眼光中所谓的“偏才”“怪才”等。
大学信誓旦旦保证“三公”
招生学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近几年，保送生丑闻、特长生丑闻、高考舞弊丑闻频繁见诸报端，学校的诚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保送生名额被压缩80％，“三好生”加分被取消，高校招生“自主调配指标”在一些地方被取消。现在，教育部门又授予一批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这一权力会不会再度被滥用？“很多人把自主选拔录取误解为自由招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处处长张奇向记者澄清了这个概念：后者是学校权大无边，完全由它说了算；而前者则是在刚性条件和严格秩序的监督下，学校只是具体执行者。
作为第一批试点院校，各学校非常谨慎，生怕权力运用不当而影响学校声誉。为此，许多学校制定了严密的招生程序，并将有关监督规则放入了招生规章之内。
北京大学要求，在学生志愿填写推荐表得到校方认可之后，专家进行初审确定候选人，并对候选人进行文化课考核。合格后，专家组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候选人答辩。最后，入围人选将在其所在的中学进行公示。
中国政法大学同样有一套严格的招生程序：在招生透明化的同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以及社会、新闻媒体的监督。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中学、学生和学校招生工作人员，一经查实，将分别取消中学推荐学生资格，取消学生录取资格，由纪检监察部门根据情节对招生工作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清华大学规定，如有推荐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学生的认定资格和该生所在中学3年的推荐资格。
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
尽管很多学校都保证力争做到“三公”，但很多教育界人士仍然提出质疑。
“这是好事。”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负责人表示。从中学角度而言，这种选拔方式有利于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每年都有很多学生，或是因为几分之差，或者在高考科目之外取得的成绩得不到认可，结果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学习。比如，同样是奥林匹克竞赛，生物竞赛获奖得不到大学保送资格，导致很多学生不愿学习生物。
但这位负责人还是有疑问。他以小学升初中为例，当初北京市规定电脑派位，本意是要保证教育公平，最后电脑派位剩下的都是一些没有后门的学生，有能力的家长早已把孩子活动到别的学校。再以特长生为例；某年迎春杯的比赛，从个人赛改为小组赛，只要小组里面有一个尖子生，其他学生就都跟着一起享受荣誉，导致那年的一等奖泛滥，原本二等奖就可以当特长生，可这所重点学校连一等奖的学生都没能接收完。
北京曾经有几所高中实行提前招生。校方力争做到透明公正：考卷由外地出题，校内老师均不知题；公布考试成绩，按照成绩高低录取学生。即便是这样，也难免出现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加分。一位家长曾经给学校打电话：一个学生几个月前还是汉族，考试时怎么就成了少数民族？
“高校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肯定会力争公平。”这位高中负责人并不怀疑这一点。他说，每个好大学都会爱惜自己的声誉，可他们能抵挡得住下面的弄虚作假吗？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研究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呼吁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但是现在他却认为：“当前对高校招生而言，保持公正、清除腐败的问题比扩大自主权更为重要，就像南水北调一样，先治污、后引水；否则，是没有意义的。”他建议扩大招生自主权应该缓行。
杨东平举例说，高校曾经有2％的自主调配指标，这2％的指标带来了不少争议。有的省曾经以取消2％的行动代表反腐决心。“在目前社会风气、道德标准和学校管理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扩大自主招生权力就意味着扩大腐败。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分数还是最公平的考核方法。”他说。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我们在等谁（二）
“三公”为什么在国外不是问题
对国外许多大学而言，分数只是衡量学生入学的一个指标，却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以美国大学为例，除SAT成绩（SAT考试原本的设置宗旨是对申请者的学业知识以及逻辑推理能力进行测验。半个世纪以来，这项考试在美国一直都作为美国大学入学选拔制度的中心项目）以外，还包括：是否当过学生会主席、是否得过文体比赛名次、是否在著名报刊上发表过作品、是否当过义工、是否具有团队精神、教师校长推荐等表明个人能力的因素，以及杰出体育才能、少数民族、当地居民、父母是校友等非学术性因素。
对美国高校而言，“特长因素”加学术因素，是考察学生的综合指标。这一指标在美国已经执行多年，却很少引起非议。美国的高校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王晓阳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他曾经与别人合作，专门写过一篇比较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招生制度的论文。
王晓阳副教授介绍，相比而言，美国的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的申请者在确定自己希望所上的大学之后，直接申请入学。中学以及地方的教育官员不介入招生过程。加州大学的招生官员参照多种材料，例如高中成绩、个人自述、推荐信等来评价学生，在选拔学生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加州大学目前似乎倾向于更加减少考试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
对国外大学而言，长期招生已经形成一套信用体系。学校想要最好的学生，不会因后门而录取差生。王晓阳副教授介绍，如果有照顾，学校也会大大方方地说明录取的原因，比如说通过录取名人的子弟等方式增加学校的知名度，但这部分比例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前几年，曾经有记者假扮家长，以捐钱为名要求剑桥大学录取自己的孩子。此事被媒体披露后，校方对有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国内高校也意识到这一问题。“高校在拥有招生自主权的同时，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保证自主选拔的公平公正，无疑需要高校自身加强制度建设和增加自律意识，但仅仅靠高校信守承诺还远远不够，公正公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宗俊峰说。
宗俊峰直言，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考生和考生所在的中学以及高校，都将面临考验。中学能否客观地将学生推荐给高校、学生能否切实履行自己的诺言、高校能否客观公正地选拔优秀学生，都涉及个人或单位的诚信度。“应该加强后期追踪和调研，逐渐建立起一套信用体系。这对高校自主招生工作长期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宗主任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原春琳）
读了各报刊一系列的关于5％的自主招生的报道，我看到了中国高考改革的一抹曙光。中国终于跨出了这难能可贵的第一步。这是中国高考改革的希望，也是努力的方向。
难能可贵的缺陷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琢磨，我们不难发现，这难能可贵的5％，仍有不少的先天缺陷。
首先，这个5％就意味着100％先天缺了95％，更重要的缺陷是这5％只面向少数地区、少数学校、少数人。由于不是全国的考生都能申请这5％，这就使得这个先天缺陷更有局限性。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只向北京、天津、河北等9省市的59所中学下达自主招生计划。这9省市的59所中学以外的任何优秀学生，只能望人大的5％兴叹。5％本来已经是少数，再加上5％只惠及少数地区的少数学校中的少数人，总让人有杯水车薪的遗憾。但是，中国毕竟有了传统高考以外的5％，这就是希望。因为，满天的彩霞总是始于一抹晨曦！
其次，受这5％惠及的考生，只能申请一所大学，只能把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这所大学。他们只有被大学挑选的权利，而自己没有选择大学的权利。可能有人会说，能让你上这22所大学中的任何一家，已算不错，你还想要什么？许多中国考生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利。我这里说的选择权不是说A类B类的第一第二志愿的选择，而是A类B类的第一第二志愿都选择我的话，我拥有挑选他们中的某一个的选择权。当我自己的孩子可以不受数目限制地申请任何美国大学时，我感到一种“解渴”似的爽快；当我自己的孩子收到数所大学的录取和资助通知书，这些大学小心翼翼地在等待、试探孩子的决定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解恨”似的快意——原来孩子也有天赋的选择权利！不错，能让你上这22所大学中的任何一家已算你幸运，但“我”想要的是本来就属于“我”的选择权，而不仅仅是被选择权。这也是这个5％的另一个缺陷。
再次，由于孩子没有选择权而只有被选择权，因此，从总体上看各大学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尽管这次获得5％的自主招生权的试点院校只有22家，尚不足中国高等院校总数的5％，但这少量的学校之间也没有为这5％的自主招生试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