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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对自己，一个有性人，扪心自问：首先，他是否跟其他人一样，对自身的性感到过敏？与他们相比，自己的性欲过强还是过弱？两者中哪个更幸福？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有必要三思。然而，正如我们已观察到的那样，有趣的是：由于境况不同，其结论也截然不同。例如，他看到或听到性犯罪的言论或消息，跟那些肇事者过度的情欲相比，他常暗暗感到自己还算正常。但他在某次聚会上感到强烈的性冲动时，望着他人平静的面孔，又为自身骚动的情欲愧不可当。要言之，他徘徊于应付性的两种不同方式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而且，怎么也无法知道自己的性欲是强还是弱。他只是确信，两者都算不上幸福。即便到了年事已高、情欲全无以后，他也会依然往返于这两者之间，消耗着精力。也许在性欲强弱与否的问题上，两者都可能，也都不可能。那么，他的性欲不断折腾到何处才了？回到男女关系本身，还是辗转之余回归原处——自己本身？他已无法追问什么了。
有一天，他见到一个自称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的朋友，谈起阳具和睾丸之间的距离问题。当然，交谈一开始，主导权就掌握在那位友人手里。
“简单地说，我们所有人的性生理构造表面上没什么两样，但正如每个人的长相不同一样，其实生理构造也各有偏差。这种偏差不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比我们所想的差距要大，只是我们全困在各自的性感里，不甚了了而已。”
“当然，由于生理构造不同，所以生理反应也不尽相同。但你想过没有，过分强调这一点，就会犯荒唐的错误。比如说，由于承认性感或性欲的个人差异，就认为性暴力者是不知自己的性欲比常人过强所致，而禁欲的神职人员的性欲则相对弱小。”
“我也许说得有些夸张，但那完全是可能的。幸亏世界还没犯你所说的决定性错误。不过说到底，决定一个人当圣职人员还是性犯罪者仍是性欲的多寡在起作用。我不仅站在科学
的立场上，而且想通过性——时代的新科学，揭示新的面目。”
“我不那么想。我比你更科学。我以为阳具与睾丸之间的距离长短，决定各人的性欲质量，总之，我想千方百计换个说法。短距离者，他的精子——性欲的根源——向阳具直行；而长距离者，精子盘曲徐行才能到达阳具。尽管阳具与睾丸间的距离，长不到哪儿，也短不到哪儿去；而且谁直行谁徐进，还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性欲的强弱确实与两者的差异有关。一句话，围绕性欲呀、性感呀谈是非曲直，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精神的、物质的一切东西都彻底潜入性之中。可见，即便在生理上，归根结蒂是人的大脑支配着性欲的增减。这一事实非常意味深长。我们由于睾丸的生理作用可以感受到性欲，但大脑则对这种生理作用却有相当的影响力。对女人也一样，尽管我用的是睾丸一词。女人自然没有睾丸，但该有相应的东西。好了，现在已经很清楚，关于我的性欲强弱问题之所以找不到答案，是因为阳具与睾丸之间存在矛盾。也就是说，睾丸是我们的精神，阳具是我们的肉体。”
现在，我让他们的对话到此结束。我所以斗胆做了这番烦人的长篇大论，是为了揭开迄今为止男人对性的基本的认识形态。我虽不敢说它具有普遍性，但我对性的态度是一种性观念，而性观念对男女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如何具体影响，我没法说，也没那个能力。
无庸置疑，所谓爱情如同蜻蜓、苍蝇的复眼，只有无数个单眼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映象。那我如何以苍蝇的眼睛去看另一只苍蝇的眼睛呢？即使可以看到又如何形成一个映象呢？
然而，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性观念为何经常以至习惯故事化呢？我们经常渴望把自身的情况和立场故事化，而后加以透视。其结果是，我们决定和规范我们无法决定和规范的事情。这使故事的属性无法自由。所以，尽管现在我想尽力避开某种规范的调门，但仍自相矛盾，以自己有限的视角去造就一个凋零的意识形态。可是，能不管的且随它去吧，继续讲下去也未尝不可嘛。
其实，要说所谓讲故事的错，也并易事。不仅是专业小说家，包括爱讲故事的普通人在内，要想品评他们的功夫，可大致照如下尺度：差的叙述者讲性故事，姑息故事脱离自身的现实。换言之，他们会脱离生活现实，投入到自己制造的故事流中，而后安排一个像样的头尾。他们经常在叙事中遇到自己也无奈的瞬间，便作番偶然的夸饰和有意的歪曲，不知不觉出卖了自己，事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但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最后成了习惯。
相比之下，好的叙事者在讲性时，不仅限于向对方传达什么，诱发其兴趣或自我满足，且把讲故事本身也视作一种性，以至实践存在主义的生活，简言之，实践自己的生活。
但我重复一遍，即便如此，事情也并非简单易决。
他在上班途中，在地铁里，再次看到了她的容貌。他拨开人群好不容易走到了她身边。和往常一样，她没化妆，戴副黑边眼镜，正埋头看报纸。他费力地挤到她旁边坐下，伸长脖子想看她关注的新闻是什么。
她瞟了他一眼。突然撕下半张报纸，头都不抬递到他面前。他猝不及防，接过报纸，愣愣地瞅着她的侧脸。但她仍无表情地埋头看报。他悄悄收起嘴边的笑意，也开始念起报来。尽管她的举动出乎意外，却也合乎她的性格，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小体字，心里认真思忖起来：现在该是他采取合乎他性格的举动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小说的一个部分。小说家为了描写一年青女子的唐突性格，安排了这样一个纯突发事件。这段文字自然受到许多嫌疑和批评。它多少虚构了一个跨越因袭的女人的故事，隐藏着作者个人对女性的表面理解。这种旨在让读者期待一个似乎有趣故事的露骨企图，乃是他跟商业主义共谋以至勾结的结果。
然而，我对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也有一点怀疑。如果那小说家写的，只是一种故事空间所容许的自娱又如何呢？非得站在泥泞地上才算真正的生活吗？游戏，说它游离于生活，倒不如说它在跟生活维持平衡的同时，赋予我们对现实的重心。一句话，我在此再次目睹了爱情这一复杂的多面体。
一个性变态者的手记深沉的泪水（5）
当然，讲故事者犯错误，确实存在。既然说到小说家，那就让一个具体的小说家登场吧。一天，一个年青作家开始写一部揭示其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为了尽可能剖析自己的一切，便取名曰《裸身与肉声》。在写作过程中，他心想既然要暴露自己，那么用自己的裸体照作封底也不赖，这样可以保持形式与内容的一致。等到他的长篇小说大功告成，他决定付诸行动。经与出版社商议，选定了照相师，在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他拍了张裸照。
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他还没得及看照片，就匆匆出国了。他在国外呆到第三个月，国内来信说，他的照片无端刊登在一家体育报上。但来信过简，无法知道详情。他感到莫名的不安和烦闷。几天后，他的亲友来信说：大有看头，燕雀岂知鸿鹄之志，不知何时出书云云。值此，他才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开始担忧起来。绝望之余事事不上手，便连喝了几天酒。这时，他接到了报载的文章和照片。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告诉他，她已经写信给亲友做了解释。等到他念完报纸，他再次受到不出所料的冲击。而得知妻子写了解释信，他就如塑料发
泡，或者手榴弹在手中爆炸一样，一下子散架了。现在，面对一件并非他惹的事儿，他干吗要解释、要收拾残局呢？过了几天，他好容易打起精神，往给他寄报纸、照片的同行写了一封信：朴兄的来信，其重要性远出乎我的意料。直截了当地说，我决心拍照的动机是，因为我作为小说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未免太执着于自己的视角，所以想把写小说的行为扩展到现实之中。故借此机会，把写作行为扩展到书上，并思考进一步开拓的可能性。所以，作为一种开拓方式，我把自己的裸照放在了封底上；也就是说，这是我为了摒弃一切小说家的虚伪意识而自行设计的苦肉计。说到底，也是对我写小说时常产生虚伪意识的一种警戒。尤其是此间，我跟致力于冲击我国社会保守规范的人们有了密切来往，常常看到周围人怀疑和忧虑的目光。每当此时，我便指出这种疑虑没有根据。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辩护远远不够，于是就下了这种决心。
然而，如今回想起来，我却不能不痛感到自己的过失：我的企图又是一种自我封闭，即我容忍并低估了拍裸照的轰动效应。由此看来，毫无疑问，我依然禁锢在自我理论中动弹不得。
我原想竭力做得慎重些。出国前只是拍了照，至于照片放不放封面，若放又如何解读等微妙问题姑且保留，而且把我的意思对摄影师和出版社做了充分说明。然而，不顾我们谨小慎微，诡谲的大众媒体乘虚而入，给我们招来了难以想象的啼笑皆非的倒霉事儿。
可是，在发火之前，我想具体回顾一下我犯的错误范围。要不是朴兄，我差点坠入五里雾中，白白遭受别人怪异的目光。当然，大部分人表示理解我并非出自本意的窘境，但我也收到一些人的信，他们认定刊登照片确系我的本意。覆水难收。总之，我完全放弃了刊登照片的打算。这样看来，我是屈服了。可是，我究竟向谁屈服却不可能有明确的答复。我感到羞愧难当；而且，这种羞愧把我完全打倒了。
可怜巴巴的信，就写到这儿。下面就报纸上的照片和报道，做番凌乱的说明：在一张黑白小照片中，有架打字机和一个坐在书桌前的男子。他除了那块遮羞布实在不能丢弃外，他全身赤条条的。这位小心翼翼的小说家表情正经，坐姿有些犹疑不定。
1990年4月15日。展示我的裸体：作家崔某新作《裸身与肉声》封面引起书迷关注。——青年作家崔某准备把自己的裸体作为今年出版新作《裸身与肉声》的封面。对此人们说，他是想以正面照向世界公开自己确系男性，还是想显示肉体美以自误——看情况还能引起色情的问题——作家未必如此低劣、不文明，但小说家公开自身裸体，确是史无前例，格外引人关注。
1990年4月22日。崔某新作封面裸身公开——山野春光明媚，街上处处是公演、展示等海报，正在热烈开展文艺活动。今天继续讲上周没说完的小说家崔某光身裸体的故事——先让我们瞧瞧崔某准备刊在年内出版的新作《裸身与肉声》封面上的裸体照吧——这就是上周说的裸照吗？比预想的裸得不够呀——作家崔某并非不文明低劣，而是打算让读者目睹其忠实于作品自身的面目。此属小说家之首——总之，引发色情是非的担心已被消除，令人宽慰——摄影师具某去年以崔氏为模特儿拍的几百张裸照中，这一张最富有情调——不过，事情大有蔓延之势。迄今为止，除了行为艺术家以外，尚无公开裸照的先例；所以以此为契机，文坛上以怪异行为闻名的文人会掀起裸照风吗？请看作家崔某新作《裸身与肉声》！
读罢上述报道，他首先对这日报文化部记者的用语和整体想法之出奇的轻松，感到有口难辩和无奈。他们单单因为他的书名用了“裸身”一词，就以为有了随心所欲滥用这一词语的权利。一句话，他们对小说没有起码的关心，打开始就根本无意去理解这部作品，甚而不知道这正是对作品的致命打击。他们的想象力跟报纸的销量捆在一起，飞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行，磨平了自己的鞋底。他们乱拍双翅，虚张声势！他无法理解这个。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当他再次拿起笔时，不禁笑意泛上嘴边。归根结蒂，由于那篇报道，他拍裸照成了一出绝妙的喜剧。他的过失不断扩张，横无际涯，淹没了一切相关者。一言以蔽之，他太天真了。世界围绕他的意图和他本人，就像左右手彼此相掐，两败俱伤。而且正是他本人，激起人们解读的欲望，怂恿那些记者写下了那样的报道。
所以，自然而然，他只有一事可做，即废弃照片。但是，不论怎么说，他最终连累了其他小说家，不论是诚实的或怪异的全体小说家，尽管一切并非出自本意。
讲这故事的我，正是小说家崔某。我没有任何理由使用第三人称记叙这一事件；同样，我如此执拗地、言之凿凿地披露这一事件，也没有什么大缘故；我只是不愿意走到故事的前台，也不愿完全退出而已。当然，我讲这些也并非为了追究责任，而是如前所言，向所有被我连累的诸位谢罪而已。如此看来，我的裸照是个插曲，成了本书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这一事件不是走火的枪弹，而是哑弹。从某种意义上，哑弹要比走火幸运得多。
一个朋友见我为这个问题伤脑筋，便说：
“不必神经过敏。况且，这种事情本来就没完没了。炒作新闻的人比谁都清楚。”
我听罢，有些激动地反驳道：
“你想过‘没完没了’的含义吗？你知道‘没完没了’带来的恶果有多大吗？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任由别的机制支配，不顾危险为所欲为；一旦出事，便溜之夭夭，不负其责。你不知道吗？”
随即，我又心绪错杂地思忖：从何时起，那些以大众为对象的文字，当然包括小说在内，开始如此正面瞄准大众的好奇心的呢？为什么它们对有关裸体的话和形体作出莫名的过敏反应？可见我对他们的刺激有多大！我今天才弄明白称作我们的所谓大众，要求性的圣坛要有接连不断的供品；而且，这些高喊为大众赤膊上阵的文字以至新闻工具，一句话，只是阳具贴睾丸，不，两者合而为一的畸形——现代文明的突然变异。
我的小说之所以采取非小说的随笔方式，也正是为了回避这种荒谬的突变形态。
一个性变态者的手记深沉的泪水（6）
回想起来，人类为穿衣所花的时间，跟后来他们为了脱衣所花的时间一样长。人们对他人裸体感到刺激，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自然是裸体激起观者的占有欲；其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现胴体，人沉入内秘的性感之中，并使他们审视自身的胴体。一般地说，人们习惯于看他人的兴奋状态胜过让他人看自己的兴奋状态。
既然我已经拍过裸照，而且露骨地大谈性，那么我这个小说家不也让别人兴奋不已吗？尽管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我周围的人，尤其是女人，虽有好奇和兴味，但大都以错杂的目光望着我。她们听我说话，就像电影演员的妻子目睹自己的男人跟女演员拍情意绵绵的戏一样。所以，听我讲故事的人里面，也有无名氏向我投来嫉妒的目光。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家与电影演员之间多少有些相似。电影演员的妻子或情人目睹影片中自己男人的恋爱场景，觉得丈夫溶入其中，不免怀想：为什么他对自己不像电影里那样尽心尽意呢？为此，她感到焦急、怨恨和嫉妒。小说家的妻子和情人也是这样。她们读着类似的文字，觉得男人疲于写作，加上素材告罄，抓到篮里便是菜，便心怀疑惑与愤恨思忖：他为什么不像对待小说女主人公那样对我体察入微、关怀备至呢？此时的妒忌，正是故事本身的界限。但转念一想，小说家与电影演员之间的差异，也在这一点上暴露无遗。电影演员通过画面完全暴露自己，而小说家则通过全部文字投下不透明的影子。而这不透明，无庸置疑正是妒忌的对象。
所以，我心怀复杂心绪写下了如斯文字。我的感觉就像阳具被人捏在手里看色情电影一样。他或她通过手中的感觉，感知我对刺激场面的反应程度。一句话，我正受到心理压力，并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受到性压抑，进而导致性心理的退化。由此看来，小说家确是受害者。我如何能摆脱压抑变得自由呢？那些旁观我的压抑、或者受到压抑而又反过来压抑我的人们，何时才能自由呢？
但我暂且不能再说什么了。此时，我痛感自己不再有片刻的自由，而且相信以后也如此。从现在起，我所说的一切，将不再飞向外部世界，而是流向心底，让我感到沉甸甸的。假如野草可以哭泣的话，那泪水会流向何处？流向根深处！
一个性变态者的手记阳具和睾丸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