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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那种感觉。要害重要无比，但同时又脆弱无比；而其周边的肉块儿与其说是在保护那个要害，不如说是在孤立它，放大对自身弱点的自我意识。这个国家之所以不顾其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对外、对内或是自身，都一以贯之地被自重之乱的问题抓住脖颈，也可以由此见出一斑吧。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看着地图上的韩国，一会儿说像兔子，一会儿说像老虎，可实际上从没有人管那是兔子还是老虎，张号角倒是常常联想到装在袋子里悬在半空中的动物。在袋子里面不是老虎的兔子近乎狂暴地拼命挣扎着，可不是兔子的老虎却不能用它锐利的指甲撕开袋子，始终被关在里面重复着毫无意义的挣扎。而他也像爬进那个袋子、或回到自己黑漆漆的洞穴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但在那里他是否能抚摸抱在怀里的兔子，或被老虎抓到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老虎的趾甲呢？他说不好，因为自己也无法忍受不知是被谁绑住入口的那个袋子里的郁闷。
他走出房间，到院子中央的水龙头处用大大的铝盆接满水回到房间，然后打开书包的拉锁，拿出皱得不像样的塑料兜，那里面装有干海带。他随手抓了一把放进铝盆，随着海带沉到水里，水往外溢出来了，但他毫不在乎。他背靠着墙点上一颗烟，等着海带被泡开。烟雾像海里漂着的海带一样飘到空中，他看着烟头，时而用手指捻一捻过滤嘴。
抽完两支烟后，他拉过铝盆拿出海带，勉强甩完水后放进另一个空碗里，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吃海带。又腥又甜的、缠在舌头上的海带味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对他而言，海带始终是神秘的存在。被捞起来晾干，闪着盐的晶光的海带再次进入水中后，即使它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也依然能打开吸水的小孔，使僵硬的部分变得柔软，回到原来的样子。当然，他并非是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接纳那种现象，只是每回吃海带时，总禁不住产生神奇的想法。主体意识消失之后，身体还没有遗忘原来的记忆程序而自动重复的现象可以统称为自发性吧？那么
这种自发性表明了什么呢？每当陷入这样的沉思时，他总是能拐入美妙而舒适的心理状态中。也许在可变而多事的主体意识的磁场中还能自由自在的东西，才可以称得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发性吧。
舌头感受到的海带的柔软与鼻腔中逆流而上的腥味，使张号角几乎同时体会着恶心与甜美，但他还是不停地把海带塞满嘴里。突然，他的脑海变得空空荡荡而，海带那莫名其妙的弹性所带来的恶心的感觉刹那间填满了那个空间。他随即把嘴凑到铝盆上方开始干呕，夹在指缝中的细细的海带像雏妓一样在他耳边窃窃私语：“起初的时候做这种事真的是生不如死，但是现在让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我在不知不觉间熟悉了此事的想法。我厌恶我的这种弹性。”
当张号角晚饭时分来到甘泰圭的办公室时，理所当然地是一人，而在下班后变得空荡荡的办公室一隅中独自坐着的，理所当然地是甘泰圭。张号角一屁股坐在了他对面，这样他们才成了两个人。而当甘泰圭以空虚而不可思议的表情对另一个男人开始唠唠叨叨地发表评论时，尽管令人感到不太真实，但总而言之，包括那陌生的存在，他们暂时成了三个人。
从前一段时间开始，甘泰圭成为一家综合季刊的编辑。那家刊物曾一直是在野团体的所谓机关刊物，而最近转换体制开始刊发有关社会问题的论文、通讯和采访，还增加了文艺栏目。面貌一新的该刊很快出现在书店的陈列架上，结果有天一个年轻男子打来电话，随便聊了几句后突然介绍自己是小说家志望生，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打电话来的用意：
“是这样的：我这次头一回写了一部像样的小说，因此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如果您能过目的话我会非常感谢。您方便和我面谈吗？”
然而甘泰圭只能拒绝那个男子的请求。自从创刊号发行以来，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表示想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和他面谈，如果一一听从他们的请求的话，那就不如干脆开一个文学咨询所，全权办理那些事情了。况且对刊登在那本杂志上的作品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成熟的文学技巧或有无对文学的系统认识，而是贴近人生、并诚实地再现人生的现场性。当然这些作者都很真诚，但有些非专业的一般作者许多方面都不够成熟，因此提问或要求比什么人都多。
甘泰圭大致表明了他的立场后告诉对方，如果有疑问可以写信或再通电话，稿件可以邮寄给他，看完后会给他一个详细的回复。但对方根本就置之不理，说他现在手头的这部小说好得空前绝后，因此一刻都不能耽误。如果出版方面再犹豫，将会后悔莫及。甘泰圭无法接纳他天花乱坠的自我吹嘘，于是再次重复了一遍刚才那些话之后便挂断了电话。没想到电话机马上又响起来，不用说还是那个男子。就这样两天内数次你来我往之后，最终还是甘泰圭认输。
融化的盐，腐烂的生姜 下正是此刻，以及此处（7）
几天之后，他在自己办公室附近的一个茶座里与那个男子见了面。进茶座时甘泰圭努力压着那份不快感，心想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不如努力说服自己读一下原稿。窗户边定好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头发蓬松，戴着黑边眼镜的男子，看上去至多二十来岁。当甘泰圭走到这位外表上看有些柔弱，但内在性格似乎格外固执、自称小说家志望生的男子面前时，他居然都不打算站起来打招呼，坐在那里只抬起眼睛看着他，也许他是想“既然大家都同样从事文学，那又何必那么拘泥形式，借那广阔的文学之名，这样做也不要紧吧？”看到他那副样子，甘泰圭感到心中仅存的一线期待也破灭了，但事到如今又不能转身离开，便只好坐下来。他同样简单地接过对面那冒昧的男人的简单招呼后，便问能否先看稿件。当志望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中拿出没几页的稿纸递给他的时候，甘泰圭失望之余简直惊愕万分。那些十六开稿纸色彩斑驳，有粉红色的、绿色，还有黄颜色的，上面难以辨认的草字缠成一团。他目瞪口呆地抬起头注视他的眼睛，可是更加荒唐的是，几乎是挑战性地盯着他的对方的眼神不可思议地真挚。他没有办法，只好低下头，发动忍耐心开始读原稿，然后不得不很快放弃。拿在手里的既不是小说也不是随笔，但也不能归类于日记，只能说是一堆文字垃圾。吃力地泛读之下，内容也是暧昧而模棱两可之极，根本无法连接上下文。一定要说出梗概的话就是：某天一个喝醉的男人深夜趴在空荡荡的茶座桌子上，而后跟过来叫醒他的女服务员争执起来。在那个过程中，突然搂抱了她，然后似乎彼此莫明其妙地爱上了并互相大倒生活的苦水。但是那个故事实在是又抽象又生涩，根本没有头绪，于是他只有把眼神无意义地耷拉在那些草草的字迹上。一眨眼工夫几乎就读到了头。他实在有点哭笑不得，剩下最后几行时再次抬头望着对方，这一次志望生才浮现出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支支吾吾道：
“虽然现在水平有些不够，但很快就会写出比萨特或卡缪更出色的作品，我发誓。所以希望您把我带在身边多多给予指教，让我干什么都行。我现在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可以写作的地方。前些日子表弟从农村跑到这儿来和我住在一起，所以现在连书都没有办法好好读。但是我有信心，只是时间和空间都不太富裕而已。所以哪怕仅仅是晚上能让我住在像办公室那样的地方……”
甘泰圭好一会儿都说不出任何话来。他能意识到把自己当成说话对象没完没了地唠叨的那个男人得了病，但他无法确信他仅仅得了文学病。因为对那位男子而言，文学很可能只是一个祸根而已。他好半晌才从那份思绪，一边想着已经很狭窄的办公室，一边用快速的语调说：“在文学这个世界里不管是作品还是生活，首先要有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部分，哪怕只是一丁点。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对那个叫做文学的东西下了赌注。你能坦然面对现在这样行动着的自己吗？”但是文学青年志望生不但听不进他的话，反而在他每次停顿时，都只重复“请相信我”。他意识到根本无法沟通，于是最终这样问道：
“你作品的倾向也不太符合我们杂志的要求，为什么非要缠着我请求这些呢？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志望生磨蹭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答道，有一天他在街上盲目地乱走时，看到文学杂志社的牌匾，进办公室一看，挂在墙上的大黑板上写着甘泰圭的名字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于是记在小本子上，出来后便打了电话给他。甘泰圭这才恍然大悟，那个男子仅仅以知道那个电话号码为理由便那般执拗地给自己打电话。办公室黑板上之所以写着他的名字，可能是为了知道某一作者的联络方式或商量稿件事宜。但是他已没有了可以更为惊讶的余力。他深深叹着息问对方，期间有没有读过他所管辖的杂志？这回志望生丝毫没有脸红的迹象说到，尽管至今还没有，但那并不重要，以后会认真拜读，希望他能相信自己。甘泰圭实在忍无可忍，一边说着很抱歉无法接纳他的请求，一边起身付完茶水费便走出那个地方。此后没过几天，他又接到那个男子的电话，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自己这次真的写出了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非常泄气且非常郁闷的甘泰圭只能回答说自己并不是能帮他的适当人选，请他再找一个不管从现实上还是性格上都要比自己更合适的人，而后便放下了电话。电话铃马上又再次响起。他犹豫了一会儿后拿起电话，那个男子这样喊道：
“喂，你这个狗杂种，你算老几，竟瞧不起我！不就是坐在办公室耍耍笔杆子吗，凭什么那么傲慢！你现在做的事情算什么？你对这个世界究竟懂得多少？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吗？再过几年像你这样的连我脚跟都跟不上！听明白了吗？你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
他每句话都说得有点吃力，却又说得没完没了。但是甘泰圭竟然想不到放下电话，就那样承受着他话语的洪水。他无可奈何地感到自己对他的深深怜悯。
“不过说不准我现在也得了文学病，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个世界是多么轻易而简单地使人患上精神重病啊！可是说着这话的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患强迫自己有这种想法的不知真面目的精神疾病呢？”
他说完这个故事良久，张号角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说完这个故事，他们仍然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由此形成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而某种疾病正纠缠着其中一点。这一个点的倾斜将导致其他两个点也失去精神上的均衡，于是三个点不得不陷入同样的境遇。
突然，伴着巨响门被打开，一个张号角曾打过照面的男子以稍微紊乱的步伐走进来。他很快发现了甘、张二人，于是走到他们坐着的角落，拉过旁边的一把椅子放在甘泰圭跟前，一屁股坐到那上面，然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随手扔到旁边的桌子上。张号角这才想起来，他是甘泰圭的朋友，最近还发表过几篇小说，是该杂志社的总编。希望自己能被称为小说家的他，可能是想在下班后没有人办公室里独自工作，所以才吃完晚饭到这里来的。他似乎喝了点酒，一边揉着泛着酒韵的脸，一边问他们有没有吃晚饭；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没好气地说道：
“可笑的家伙们！说出来、写出来，有多少理论性？他妈的，以为那就是真实的现实的和自己本身。都没付出过正儿八经的、系统的努力，还摆出一副‘已经以自身的方式绞尽脑汁了，所以其他人也要接纳自己的诚实和真诚’这样的姿态。以为一旦那些东西印刷出来，就等于自己的想法获得了所有人认可。时局就这样。我都不知道坐在这个位置上究竟该怎么做才好。”
“虽然现在水平有些不够，但很快就会写出比萨特或卡缪更出色的作品，我发誓。所以希望您把我带在身边多多给予指教，让我干什么都行。我现在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可以写作的地方。前些日子表弟从农村跑到这儿来和我住在一起，所以现在连书都没有办法好好读。但是我有信心，只是时间和空间都不太富裕而已。所以哪怕仅仅是晚上能让我住在像办公室那样的地方……”
甘泰圭好一会儿都说不出任何话来。他能意识到把自己当成说话对象没完没了地唠叨的那个男人得了病，但他无法确信他仅仅得了文学病。因为对那位男子而言，文学很可能只是一个祸根而已。他好半晌才从那份思绪，一边想着已经很狭窄的办公室，一边用快速的语调说：“在文学这个世界里不管是作品还是生活，首先要有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部分，哪怕只是一丁点。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对那个叫做文学的东西下了赌注。你能坦然面对现在这样行动着的自己吗？”但是文学青年志望生不但听不进他的话，反而在他每次停顿时，都只重复“请相信我”。他意识到根本无法沟通，于是最终这样问道：
“你作品的倾向也不太符合我们杂志的要求，为什么非要缠着我请求这些呢？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融化的盐，腐烂的生姜 下正是此刻，以及此处（8）
志望生磨蹭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答道，有一天他在街上盲目地乱走时，看到文学杂志社的牌匾，进办公室一看，挂在墙上的大黑板上写着甘泰圭的名字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于是记在小本子上，出来后便打了电话给他。甘泰圭这才恍然大悟，那个男子仅仅以知道那个电话号码为理由便那般执拗地给自己打电话。办公室黑板上之所以写着他的名字，可能是为了知道某一作者的联络方式或商量稿件事宜。但是他已没有了可以更为惊讶的余力。他深深叹着息问对方，期间有没有读过他所管辖的杂志？这回志望生丝毫没有脸红的迹象说到，尽管至今还没有，但那并不重要，以后会认真拜读，希望他能相信自己。甘泰圭实在忍无可忍，一边说着很抱歉无法接纳他的请求，一边起身付完茶水费便走出那个地方。此后没过几天，他又接到那个男子的电话，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自己这次真的写出了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非常泄气且非常郁闷的甘泰圭只能回答说自己并不是能帮他的适当人选，请他再找一个不管从现实上还是性格上都要比自己更合适的人，而后便放下了电话。电话铃马上又再次响起。他犹豫了一会儿后拿起电话，那个男子这样喊道：
“喂，你这个狗杂种，你算老几，竟瞧不起我！不就是坐在办公室耍耍笔杆子吗，凭什么那么傲慢！你现在做的事情算什么？你对这个世界究竟懂得多少？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吗？再过几年像你这样的连我脚跟都跟不上！听明白了吗？你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
他每句话都说得有点吃力，却又说得没完没了。但是甘泰圭竟然想不到放下电话，就那样承受着他话语的洪水。他无可奈何地感到自己对他的深深怜悯。
“不过说不准我现在也得了文学病，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个世界是多么轻易而简单地使人患上精神重病啊！可是说着这话的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患强迫自己有这种想法的不知真面目的精神疾病呢？”
他说完这个故事良久，张号角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说完这个故事，他们仍然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由此形成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而某种疾病正纠缠着其中一点。这一个点的倾斜将导致其他两个点也失去精神上的均衡，于是三个点不得不陷入同样的境遇。
突然，伴着巨响门被打开，一个张号角曾打过照面的男子以稍微紊乱的步伐走进来。他很快发现了甘、张二人，于是走到他们坐着的角落，拉过旁边的一把椅子放在甘泰圭跟前，一屁股坐到那上面，然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随手扔到旁边的桌子上。张号角这才想起来，他是甘泰圭的朋友，最近还发表过几篇小说，是该杂志社的总编。希望自己能被称为小说家的他，可能是想在下班后没有人办公室里独自工作，所以才吃完晚饭到这里来的。他似乎喝了点酒，一边揉着泛着酒韵的脸，一边问他们有没有吃晚饭；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没好气地说道：
“可笑的家伙们！说出来、写出来，有多少理论性？他妈的，以为那就是真实的现实的和自己本身。都没付出过正儿八经的、系统的努力，还摆出一副‘已经以自身的方式绞尽脑汁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