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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性稿在从乡村驶向汉城的市郊巴士快到终点时才从睡梦中醒来。把一块凉了的葱油饼夹进嘴里以后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片刻之后，他恍恍惚惚地记起姜圭真曾挽留醉意朦胧的自己，劝他就在那儿睡觉。当时，他明明是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出了门，但后来是在哪儿和他们分开，却根本想不起来了。回头看看自己，嘴唇干燥、脑子里乱轰轰地歪斜在座位上，衣服上有农酒与食物的斑斑污渍，下车时明明拿着的包也不知去向。
他吃力地支撑着身体穿过候车厅，坐出租车回到家。而后把一杯清水放在旁边，坐在书桌前，振作起犹如开盖的啤酒瓶一样的精神，开始给姜圭真写信。
“爱喝酒的我现在一边想着酒瓶这个物体，一边给你写这封信。事实上可以说，所有人都在身体与精神的某处带着一种像盖子一样的东西。假如可以这么说，那么人可以进一步比喻为玻璃瓶，那个盖子就是瓶盖。对人来说，那个盖子就像灵魂与肉体的盖子。因此绝不能被打开。有那个瓶盖天生就没关严的人，也有盖得过于严实的人。根据情况，那个瓶盖要不被轻微冲击一下就会松动，要不在一般的冲击下纹丝不动，这两种情况都会威胁那个人的存在本身。盖子的开闭程度经常左右着人的健康程度，甚至瓶盖一下子被拔掉或不知不觉间弹出去，把原本被严严实实地封着的那个人的一切，连自己都来不及控制地像污水一样倒出来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当然盖子可以重新盖上，却已为时过晚。
“自从第一次意识到那个盖子的存在以后，我就经常屏着或调整着呼吸注视那个盖子。但是只要我一不留神，悬浮在我内部的所有破坏性、冲动型的力量便会哐当当左右冲突着聚到那个盖子的底部，为了冲出外面而挣扎。每当那时，我便捂着盖子用力往下摁，为了不让它飞掉而拼命努力。可是理所当然地，我不可能一直那样摁着。
“今天晚上，下了巴士回家的路上，当我再一次捂着我自己的盖子与自己战斗时，突然
产生了干脆让那个盖子完全敞开的欲望。当时我不经意地环顾周围，发现有什么正紧紧包围着我在空中悬浮游荡，模模糊糊弄不清其真面目；它因找不到可以渗透的地方而忽左忽右，最终缓慢地汇聚到我的瓶盖上面。原来是我的内在越来越像外在，或者说它们里应外合地一起冲垮了它们之间的界限，而那一瞬间我终于可以打开那个盖子了。它比我想象的更轻松地被拧开掉到地上。事情既然到了这个程度，我也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了。是的，我现在是被拔掉了盖子的存在。也许那个盖子又会生出来再次堵住我，但我会再次心甘情愿地拔出那个盖子。因此每当我内在中的泡沫滚滚翻涌时，我将会如何折磨以你为首的身边人呢？如果上回的信给了你绝交宣言的印象，那么现在我想紧接着那封信恳切地对你说的话就是这些。”
在分离这一侧与那一侧世界的墙壁上，寻找着的人眼里总是能看得到窟窿。在一定的距离上，那只是根本无法猜测到后面世界的一个圆圆穿过去的窟窿而已；但是当你凑近，把眼睛紧挨着那个窟窿时，就成了可以一目了然那边世界的窗口。按照人们的心境，甚至可以说是迈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敞开的入口。
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发现有窟隆时总想把眼睛凑近去看看。当然，那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而已。好奇心这个东西，只有在本身不会连累到那边的对象，或那一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才能持续。如果一瞥之下彼此之间哪怕琐碎地产生了视觉上的缠绕，那边怀疑这边，则好奇心就会冰凉地冻在那里，或瞬间沸腾蒸发，变得无影无踪。因此很多人，不，大部分人，除了特殊的情况以外，只对生疏的窟窿感兴趣。当透过那个窟窿哪怕是以错误的方式偷窥到那边的世界后，往往就再也不会有更多的关心，甚至完全失去兴趣。
朴性稿边胡乱翻着书，边陷入自身的思绪之中。过一会儿他把书推到桌子一侧，点着一根烟，开始整理思绪：
无政府主义在围绕着我们的墙壁上到处留下了窟窿，但是那些窟窿并不是可以被不经意的视线随便发现的。
在现今时代，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窟窿的同时又自我排斥作为一个窟窿，以至想成为一个世界。那是因为其表面散发着灼热而强烈的光，而大多数的人们对强烈的光因有痛苦的记忆故敬而远之。作为我们人生的空隙，并且是重要的空隙，它就这样被闲置着。无政府主义通过那个窟窿犹如预言一样，不断对我们窃窃私语幸福的福音，不过，这种窃窃私语经常会作为擦身而过的不吉利的谶语，而使人们的耳边掠过一阵凉意。
融化的盐，腐烂的生姜 下深深的抽屉（11）
张号角几乎是反射性地接过不知是谁的手递给他的一张印刷品，并在眼前展开。每当这种时候，他都像刚刚地意识到一样，浮现出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家里、单位，餐厅和酒馆，甚至在路上，印有各种信息的的纸张在眼前乱舞的情景。报纸和杂志就不必说了，像各自的立场一样多的政治声明书、各种活动介绍、商品广告和甩卖广告、耸恿人们利用私债的高利贷主名片、新开张或酒费打折的夜总会的宣传品……，不计其数的文字和图片的纸团纸片儿。从前些日子开始，他干脆把它们——尽管有些勉强——统称为印刷品或小册子。不知从何时起，“印刷品”这个词语历史性地有了一种不纯的感觉，就因为这一点，他把这个时代命名为“印刷品的时代。”
在张号角眼里，因数量过多又过于露骨，反而只能说是真相不明的种种印刷品，在当今时代是信息社会的名份下，塞满天下所有缝隙之余还溢到外面兴风作浪，散布各种流言蜚语与不真实的传闻，把无论是街道建筑、还是住房，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疯狂覆盖掉。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所有精神性和文化性的存在，都与那大风一起沦为了印刷品。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拒绝穿着褴褛的少男少女或中年妇女，在街头或室内踌躇地走过来，单方面递上的那些印刷品，一个不拉地接过来才离开。那些东西必须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尽可能快地消耗掉，才不会堆在某一角落像垃圾一样腐烂发臭，而且只有那样，那些小孩和妇女才能更早地拍拍手回家，擦擦脚入睡。这么看来，印刷品尽管是在剥削廉价劳动力，但在这个不轻易给孩子或女人劳动机会的冷酷的社会里，却也以某种方式让他们挣点零线，这就是印刷品所具有的最少限度的美德。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他的衣兜与包里总是装满了杂七杂八的印刷品。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对地铁长椅上堆着的，或上下通道里被满是皱纹的手拿着的，或被塞在门缝与车窗里的那些印刷品视而不见。他还随时拿出那些东西认真阅读。
许多印刷品提供了这个时代正发生世界性变化的证据。比如其中的一张写到了最近东欧某国被赶下台的独裁者及其同僚，他们被剥夺了财产与名誉，在软禁的状态中等待司法处理。同时被软禁的还有他们的前任。在他们的猎场别墅中发现了大量奢侈品，估计是贪污国民的税金所得，预计将会进行追踪调查；两名党的地方领导人因无法承受要求他们辞退的改革派同僚的压力而自杀；保加利亚的吉夫克夫在国家统制下的舆论中，一直作为人民和时代的儿子而被偶像化，现在却成为谩骂与轻蔑的对象，索菲亚市民主张应该把他递交法庭。
另外一张印刷品的左上角贴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非洲一个落后国家的飞机场里林立着最新型的进口战斗机，前面是最近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新总统，一身戎装挺着肩站立着。张号角看着那张照片，脑海中诸如移植的政治文化，或是移植的暴力文化等话语，像黑白电影下端的字幕一样缓缓移过。
又一张印刷品中说道，尽管不是全部，但最近很多青少年当在现实中面临什么伤脑筋的
问题时，首先去的地方是电子游戏厅之类。他们会一边玩着游戏机一边思考如何应付或处理那件事情。用冲击性的语言来讲，他们害怕直面有些问题，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因此哪怕是面临一件小事情时，也需要借用某种刺激性的装置。一边玩游戏一边想解决有时足够复杂的问题，必然很难协调好大脑，眼睛和手的关系，结果当然也不会稳妥。
关于孩子们热衷于电子游戏这件事情，当然不能说它是西欧的影响，因为电脑游戏已经是全世界都已普及了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从结果上看，非洲的独裁者拿着高性能电子兵器，试图像穿梭于电子游戏程序一样左右政权的行为，和一边玩着电子游戏一边想解决问题的少年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被赶走的东欧独裁者们在其中又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
还有一张印刷品与前述那些截然不同。那张广告上，一幅圣画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版面：一手拿着拐杖，另一只臂弯中抱着小羊的姿态神圣的牧者，长长的金发垂肩，又白又长的衣襟及地，在他周围是闲情逸致地吃着草的羊群、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原野、茂盛的树木以及摇曳那无数绿叶的清风；还有远远的群山、从山谷发源穿过原野流着的溪水、横跨在溪流上的小桥、高耸着的教堂的尖塔、被阳光照射而闪着金色光芒的云彩、被祥瑞的云彩所笼罩的天空。下面刻着黑、明双体的广告语：圣画屏风销售公告，三十万元以上才能买得到的圣画屏风，以不到市场裱画价的制作原价、分期付款的方式提供，系特别供应价格。最高档，双面裱背面收录23首诗（石泉书），使用高级珍珠绸缎。尺寸如何，联系电话多少。落款为圣画普及中央会宣教事业部，经营品种……
读到一半的张号角再次注意端详那幅圣画，瞬间突然有一种想躲到那幅屏风后面的欲望。在那个和平而虔诚的画面背后，做什么事似乎都能得到容许。这一念头自己想来都有些可笑，但那绝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圣画的错；如果说有谁错了的话，就是那张印刷品的错。
再后来，张号角开始为收集各种印刷品而到处游逛。一天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家临街的画廊，在那里意外地看到一本第三世界现代作家的写真集。其素材与技法都非常多样。他以好久都没有过的舒坦心情一张一张看着这一照片。这时他发现一位三十岁出头模样的年青女子，站在角落里挂着的一张小照片前面，目不转睛地看了许久。他凑近去一看，那是一张有关非洲某一难民营中正在死去的孩子们的照片。她在那张照片前攥着拳头打着寒颤，简直说得上是在咬牙切齿。看着这一情景，张号角无头无尾地在脑海里浮现出625战争时，狂撤到鸭绿江畔才意识到没有退路的士兵们。她分明是因某种理由而陷入了那张照片，却又因重新回到日常中的退路被切断而焦急。这时他看到自己的眼前有两张印刷品，其中一张挂在墙上，而另一张悬在半空中；一张是她在盯着的照片，还有一张是盯着那张照片不寒而栗的她自己的照片。后者在一瞬间被点燃，那把火随即又点燃了其他印刷品。热烈地用身体呈现反应的她自己成了一团火，正在挤进那无数印刷品着了火的封皮中。而在那一瞬间，身上携带着种种印刷品的他也一下子被火化了。
融化的盐，腐烂的生姜 下深深的抽屉（12）
在报纸的一个角落里读到当代最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过世的报道时，甘泰圭真实地听到并看到大炮轰鸣着在近处发射。为什么出现在自己幻觉中的偏偏是这样的情景？他思考了许久。那绝不单纯地是一位风靡自己所属时代的人物的讣音。在他脑海中，那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与发热的炮弹升向天空的景象有更深长的意味。
过了好一会儿，直到爆炸声消失、炮弹从视野中消失之后，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通过那荒凉的几行字偶然得知先生过世的消息时，甘泰圭全身心感受到炮弹发射后对大炮炮身的反冲力。犹如炮弹被发射一样已成故人的先生，在自己未曾料到的时间和场所迎接了死亡；而在那一瞬间，犹如炮身受到强大的反冲力往后退一样，活着的人也受到他的死亡带来的冲击，一时没能脱离出来而扑腾着。故去的先生借那反冲力获得了可以远走高飞的动力，留下来的人则替故人痛苦地承受那变得越来越大的反冲力，气喘吁吁地挺着走过余生。
甘泰圭仍然以全身心去感受着那份反冲力，并再一次仔细地读了一遍那篇报道。寥寥数语的报道简略地记述了故人的经历与他之所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缘由。这么看来报纸上的那个位置是专门传递讣音的地方。甘泰圭从报纸上挪开视线望着天空时，耳边再次响起大炮的声音，而在那一瞬间，他再次受到炮身的反冲力而摇摇晃晃地往后退去。片刻之后，在耳边震耳欲聋的炮声余韵中，他意识到那样后退着的自己正是一门火炮。他把先生放飞到死亡的空间，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内，他将无法轻易地重新填满那空空的炮身。
连最后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都消失了的现在，留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如果说还有什么留下的事情，说不定就是否定。不必说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连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们的位置也被全然否定。
有一次先生这样问过他——
“你虽然不是一个专注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但常把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挂在嘴边。那么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一样吗？如果不一样，那么到底怎么不一样呢？”
“先生您也清楚，我当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严格地说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因为尽管见识短浅，但我热爱我所知道的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精神。当然，仅以那种浅显的热爱，宣称自己为某种理念主义者是件勉强的事情；但是我活在与先生不同的时代，为了甩掉理念的负荷，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为了嘲笑所有理念，斗胆把具有种种哲学与历史意义的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挂在嘴边，从而使完美的政治概念变得一般化，把它们拽到日常的层次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与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不相同，而我是以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日常主义。”
“正是如此。对我而言，叫做‘日常’的概念非常重要。我经常目睹身边的人消失、废墟上只留下神话的情景。当然，我自己也偶而犯那种过失。我的一位朋友出了本书，成了小说家；看到那本书时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嗬，看这家伙！’因为我所认识的这位朋友与平时我对小说家的印象不相符，就是说，我倾向于小说家这一概念所隐含的神话氛围。平时一起打闹的那个朋友成了小说家的事实让我感到脑子里一片混乱，随之浮现脑海的是‘就你，又能写出什么’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所认为的小说家不应该像他那样。过了一阵儿，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小说家也是人，不过是日常人，而小说就是出自于日常；我却暗自往那儿挂上神话的圈套，阻止其他日常人靠近。那时我又意识到另一个事实：人通过神话巧妙地实现自己的欲望。我把小说家从日常中分离开来，同样也是为了守护我对于小说家的个人欲望。如果那位朋友成了有名的小说家，或许我会从那时起便不再把他当作朋友，而当作小说家来看待。虽然我不想把他当成小说家，但是别人都这么认可，所以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既然这样，我为了不打碎我自己的小说家神话，有可能会把他推进那个神话中。现在我要警戒的就是这一点，先生的情况也是一样。拜访您的很多人看到先生日常的样子感到失望，或试图以夸张和神秘化极其日常的事情来抬举先生。人们通过对先生感到失望反过来确认自己的优越感，或是用微不足道的事情来抬举先生，显示自己发现那一点的洞察力；就是说通过贬低自己来守护自己的神话，或是抬举别人来显露自己的神话。这里出现了我对日常的矛盾语法。如果不想犯刚刚说给您听的那种过失，是否应该把神话日常化，同时把日常神话化呢？同样的道理，理念的日常化与日常的理念化，政治的日常化与日常的政治化，这些都应该是可能的吧？这样，我可以使对某种欲求或理念的执著变得沉静。不过很侥幸地，因为日常这个东西的饥饿程度与食欲一样粗犷，所以我的企图多少获得了些实际效果；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