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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傅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是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解除婚约。但他没有勇气自己去发出这样的信，他把信件交给了刘海粟，要他代为寄出。刚把信件交给了刘海粟，又旋即要回，在上面加了这样一句：“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过了一会儿，又要求涂掉这句话。
刘海粟觉得，傅雷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是在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促使自己狂热地去爱她。这样做，在此时此地的傅雷，或许是情理中事。但正如俗话所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刘海粟在年龄上也要比傅雷大十多岁，对这类事的后果，毕竟看得清楚一些。提倡或者反对寻找异国配偶，他以为都是没有必要的。但又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就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中国穷书生吧！正处于热恋中的傅雷，他的种种判断，并不是很理智的。作为朋友，对他这件事，就该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
看完傅雷给他母亲的信，刘海粟一夜未能入睡。他反复考虑着：傅雷与玛德琳的恋爱，好像热情似火，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只不过是一般恋爱期中年轻人所常有的那种冲动罢了。如果真按照傅雷的想法去做，对他母亲与梅馥姑娘的打击实在太重了。想到这些，刘海粟决定；将傅雷的信件压下来不予寄出。
隔了一天，傅雷就来追问刘海粟：“信寄出没有？”
刘海粟怕他纠缠，回答说：“已经寄走了！”
傅雷一怔，没再说话，颓唐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傅雷向刘海粟提到：“一直没有收到母亲的复信，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间，显得六神无主的样子。
刘海粟还是对他说：“信早就寄走了。”
张韵士见状，问刘海粟：“傅雷究竟怎么了？”
刘海粟说：“谁知道呢？再让他写下去，还不把他母亲气死了！”
一天，玛德琳突然来到刘海粟住处，告诉他傅雷企图自杀的消息。还说：“他变得反复无常，一会儿搂着我亲热，一会儿又说我害了他。你们快去劝劝他吧！”
玛德琳对傅雷是很迷恋的，称他为“傻孩子”，自然不愿意他去寻什么短见。
刘海粟夫妇一听，事情怕要闹大，于是立即赶去劝说。到那里一看，傅雷正和玛德琳亲热呢。
就这样一热一冷地过了几个月。大概是由于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吧，俩人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傅雷陷入了极度失望之中。最后，这对一度热恋过的情侣，终于闹到非分手不可的地步。在刘海粟、刘抗看来这本是意料中的事。
导致傅、玛感情破裂的表面原因是，傅雷觉得玛德琳对他不忠实，更深的原因是中西两种道德观伦理观的尖锐冲突。很显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中国青年，能够接受西方女郎火一样的热情，却未必能够容受她们在感情上的轻率与自由放任。这也许是东方青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异国姑娘恋爱中最难接受，却又是一种最现实的存在。
这天，旅馆老板娘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刘海粟：“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
傅雷气冲冲地走进刘海粟的住房，只见他面色苍白，两颊下陷，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撂，气得说不出话来。
刘海粟没有立即从桌子上将手枪取走，耽心傅雷抢夺中发生意外。他温和地同他讲话，细问着原因。说话中间，刘海粟向张韵士使使眼色，暗示她赶快把桌子上的手枪收起来。
“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又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大痛苦了！”
那天，刘抗也在刘海粟家里。俩人商量后，由刘抗去把玛德琳叫来，进行一番劝说。他们的想法是：即使爱情破裂，友谊应当存在；不能由冤家变成了仇家。玛德琳来到以后，傅雷又和她吵闹了一阵。一个哭着，一个流着眼泪，俩人都没有和好如初的诚意。
刘海粟和刘抗从旁观察，发现这对年轻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感情，但更有强烈的个性冲突，在阻隔着他们，和好如初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劝说无效，刘海粟夫妇和刘抗陪着他们一起去吃了饭、喝了咖啡。从饭馆中出来，傅雷和玛德琳各奔东西了
玛德琳离去以后，刘海粟夫妇又拉着傅雷到塞纳河畔去散步，继续劝说和安慰着他。
刘海粟坦率和诚恳地对他说：“难道你就为她活着吗？这又何苦呢？当初是她追你的，你尽可以处之泰然。再说，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说，这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何必自找许多无价值的痛苦，妨害身心和事业呢？”
开始，傅雷还在用爱恨交加的口吻呼喊着玛德琳的名字，慢慢地，他的情绪平复安定了下来。他道出了使他痛苦不堪的症结所在。他说：“我是在自讨苦吃，谁也不怨，们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只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还活得成么？”
“傅先生，你别着急，当时海粟并没有……”张韵士想说那封信并没有寄走，但又犹豫起来，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刘海粟。
刘海粟说：“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吗？”说话中间，把出门前揣在怀中的那封信掏了出来：喏，你的信在这里，当初我就没给你寄出去。”
傅雷接过信件，激动地感谢着刘海粟的考虑周详。并表示不能辜负了海粟的一片苦心与热忱，从今以后，他要与朱梅馥永远在一起。接着，他又痛哭着说：“我究竟写了这么一封信啊，我对不起她们！”
傅雷是文学翻译家
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其中多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伟构。他的译笔“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
傅雷是美术批评家。钱钟书曾注意到，傅雷的名片自署“美术批评家”，而不是翻译家。1927年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主攻西方艺术史，24岁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专”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样的大作，他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其知识之渊博，议论之宏富，即使在今天，也足令美术史家效法。对于美术批评，傅雷不但热情依然，而且独具慧眼。1944年，傅雷为80岁的大画家黄宾虹举办首次个人画展，此前黄老无所知名。是傅雷第一个把他的艺术价值挖掘出来公诸世间的：“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皆欺世盗名……我认为在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傅雷是音乐鉴赏家，早在20岁的时候，他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热爱音乐。在《傅雷家书》里，人们可以领略到傅雷对音乐史上众多大师的精彩评论；在《贝多芬传》里，人们看到傅雷如何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
傅雷是艺术理论家。他译丹纳的《学术哲学》，尤其是为儿子抄录《希腊的雕塑》并加笺注，可窥其理论修养之高深。许多学者公认《傅雷家书》乃艺术学徒最好的修养读物，其中在《音乐笔记》部分，人们陡然认识到最飘逸的古典之美的精神内涵。傅雷致罗新璋论翻译的信札，表现出非常深刻的译学观点。
傅雷又是散文家。他的《法行通信》计有15篇，每篇通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对亲友、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些优秀的游记会出自一个19岁的游子之手。更不用说《傅雷家书》中的语言、境界、思想、逻辑、艺术修养等等，是一切优秀散文所共同追求的。
……
不！不！傅雷不止这些。傅雷远不止这些！
傅雷有一颗赤子之心。《傅雷家书》最本质的思想就是这“赤子之心”，他永远用脑在思想，用心在感受，他整个的人像“水晶一样透明”。傅雷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
他走了，带着他的爱妻朱梅馥。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上海自己的宿舍。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分还是那样认真！现场布置周到，不惊动保姆，遗书对后事一一交代得极清楚。但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甚至没有怨恨！只有那个时代流行的词汇“英明的”、“伟大的”，一些琐碎财物处理，还有“告别至亲骨肉”的凄凉。
一个吸吮着贝多芬战斗精神的傅雷去了！这怎么可能？也许他更像莫扎特吧？他说过，中国古典文化里本来就有莫扎特。他受着恶魔的鞭打，却没有怨言；他受着苦难的煎熬，却吟着温馨甘美的乐句……
傅雷与刘海粟…张丛 张昊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岁的傅雷怀着读书救国的强烈愿望，辞别寡母，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２月３日，抵达马赛港。８月份，他考进巴黎大学，在文科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６日，刘海粟、张韵士夫妇到达巴黎，刘抗介绍傅雷每天上午去帮他们补习法语，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傅雷与年长他１２岁的刘海粟很快成为至交。
他们偶尔光临散布巴黎各区的小电影院。尽管上映的片子都是大电影院放过的老片，由于价格便宜，购买电影票的人常会在售票处前排起很长的队伍，伸着脖子安静地等待，傅雷、刘海粟他们也在其中，但性急的傅雷经常因为等得不耐烦，离队跑开。
傅雷、刘海粟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圣扬乔而夫休养。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还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享受大自然恩赐美景的同时，傅雷从房东家的一本旧历书上翻译下《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发表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刘海粟则以奔腾的阿尔卑斯山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这天晚上，傅雷对刘抗说了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海粟听到这句诗，很有感触。回到住处后，刘海粟通宵未眠，画下《莱芒湖的月色》，将他们畅谈时的美景永远保留下来。后来，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傅雷、刘海粟等一道参观了加尔文纪念碑、日内瓦美术馆与历史博物院。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这次避暑，傅雷念念不忘，３０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伦的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时，还屡屡提及。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遇到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后，内向的傅雷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她。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旁观者清的刘海粟觉得傅雷与玛德琳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怕这封言辞激烈的信寄回国后，对老太太和朱梅馥造成伤害，就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这段感情的死亡而伤心，更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感动得泪流满面。
１９３１年秋天，在法国呆了４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到上海后，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１１月份，他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世界名画集》，为第２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刘海粟当时在国内外的声誉，请傅雷撰写序文，这件事本身表明刘海粟对傅雷人格与学问的重视。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傅雷翻译了PaulGsell的《罗丹艺术论》，油印后发给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傅雷工作的认真负责，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
１９３２年１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２０１弄５３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去担任笔头翻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１９３６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２０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１９７６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１９８６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１３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黄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傅雷最后的家书
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散文》以“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展示了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收入了若干新发现的傅雷佚文及傅雷最后的家书。
据《傅雷散文》一书编者陈子善介绍，收入其中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六十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封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傅雷散文》遴选了其中的两封先期译成中文。
收入《傅雷散文》中的傅雷最后的家书，是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的。这是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的英文书信。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但陈子善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家书“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应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