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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傅雷散文》所收的这封家书由当时采访傅聪，后来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香港经济评论家林行止中译：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疚，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
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试与傅雷比高…管筱明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
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啊！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傅雷之后…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 陈子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
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祗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毛泽东的）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傅雷的内心之死…作者：刘鹏凯
早在80年代初，一册《傅雷家书》曾经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人为那些家书中充满谆谆教诲、真诚交流感动。我不知道感动之余，剩下的奢侈是如何打发的，是被感动所感动了，还是被欲望所欲望了。我只知道历史的伤疤一旦被强硬地揭开，依然会令人产生长久的灼痛感。
有一种目光和善良总让人感激不尽，这是人们天然的对睿智的崇敬和期待，是对可能出现的坐标和参照系不断的追寻，它对于充满爱和力量的艺术飞行以及着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由于生计或者生计以外其它形式的忙碌，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已经将傅雷这个人淡忘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不知道傅雷是谁？当然，知道或不知道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傅雷是一个高尚的人。试想一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傅雷做到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应该怀有敬重之心，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时常会发生这样抑或那样的不平和不测。
傅雷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富，翻译的名著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等，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还有翻译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也一直畅销不衰。
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当属《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养的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书。傅雷的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无论占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但时间都非常短促，因为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是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
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
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
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
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