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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之后的钱应该归还清政府。
阿思本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乐不可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声称我们这次来中国，花费颇多，往返费用你们要给报销。
曾国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立即同意。于是，阿思本虚报账目，又把销售战舰的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清政府损失了近四十万两白银，终于取缔了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事件”让清政府的一些激进分子大为恼火，无缘无故浪费了这么多钱，居然什么都没有得到。纵然是拥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在慈禧面前指责奕訢和曾国藩，慈禧只是异常平静地听着，最后才说，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谁提我就惩治谁。
当北京紫禁城里的那些迂腐官员正谈论失去的金钱时，曾国藩却在安庆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识到，阿思本战舰事件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造船厂，自然也没有驾驶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厂和培养自己的船员。
当然，这不是他紧迫的任务。在1862年，曾国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问题。
向天京前进
安庆之战后，洪秀全在天京城里失去了上帝给他的法力。法力在这种危机时刻消失，让原本就惶惶不安的他，头脑的紧张程度更雪上加霜。他想起被自己间接除掉的杨秀清，倘若此时最擅长上帝附体的杨秀清在，他会向杨上帝叩头，渴求他拿出高明神圣的方法解脱困境。他又想到那些最早跟着他从广西打出来的老兄弟们，特别是石达开，带走了几十万人。如果那几十万人还在天京城，他就什么都不怕！
天国的春天只在他脑海最深处，如梦如幻，天国的夏天似乎就在昨天。他感觉到，只是在昨天，天国大军还气势如虹，纵横整个南中国，如在无人之境。可只是一眨眼，天国的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一片萧瑟，连宫里那些艳绝人寰的几千个小老婆都黯然失色，如同僵尸。
几天前，又传来芜湖失守的消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来，安庆为上游第一道屏障，芜湖为第二道，两道屏障都成了敌人的院墙，天国首都的上游就暴露在湘军的锋刃下。一想到这里，洪秀全嘴角直颤，双手抖如脑血栓患者。
在几百里之外，曾国藩的手也在抖，是过度兴奋地抖，他正在制定围攻天京的计划。这份计划高屋建瓴，宏观上分三路。第一路由李鸿章从上海自东向西进攻；第二路由左宗棠在浙江开辟战场，清肃浙江太平军；第三路则是湘军主力沿长江两岸向前推进，直指天京。
微观上分四路，就是第三路军，也就是进攻天京的湘军。第一路指挥官是他老弟曾国荃，进攻巢湖、和县、含山，成功后与扬州一带的清政府军合二为一；第二路指挥官是多隆阿，攻合肥成功后向天京方向运动；第三路和第四路的指挥官分别是鲍超和李续宜，在长江南岸向前推进。四路之外，还有彭玉麟的水军协同作战。
四路军几乎同时行动，并且势如破竹。1862年5月末，四路大军逼近天京，曾国荃甚至进逼到离天京只有四十里的周村。
曾国荃信心爆满，如同一头雄狮，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攻进天京，为他老哥和曾家创建永难磨灭的不世之功。曾国藩慌忙去信给他，“你太冒进了，步子迈得太大，小心身体。后面的几路都没有跟上，万一敌人断了你的后路，你哭都来不及。”
曾国藩一向主张稳扎稳打，原本的计划是四路大军实行地毯式的同时推进，想不到他老弟急如星火，把其他三路甩出那么远。在信中，他认真对老弟阐述自己的作战主张：“当年江南大营七万余人，都无法攻破天京，你区区两万人就想登天？作战之道，尤其是攻大城时，必要准备好攻城部队，打援的部队，布置妥当后才可行动。你现在太冒失，速速停止，等待我的命令。”
曾国荃等不了，当曾国藩这封信抵达周村时，曾国荃已向前推进了三十余里，把军队驻扎在了雨花台，这里离天京只有四里！
曾国藩的信到达雨花台时，曾国荃正在极度兴奋中。看了老哥的信，不禁嗤笑起来。他对参谋们说：“不是我在背后说曾大帅的坏话。我老哥年纪大了，斗志差了，行事过于拘谨。说的话全是大套理论，没有实践支撑。咱们可是有实践支撑的，自起兵以来，咱们打的仗还少吗？每次不都是以一敌十，把长毛打得哭爹喊娘。”
他给曾国藩回信道：“诸军士被招募进湘军，所图的就是攻下天京。洪秀全那厮已是穷途末路，我们应乘胜进攻。倘若在此等待，岂不是让他们有所准备？况且，天京是贼之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自然死亡。只要我们攻天京，分散在各地城池的贼军必会来救，那时，李鸿章不必来了，左宗棠在浙江也不必打了，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变了天地。”
曾国藩并未认为老弟吹牛，可心里仍然不踏实。他继续去信劝曾国荃：“驻扎雨花台我没意见，但你绝不能擅自行动、攻打天京。”
写完这几句话，又觉得言辞不够温和，于是和曾国荃唠家常：“我知道你创建功业的心特重，应该问你这心从何处来，是为家族争光，还是为了让人看得起你，是为苍生社稷，还是仅出于喜欢打仗。这里有公心也有私心，出发点不同，结局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正念头，念头对了，才能把事做对。”
曾国荃讨厌老哥讲大道理，但他毕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回信给曾国藩，就按你说的，等四路大军到齐，我才行动。
曾国藩接到信后，总算放下心里的石头，想不到这波才平，另一波又起：四路大军永不能齐聚天京下了。
中央政府突然来了圣旨，要曾国藩迅速派一支军队赶赴陕西，陕西那边出了大状况。陈玉成的一支太平军进入陕西后和当地活跃的捻军配合，搅乱了清政府的政治秩序。这支兵团不仅把陕西闹了个底朝天，还威胁着山西甚至湖北。
曾国藩反复思量，如果不救陕西，一旦长毛进了湖北，那又要重新来过。审时度势之下，他听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派已攻占了庐州的多隆阿去陕西。
李续宜虽然是一路军的指挥官，但他本人已是安徽巡抚，只是派了手下兵团前往。这支兵团进展缓慢，又要分出一部兵力回安徽和太平军作战，所以更不可能快速抵达天京城下。至于鲍超，兵力有限，到和不到，对曾国荃而言并不重要。
等于说，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能快速向西推进，李鸿章有这个能力，却不实施。他从上海出发时只带了两千淮军。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消极，李鸿章神秘地一笑说，曾国荃能征善战，曾大帅智慧高超，有他们曾家人在，天京何愁不下。我若兴师动众而去，给别人的感觉不是要抢人家的功劳？！
这是智慧，换个角度看就是鸡贼。因为人人都知道天京城不好打，岂止是不好打，简直是难于登天。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对曾国荃而言，1862年流年不利。前半年很利，他摧枯拉朽就奔到了天京城下。在过度兴奋的最初几天里，他在雨花台几乎能听到洪秀全的唉声叹气，甚至能触摸到洪秀全那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一百岁的令人作呕的老人斑。
但下半年就大大不利了。先是各路兵团无法抵达，然后就是天大的麻烦——瘟疫。老子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其实，战争进行时就是凶年，杀掉的人没有时间掩埋，病菌滋生，瘟疫就无可避免。1862年7月末，曾国荃军中就已有瘟疫，因为他始终关注着天京动向，所以没放在心上。仅一个月后，瘟疫开始在军中流行，他的一半士兵都染上疾病，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无法缓解。
曾国荃急了，给老哥去信，请求医疗队支援。曾国藩回信，神情沮丧地说：“不是你的军队里有瘟疫，各支湘军队伍中都发生了，连远在浙江的左宗棠部队也有了，我能为你做的只能为你源源不断输送药草，不过现在这段时间，药草奇缺，你好自为之。”
曾国荃大为失望，也紧张起来。他现在是孤军深入，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倘若此时敌人向他发动进攻，那他非死无葬身之地不可。如果他当时在天京政府里有卧底，就知道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
洪秀全的确在等待援军，可援军短时间内不会到来。自曾国荃把军队驻扎于雨花台后，洪秀全的内心片刻未曾宁静过。他一面下令严防死守，一面催促远在上海的李秀成回援天京。
李秀成正在和李鸿章的淮军苦战，处境虽谈不上艰难，却也不顺利。得到洪秀全的求救信后，他并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十年来，天京曾多次被围，最多一次多达七万人围困天京，可最终还是轻描淡写地解围。李秀成认为，天京城高池深，曾国荃人太少，不可能短时间内攻破。只要自己保证天京的粮草弹药供应，天京对曾国荃而言就是禁地。
同时他还考虑的是，曾国荃此时兵锋正锐，又有湘军水军配合，纵然回援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击溃他。倒不如等上个一两年，等曾国荃进退不能、士气低落后再聚集兵力将其击破。
洪秀全看了李秀成的信后，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你这混账到底想干什么？朕在天京，外面炮声隆隆，朕已耳鸣，一日数惊，你身受重任，君王有难，见死不救，你可知国法难容？！”
李秀成叹息连连，他明白此时用理性对洪秀全，已毫无用处。为了表示自己毫无他意，他主动把自己的老娘、妻儿送回天京，并告诉洪秀全，请您放心，我这就策划回救天京之计，您少安勿躁。
这应该是李秀成自参军以来最谨慎的一次计划，策划时间长达两个月。和湘军多次的接触后，让他受到深深震动。这不是当年围困天京的那些乌合之众，这是一支训练有素，而且看上去还有崇高使命的军队，所以他必须要谨慎小心。
他的计划是分三路解天京之围。第一路攻打已被湘军将领鲍超攻陷的宁国，这是断曾国荃的援兵；第二路攻打曾国荃的屁股金柱关，这是切掉曾国荃的粮道；第三路由他本人带领主力直接攻击雨花台的曾国荃。
计划没有任何破绽，特别是当洪秀全送来一个惊喜情报时，李秀成就觉得万无一失了。这个情报当然是湘军军营闹起了瘟疫。
其实，当时真正损害湘军的“瘟疫”不是不可治疗的疾病，而是曾国藩的心理。他那段时间身心俱疲，仿佛又回到当年跳江之前的情境里。
瘟疫横行，夺走了很多士兵的性命，纵是大将也有中招的。湘军智勇兼备的张运桂就因瘟疫丧生，他的哥哥湘军骁将张运兰护送弟弟灵柩回后方，竟然也一病不起，几天后死掉。
曾国藩正痛恨瘟疫夺走他两员大将时，又传来在家守孝的李续宜病逝的消息，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此时正是用人之计，老天偏偏把他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带走。
除了湘系集团成员的离开外，和曾国藩密切合作的清政府军队的高级官员也一个接一个病死。这一系列极不顺的事让曾国藩产生幻觉：是不是洪秀全真有上帝的帮助，而恰我们这些卫道士正在逆天而行？
他把深深的忧虑告诉老弟曾国荃，曾国荃看到信后，原本就脆弱的心态更为不堪一击。在他彷徨近于绝望之时，洪秀全又添乱，在夜晚让士兵缒城而下，骚扰他的部队。
整个世界仿佛都乱套了。仅在半年前，一切都那么光明灿烂，现在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一天晚上，曾国荃在冰冷的卧榻上做了个梦，梦到他攀援一座山峰，但到峰顶时，却找不到向前的路。他于是调头，可后面也没有路。他整个人就站在一座高峰的顶端，进退维谷。由于焦虑，他从梦中惊醒，发现汗水湿透了被子。
“这不是好预兆。”他给老哥去信说到此梦时，绝望地下了这样的评语。
曾国藩相信命运，相信占卜，更相信梦给人的启示。他反复思量老弟整个梦，希望能找到和老弟不一样的答案。遗憾的是，他终究未找到。
不过他确定了一件事，兄弟俩在这段时间都在互相传递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就是瘟疫，传染性极强。当一个人无法改变外界环境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改变心态，把负面情绪变为正面激励。
他对曾国荃说：“老弟，此时才是修行时，平时的风光八面，大军如云，何须我们费尽心力？只有此时，才是我们用心时。瘟疫横行，我们就治疗、预防，援军不来，我们就自力更生。你老哥我大半辈子经历的困难和波折还少吗，三次险些自我了断，最终还不是挺过来了。我坚信，天佑有心人，肯努力，老天不会亏待我们。”
这是古代版的心灵鸡汤，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暂时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类似古代江湖人售卖的大力丸，可药劲过了，仍是虚弱。
曾国荃只是振奋了那么几天，瘟疫继续横行，士兵不停倒下。在雨花台军营，湘军士兵每天都做的工作就是掩埋死尸。洪秀全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停地向他发动进攻，虽然是不成气候的进攻，但也足以分了曾国荃的心。
曾国荃当初的宏图成为漫天飞舞的碎纸片，他向曾国藩求援，希望曾国藩能把多隆阿从陕西战场调回。曾国藩无可奈何地告诉他，多隆阿的军营也在闹瘟疫，而且陕西战事很不利。北京方面，死都不会同意调回多隆阿的。人，要靠自己！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专盼援军，否则将士们会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导致松懈，援军不来，就会因失望而气馁。到那时，可真就回天乏术了。
曾国荃终于真正振奋起来，不是因为老哥的话起了作用，而是他突生一种心态：与其这样半死不活，不如就死地求生，死也要死个痛快。
这种想法很快就充盈了他的头脑，让他脱胎换骨，重新拿起刀剑，劈开瘟疫之神，冲向了战场。
曾国藩也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和他的幕僚下起了围棋。在他的幕僚眼中，曾国藩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多时，小心翼翼，仿佛每一步都关系生死。这种玩法，使得他每天只能玩一盘。
天京战场传来消息说，曾国荃已变被动为主动，正向坐落在长江对岸、保卫天京的炮台发动进攻。曾国藩已在手中捏热的棋子“啪”一声掉到棋盘上，脸色微变。坐在他面前的棋友慌忙站起来，只见曾国藩盯着棋盘，两眼放出欣喜的光来，叫道：“活了！”
幕僚看向棋盘，本来这盘棋，曾国藩是输定了，可刚才那枚棋子落到一处后，顿时乾坤扭转。那一处是曾国藩死都想不出来的地方。
“这是不是个好兆头？”曾国藩贪婪地看着棋盘，兴奋地问。
那名幕僚顿时知道该说什么，手指颤抖着，“绝对好兆头！绝对的！”
或许真就是好兆头，曾国荃进攻的太平天国炮台在天京城对岸，目的就是轰击进攻天京城的敌人，由于这一神圣使命，所以他的防御非常坚固，几乎不可能被攻陷。但曾国荃进攻的那天恰好是顺风，他动用了水军，先是逆风而上，进入自己的大炮射程内，猛烈开火，然后掉头就跑，脱离敌军大炮射程。如此井然有序、持续不断地重复这一进攻方式。太平军炮台被轰得七零八落，虽然他们也能轰到敌人的战舰，但把敌人的损失和自己的损失对比，简直不值一提。
第一天风向有利于曾国荃，连续三天，都是如此。曾国荃狂呼，老天现在站到我们这边了。第四天，风向依然对他有利，太平军炮台已萎靡不振，举出了投降旗号。
曾国荃对投降的所有太平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血水流入长江，染红江面。李秀成大军就在这血色中，来到了天京城外。
天国版地道战
李秀成来援天京，雄心勃勃。对外宣传，他有兵力六十万，而且一半的士兵配备了洋枪，还有大炮一千门。实际上他只有兵力十万，不足十分之一的人配备了洋枪，火炮只有一百余门。
吹嘘兵力是中国古代战场上的潜规则，双方往往把实际兵力乘以5或者10，甚至更多。人越少，吹嘘得越大，这大概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以不能示之能”。李秀成的吹嘘吓不住曾国荃，他也是从吹牛之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当时他的陆军和水军加到一起，不过两万余人，但他对外号称三十万。他为什么要吹嘘这个数字出来，因为他目测李秀成兵团好像应该在三十万左右。
李秀成一抵达天京城外，就把曾国荃陆军团团围住，分东西两路大举进攻。曾国荃捉襟见肘，他既要预防城内太平军突袭，又要对付李秀成的虎狼之师。他本来兵力就单薄，还要分出两部分，所以这场仗打得是相当吃力。
几天后，他给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