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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接外孙贾母惜孤女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
薛姨妈最遭非议的是，“有意散布”和尚说过有金锁的宝钗将来要和一个有玉的男子结婚。从小说的构思与情节来看，求签释谶、和尚预言之类的事是完全可能的，未必是薛姨妈的造谣，她这样说也很正常，不能看作阴谋。不必说18世纪曹雪芹那个时代，如今都21世纪了，多少人，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都傻乎乎地去找那些顶多只有初中文化的睁眼说瞎话者算命，问婚姻，问财运，问祸福，问升学，烧香求签的就更多了，大把大把地烧钱。他们不明白，那些签诗和算命术语什么的，多为模棱两可之语。我有时候看到这类报道，不禁想，什么时候我写不了文章了，就挂牌算命，门口写13个大字：“大本以下文化者谢绝接待。”专蒙那些有钱的白领！
言归正传。薛姨妈另一条罪状就是“赖着不走”。其实薛姨妈之所以愿意住在贾府，目的是“可拘紧些儿子”。“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姐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作针黹（ｚｈǐ），倒也十分乐业”（四回）。以后宝钗和姐妹们进了大观园，如鱼得水，薛姨妈自然更不想搬了。她是整部小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说中几乎没有劣迹的极少数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封建社会典型的贤惠温柔慈祥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和她姐姐王夫人有时过于操心和严厉得残酷相比，给人的印象似乎善良得多，生活得也比较洒脱。她不是工于心计者。第八回她对黛玉说：“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确是实情。
因此，即使薛姨妈“故意散布”（这种词语常常使我想起某个特定年代，不知凭什么肯定说某些话就是“散布”，而且“故意”，这四个字就足以定性为阴谋家了）“金玉良缘”之论，在贾府“赖着不走”，“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也是她的想法，和薛宝钗是否一样，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对薛宝钗形象评价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不大注意到曹雪芹基本上是把她作为一个被动型人物来处理的，而不是林黛玉那样经常处于主动状态之中。在薛宝钗的全部活动中，极少有她主动发起的行为，她一般总是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她从不争当主角，不想压倒别人。林黛玉就不。元春省亲时她本想作诗“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结果元春只命一人一首，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此说薛宝钗“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多次劝谏贾宝玉‘立身扬名’……显示了宝钗醉心功名利禄‘停机德’之顽强”等等，这些批评过重了。“‘顽强’追求”、“‘多次’劝谏”，实例不足。我以为“无限”上纲固然不可取，“有限”是否要“上纲”，也以慎重为好。无可否认，曹雪芹确实批评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重，但他是抱着“可叹”的惋惜情感而非“可恨”的厌恶态度，这是我们万不可忽视的。“可叹停机德”与“堪怜咏絮才”两句紧接，就充分表明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与感慨。
另外，薛宝钗的封建意识并不一定和追求“金玉良缘”有必然联系，而一些读者在薛宝钗形象分析上恰恰是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思维定势区域，“宝钗在解决婚姻”，“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仿佛薛宝钗在贾府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宝二奶奶的美梦。这种将宝钗过于功利化和过分老练的看法，实际上是把这个十分复杂、有味的艺术形象简单化了。曹雪芹塑造的薛宝钗之所以能如此吸引人，引起那么多人的好感——即使在那非常的年代，在她被报刊、小册子“搞臭”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恨不起她来。她确实在人格与道德高度上不如林黛玉，但在曹雪芹笔下，她仍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曹雪芹确实是将宝钗、黛玉作为某种对立形象来写的，但不是阶级对立，也不代表两种社会势力，而是某些气质、个性、观念上的差别。
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宝钗自然希望将来有一个能作为女人终身依靠的好男子作丈夫，若无此想法才不正常呢。而在一个不可能任意接触男子的社会中，就在身边的贾宝玉这样一个出色的男性必定会得到宝钗的极大好感。但由于宝、黛从小一起长大，贾府上下关于他俩的说法宝钗不会无所闻。所以品格端方、为人忠厚、自律甚严的宝钗从未有过任何破坏宝黛关系的言行，相反倒是一直很注意避嫌，有一次见黛玉去了宝玉那儿她故意避开。宝、黛特别亲密，她并未有什么不快或嫉妒的反应，宝钗并未去争。
从文本来看，说她“千方百计想做宝二奶奶”，恐怕也是言重了。宝黛虽然有“前世因缘”，那毕竟是个神话，不必说按现代意识衡量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使在封建社会，由于宝黛从未订婚，宝钗即使参与“角逐”，也无可非议。所以“争宝二奶奶宝座”既无罪，也非过。我们在评论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时不能以封建观念来批判封建主义。宝钗知道宝、黛从小青梅竹马，而且老太太贾母格外喜欢二玉，因此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分之想。她待黛玉是真诚的，并不虚伪。宝钗的悲剧也正在于此。第八回黛玉去看宝钗——当时她和宝玉均住贾母处，按黛玉的小心眼子，有可能就是知道宝玉去了才去的——她见宝玉在，不冷不热“半含酸”地说了些话，宝玉见“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甲戌本在末句批道：“浑厚天成，这才是宝钗。”此论公允。宝钗确实比较忠厚，她的一些错误——包括三十四回她批评宝玉“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交友不慎；觉得他应“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指贾政）也喜欢了”；以及劝他走读经应举之道等等都是——并不是品质恶劣造成的，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宝二奶奶”能使自己凤冠霞帔，而是她真诚地信奉封建道德之故，更非偷奸耍猾。她十分真诚地为自己，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制造着悲剧，这正是这个艺术典型的美学与社会学价值之所在，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为了“争夺宝二奶奶宝座”的小女人意识。薛宝钗之所以令人怀疑甚至不满却又引起许多人的喜欢，正因为她并不虚伪。虚伪者通常都很浅薄，假情假意，比较容易识别。而薛宝钗则不论是劝戒宝玉还是黛玉，都直言不讳，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她是把这些当作一个正派人、贵族公子或是大家闺秀的行为准则来宣扬的。她自己深信不疑，她也希望别人这样。薛宝钗形象的悲剧意义，很值得那些自以为一片真诚好心为他人却既为他人也为自己制造悲剧者深思。类似这种品质不坏（有些甚至很好），却由于真诚地信奉并忠实实行某种当时看滴翠亭宝钗戏彩蝶来绝对正确，其实极度错误的信念而做了坏事甚至害死人者，那些年我们见得还少吗？薛宝钗形象的一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此，而且这种启示具有永恒价值。
第二部分：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宝钗主要罪状
宝钗除了在金钏之死和尤二姐自杀与柳湘莲出家的事上确实表现了极不应该的冷漠外，主要罪状是两条：一是扑蝶“移祸”黛玉；二是在金钏死后的衣服问题上“想比下黛玉”。其实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我们就会得出比较真实的结果。关于“扑蝶移祸”，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情急之下作出的反应往往与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她此行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是最正常不过的。至于宝钗主动拿出自己新做未穿的衣服给金钏做寿衣，正反映出她为人豁达，不爱计较，思想也有比较开明的一面。其实宝钗并未争“宝二奶奶”的宝座，反而从心底里希望宝、黛事成。二十五回贾府老少得知宝玉、凤姐苏醒过来，大家这才放心。“闻得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她半日，嗤的一声笑。……‘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若是此例还不足以表明宝钗的真诚的话，那么二十八回宝玉没有应贾母之召随黛玉同去而留在王夫人处吃饭，宝钗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着林姑娘走一趟，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宝玉吃罢急于要茶漱口，探春等笑他成日瞎忙。宝钗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妹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羼（ｃｈàｎ）些什么。”薛宝钗若真有争夺之意，绝对不会开这等玩笑，因为这样的玩笑只能是促成宝、黛的好事。如果说宝钗这样做是虚伪，那么宝钗这个形象就不像是出于曹雪芹这样的大手笔了。而且曹雪芹通过叙事人口气也证明了宝钗的真诚：“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这个细节准确地表现出封建正统意识比较浓厚的淑女薛宝钗的个性，她总是在封建礼教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地生活，从不做非“礼”之事，也从无非“礼”之言。即使在十分生气的时候“反击”一两句也不太直露。她总是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以任意流露情感为不取——这从她批评黛玉引用《西厢记》曲语即可见出——因此，和林黛玉将她作为情敌对待相反，高度理智型的薛宝钗恰恰没有这种敌对意识。这个少女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男性（甚至许多女性）的好感，正是由于她的基本品质是好的——当然不等于没有错误，更非没有缺点——性格则更好。
对薛宝钗形象的误解还有一个原因是，将小说中人物对薛宝钗的议论和曹雪芹的看法等同了起来，或者忽略了这种看法的时间性。用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某个重要人物进行评论，是小说家们常用的手法，本不稀罕。曹雪芹的高明在于，他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评论得十分贴切，有时则显然是故意误导，以便让读者在深入阅读中有所发现，得到更多的乐趣。《红楼梦》之所以魅力无穷，与我们经常“上”曹雪芹的“当”大有关系。真正有本事的作家，就是能够让读者甚至专业评论家“上当”者。当读者终于明白来龙去脉，悟出个中奥妙，那才叫真正的艺术享受。而《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你老想彻底弄明白却又老弄不大明白余味无穷的艺术巨著。人们对薛宝钗的评论就比较典型。第八回写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有些读者认为，这表明薛宝钗是个城府很深的少女。其实这是宝钗刚到贾府不久，人生地不熟，必定话少。时间一长就不然了。因而“罕言寡语，人谓藏愚”作为她性格的评语并不准确。事实上宝钗和女孩子们在一起时，话虽少于“极爱说话的”（四十九回）湘云和嘴不饶人的黛玉，但却决不是“罕言寡语”，而是幽默风趣，有时甚至还要动手呢。如八回由于黛玉说话厉害，“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五十六回由于平儿说话滴水不漏，不卑不亢，“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而宝钗在这里却说了长达250字左右的一大套精彩的话。包括王熙凤对她的评论在内，也都未必全部正确。比如说她“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从她协助李纨、探春管理大观园来看，她是很敢发表自己见解的。平日作为亲戚，她不宜对贾府的事说三道四，可以理解，也应该这样。而此时她已从姨妈王夫人那里正式领命（“……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再不表态，就会有负长辈托付。她果然不辱使命，在协调园内各方面人士利益的难题上拿出了令人皆大欢喜的方案。所以人物评论不等于曹雪芹的看法。而在一般小说中，作家常常让人物充当自己的传声筒，因而读者已经习惯于将人物的评论看作是作者的见解。曹雪芹恰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思维定势，将读者引入“歧途”，使薛宝钗这个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创造出更多的美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再创作的空间。
第二部分：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对薛宝钗评价偏颇
造成对薛宝钗评价偏颇还有三个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没有把宝钗的封建意识和品质问题区别开来，这是能否正确看待这个艺术形象的关键。宝钗真正的品质性缺陷只有对金钏之死和尤三姐之死柳湘莲出走的冷漠，而这种冷漠又与她的封建正统观念严重相关——尽管曹雪芹没有在文字上明确表示，但恐怕薛宝钗认为金钏是个丫头，尤三姐过去行为失检，是她冷漠的根本原因。至于认为宝玉应专心举业，与人交往方面不够谨慎等，前已述及，这是她从封建观念出发，真诚地为宝玉考虑，促其“上进”的表现，毕竟不是品质问题，可叹可悲。研究薛宝钗要摒弃成见，不带先入之见。薛宝钗封建意识重不假，但说她成了大观园中的“封建卫道士”，似乎有失偏颇，上纲过高。因为她虽然对贾宝玉等有所劝谏，但并无任何压制“叛逆者”的行为。由于没有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后四十回区别开来，对林黛玉的叛逆性估计过高，成为反封建的“叛逆者”，而且说林黛玉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于是林黛玉就必定要有一个对立面，结果宝钗和黛玉这两个少女就成了大观园中封建势力和反封建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从黛玉叫刘姥姥“母蝗虫”来看，她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未必比宝钗强。当然，应当承认，薛宝钗的封建意识确实比林黛玉严重得多，这是这两个人物思想评价的主要区别。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个区别被进一步夸大，作为“政治标准”压倒了一切。于是本来在曹雪芹笔下寄予相当多的同情的薛宝钗——尽管同情的程度小于林黛玉——只能作为林黛玉的政治对立面出现在许多文章之中。其实她们的分歧和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斗争”就更加谈不上了。
通灵宝玉二是人们过于喜爱林黛玉，于是殃及薛宝钗。从清代两位好友为了争论黛钗孰优孰劣几动老拳等记载来看，人们也许对黛玉印象较好，但差别并不很大，因为毕竟也有人为“保卫”宝钗而挥拳呢。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红学政治化的结果，对林黛玉的思想艺术评价急剧升温，而对薛宝钗的评价相应大大下降，尤其是道德评价极低。两位少女之间的差距几乎成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别，各自成了对立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造成林黛玉“悲剧”的相当一部分责任，被不公平地转嫁到了薛宝钗身上。
第二部分：接外孙贾母惜孤女辟邪金锁
三是中国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同情弱者的作用，使评价的天平向黛玉倾斜。在宝、黛、钗三角关系上，宝黛之间的刻骨铭心之爱得到人们深深的赞许与同情，结果未能如愿结合，令所有的读者为之扼腕叹息。宝钗虽然丧父，毕竟还有母、兄呵护，而且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随时离开贾府生活。而黛玉父母双亡，寄居舅家，虽然受到很好的照顾，终不免时有孤寂隔膜之感。有一个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即人们在择妻或择媳时多半都会选择薛宝钗，但在宝黛未能结合上普遍持十分遗憾与同情黛玉的态度，而且在宝黛成婚还是金玉联姻的问题上通常都主前者。这个矛盾现象，可以从文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