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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最好的朋友，可我也想说他罪有应得。他怎能做出如此引火烧身的愚蠢勾当呢？定是利欲熏心，迷失了心志。那篇“名牌沙发惊现劣品”的新闻，竟是他和另一沙发生产商联手炮制的虚假报道。
原来，徐冬一日和朋友吃饭，席间遇到了沙发生产厂商李某，谈起该厂沙发的销售情况，李某就皱眉头，说市场份额都被XX品牌的沙发抢走了，他们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徐冬听了就计上心来，说我有办法，保管能把你的对手挤出市场，李某当然惊喜莫名，便问什么办法，徐冬就拉了他去洗手间。两人在洗手间里密谋了好半天，李某称徐冬的办法好，徐冬就让他出几万疏通费，他要打点晚报领导，还要请其他媒体参与，李某就说小意思，两人一拍既合。
李某回去后便依计实施，先花钱雇了个朋友去市场买XX品牌的沙发，买回来之后，就通过手段在沙发上制造假象，弄出质量问题来。然后又让买沙发的朋友到消费者协会投诉，还给厂家打电话，厂家对自己的产品心里有数，当然不肯轻易认账，只说他们要调查一下。这样那位朋友便又到报社找了徐冬，徐冬便装模做样带着摄影记者，又是采访消费者，又是采访厂家的，成稿后又给了我一份，这样我们两家媒体就同时给“劣质沙发”曝了光。
徐冬是拿了人家三万块钱的，他一个子儿也没打点领导，只是找了另一家媒体花了两千块，那家媒体的记者便是我了，余下两万八他全揣进了自己腰包。可就在他得意点钱时，XX品牌沙发的厂家也在酝酿反击，因为“劣质产品”被曝光后，消息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给他们的销售带来了恶劣影响，半月内的直接损失就达100余万元。不明不白地吃了个哑巴亏，他们当然不肯罢休，便拿着劣质沙发去有关部门检验，结果发现，劣质问题纯粹是人为故意制造的，原来是有人恶意诋毁，他们就向警方报了案。警方传唤了李某的那个朋友，其很快就招认了，李某又供出了徐冬，三人很快被行拘，接着就被批捕了……
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徐冬的老婆讲完故事，我惊出一身冷汗之余，也为一个问题而困惑：徐冬为什么不拉我这个好哥们儿一起参与策划行动呢？只是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了一篇稿子，他是不是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结果？凭着他那灵光的脑瓜，他应该能想到的，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是在冒险一试啊！他这险冒得也太不值了。
徐冬的过分之举确实很不光彩，且这种不光彩还连累了我，我能想象得到，省城媒体同仁，包括我原单位的同事，会怎样地把我妖魔化，我本打算每回一次就邀一些人喝酒的，看来这个愿望以后不大好实现了。但我还是要来看徐冬，不只是因为他曾是我的好哥们儿，那个沙发厂商李某，本就不认识我，一定是徐冬在面临审讯时咬死了我不知情，也没给我钱，我才没扯进案子里去，警方也才简单向我核实了一下，就凭这一点，徐冬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我不但要和他继续哥们儿，而且还要哥们儿到死。
那天和徐冬的老婆通完电话，我又用手机给刘大军打电话，他是法制报记者，司法口的关系多，我想让他安排一下，我好去看守所探望徐冬，我开始是想找张兵的，但一想他是铁路警察，根本管不着这段儿。当时，刘大军接电话一听是我，就有些犯傻：“你没出事啊？”我说：“我在北京好好的，会出什么事啊？”他就说：“你不知道方舟，省城议论你和徐冬都开锅了，说你俩都被警察抓起来了，连电话都被监控了，吓得我这阵子没敢给你们打电话！”我说：“没这么夸张吧？再说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不知情，徐冬给我稿子我就发了！”他才恍然大悟：“哦……是这样啊！”
我跟刘大军说想去看徐冬，他却很为难：“这个时候恐怕不好吧？”我就说：“你还是不是哥们儿呀？兄弟出了事就这熊样？”他便忙说：“好，好，我尽力安排，但不一定能成啊！”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我就等刘大军的消息。可五天过去了还没音讯，我就又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取证期间，不让见，怕串供，还是等一等吧！”我等了几天，仍不见回音，我再给他打电话，可他还是那句话。
继续等待，没了音讯，我也不给刘大军打电话了，心想：“真他妈的忘恩负义！”我以为刘大军也不会再来电呢，谁知昨天他却突然打来电话，头一句就说：“方舟，真邪了？”我说：“什么邪了？”他说：“那帮兔崽子往常办案，速度慢得像病驴拉磨，可办起徐冬的案子来，却快得邪乎，公安局上周移交了检察院，检察院昨天又起诉到了法院，现在就等着法院宣判了！”我说：“是吗？那能去看看冬子吗？”他说：“能啊，我这不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与他们定得明天中午，可明天就是元旦，你……”我忙说：“没关系，元旦我也去！”
刘大军给我打这个电话时，我已经退了在学生公寓的房间，完全进驻了聂云家。聂云知道我的房租到期了，非让我退掉搬过来不可，说心里话，虽然我的人经常在她那儿了，但名义上我还想保留着点儿，所以我不想退掉房间，我就对聂云说：“我全搬过来和你住一起，那算什么事儿呀？”聂云就生气了：“你什么意思啊？”然后有点疯狂地说：“你搬不搬吧？要是不搬，我天天往你们单位打电话找你！”我就有些怕了，我相信她能做出来的，我就乖乖地搬了过去。
这段时间，我和艾红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和他老公张可的会面倒很多，毕竟是同事了嘛。我们三个一起吃过一次饭，是我张罗的，刚来新单位时，我就要请他们客，表示感谢，艾红却谢绝了，说：“等开了第一个月工资，你请我们去簋街吃吧！”我第一月工资早就开了，可三个人约在一起却很难，终于都有时间了，我就请他们去簋街吃了涮锅和麻辣小龙虾。和艾红的其他几次见面，都是在我单位里，她去找张可，却很奇怪地总到我那儿先坐坐，我于是很不安。夫妻俩因此还真闹了矛盾，一次我正要上楼呢，就听上面的楼梯口处，俩人在小声争吵，张可说：“你什么意思啊？每次来都先去他那儿，让我同事看见会怎么想啊？”艾红说：“我怎么了？他们愿想就想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以后，我就改掉了主动给艾红打电话的习惯……
我在省城下了火车，就直奔徐冬家，跟刘大军约好了在那儿会合的。刘大军早就到了，徐冬的老婆刚刚向他哭过，见了我却又哭，我便劝她：“没事的，冬子最多也就判几个月，再减去在看守所羁押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日子了！”徐冬老婆抹着泪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咨询了律师。”我没咨询律师，但确上网查询了，像徐冬这样的商业信誉诋毁案，有前车之鉴，最重的才罚两万块，判刑十个月。没见徐冬的女儿，徐冬老婆说送他奶奶那儿去了，接着就问我还没吃饭吧，说都做好了，现成的，说着就要去端，我忙说：“哪里吃得下啊？等回来再吃吧！”
也不知道刘大军从哪儿借的破吉普，四处透风，冷空气直往里钻。我心里也够寒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象看守所里的徐冬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曾听我们寝室的老五讲过监狱里的情形，当然不是他的亲历，他也是听表哥讲的，说每个监号都有一个老大，叫“大马牙”，很霸道，说欺负谁就欺负谁。监狱里一天两顿饭都是糙窝头臭咸菜，偶尔有汤也是飘几个菜叶，连油星都没有，即使这样，大马牙也不让你吃痛快，他会把所有人的窝头集中在一块儿，然后用一根线绳把它们勒成片儿，看谁顺眼就多给谁一片，要是看谁不顺眼，那他就得饿着。徐冬会不会受欺负呢？他是被剃了光头，还是蓄了满嘴的胡须？
徐冬是被剃了光头。当我们到了看守所，我也没弄清为什么，狱警竟带着我们直接进了监区，徐冬已在一个小窗口后面等着了。一见徐冬的样子，徐冬的老婆又哭了，徐冬却还笑得出来：“哭什么哭啊？我这不挺好的吗？”我把带来的食物递进去，他拿起鸡腿狼吞虎咽地咬了两口，泪水却噼里啪啦地流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徐冬忽然放下鸡腿，抓住我的手失声说：“骆驼，我他妈后悔呀，真后悔！”徐冬说话的时候，我能看见他身后，若干光头也眼巴巴地往这儿瞅呢。“别太难过了，判不了几个月的！”我安慰他。
刘大军也安慰说：“过去的就过去，别想太多了！”“我的名声就算他妈的全毁了！”徐冬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刘大军，又看向自己的老婆，我忙让开了身。“我想好了，我们还是离了吧，你把孩子送我妈那儿去，找个好男人嫁了！”徐冬说。徐冬的老婆这时却不哭了，抹了眼泪往前凑了凑：“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就是离，我也得等你出来再离啊？”看着他们夫妻二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我顿生感触：患难之时还是夫妻啊，徐冬你也该深刻反省反省了，看看你那些情人，她们都哪儿去了呢？
出了看守所，我们三人都一路无话。在徐冬家吃完了午饭，刘大军说他还有事，就走了。徐冬老婆对我说：“你坐了一夜的火车，还没来得及休息，去小卧室躺一会吧！”我说：“还真有些累了。”我就进了小卧室。我躺到单人床上先给张兵打了个电话，想让他订张晚上的卧铺票，省得排队去买了，晚上临开车前怕就没了。张兵却说他外边忙呢，没时间，可我知道他就在车站呢，因为我隐约听到了售票员冲着话筒跟旅客说什么。放下手机我就感叹：真是人走茶凉啊！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这狗X人呢？来之前我给他打电话说一起看望徐冬，他就推说忙，脱不开身。刘进是真有了事，他的奶奶元旦前几天就病了，早回了县城。
晚上再说吧，我睡了一觉。晚上到了火车站，一问还真没有票了，票贩子手里倒有，贵出了一半。“怎么大过节的，出门的人也这么多啊？”我想着，就去了附近的快客客运站，刚好有九点的一班大客。我就买了车票，票价快赶上卧铺了，快客都是空调软席，途中还有影片欣赏，毕竟比火车硬板舒服多了。我坐在候车室里候车，我就想赵婷不会在上夜班吧？我便怕见到她又很想见到她，我甚至还有了打电话问候她的冲动，但我终究没有打。
赵婷现在怎么样了呢？她和那个药贩子的爱情是在亢奋还是在呻吟？作为一个第三者，她难免也会走进家庭纷争，醋海翻波的俗套，那个药贩子真的能为她抛弃一切？她会是个胜利者吗？
车是准点发的，在市区穿行时，我看着窗外熟悉的夜景，心中酸楚起来：在这里，我爱过，恨过；被拥有过，也被抛弃过；洒过汗水，还流过泪水……想着，泪珠就不知不觉顺着脸庞滚落了。
让它们飞到车外吧，结成晶莹的冰。
三十六
北京是我的——当我再次站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我忽然就有了这种无比豪壮，而又极其自私的想法，难道不是吗？
只要拿着钞票，什么王府井、簋街的，全北京城的大吃小吃都是我的食堂。什么西单、秀水啊，全北京城卖衣服的地儿都是我的衣柜。吃穿都不愁了，那就玩儿呗，那么多景点呢，没听说哪一个“拒游”，人民大会堂也没什么了不起，买张票就能进厅儿里歇歇脚儿。还有中南海，我溜达到门口就腻，戒备森严的，能有什么好玩的呀？
是的，北京是我的。有了这种想法我就高兴，我就很愿意与广场上那些南来北往的客人打招呼，并热情地询问他们一些问题。你想想，北京都是我的了，那我不就是在为自己工作吗？那会是什么心气儿啊？
我是在采访，采访广场上的普通人，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中也许有市长，也许有科学家，也可能是农民和民工，但管他是什么呢，这和我的采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知道他们将怎样过大年，他们孩提的记忆中又是怎样过大年的呢？
这是临近春节时，我们领导给人物栏目布置的选题，刚拿到这个选题时，我直皱眉头：这是什么烂选题啊？不知被炒过了多少遍的冷饭。可领导说：有的主题是永恒的，就看你能不能赋予它新意，挖掘出别的角度来，就比说过年吧，你从中应该能看出几十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渐渐遗失，还有……我被领导说得激动不已，热血沸腾。
是啊，这是多么好的选题啊？多么深邃的选题啊？可我应该去哪里采访，又去采访谁呢？领导便建议我来了天安门广场，说这里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不同民族的采访对象，你应该都能找得到的。
我采访了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人，他童年记忆里的大年真是“年味十足”，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呢，他就看着父亲用报纸卷了粉末，在小板凳上搓来搓去，父亲是在为他制作名叫“麻雷子”的鞭炮。父亲还把粉末装在铁桶里，上面抹了黄泥，留了药捻，说是大年夜要摆在院门口，点了喷出礼花，迎接锣鼓队。母亲当然也没闲着，准备了很多的甜点，那些用木刻模子蒸出来的馒头鱼啊，馒头鸟啊什么的，都被点了红点儿，尤其让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总舍不得吃。
大年夜那天，麻雷子放了，好吃的吃了，他便撵着锣鼓队，一村一村地跑。一直到正月十五，村子里都摆台唱大戏，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叫得欢，孩子们却围拢在零食摊子前吃得过瘾。那一场铡美案，把人头按在了铡刀下，就真的喷出血来，他以为是真的呢，就骇得哭了。还有送灶王爷上天，他在白纸上画了一匹马，母亲就扔进灶坑里烧了，说是送了灶王爷当坐骑……
青年人讲完了这些，便觉得失落和伤感，童年和童年的那些事，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我也就跟着失落和伤感，但我们动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我们那儿过大年没有这样的含蓄多情，花样百出，吃吃饺子，穿穿新衣也就过去了，大概北方的文化过于粗邝和直接了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缺失呢？
我采访累了，就拿了张报纸铺在地上，地砖上挺凉的，有点冻屁股。我也是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了，来北京的事家里还不知道呢，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往家里打过电话呢，我这个人真是随意和飘荡惯了。刚才采访了那么多过大年的内容，倒使我忽然有点儿想家了，心里也就生出来一些歉疚。
电话是我爸接的，一听我来了北京工作，他吃惊得不得了，骂我没心没肺，这么大的事也不同家里商量，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哪儿好就往哪儿跳，反正也都是我一个人，还跟你们商量什么呀？”我爸免不了又一阵叮嘱，问我过年回家吗，我说当然回呀！我去年过年就没回去的。
放下手机，我看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人流，嘴里哼起小调儿来。一个女人用一只手拿了两个玉镯，就那样悠闲地从我面前走过，那镯子一定是她刚买的，是准备买了送人，或还没来得及戴在腕上？不管怎样，她都使我想起了倒腾玉器的聂云，我的心情随即就晴转多云了。聂云现在成了我在北京唯一不快乐的因素，说这样的话，好像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这样丑化她，不只是因为她那超额做爱的方式，使我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也许是我们距离太近，接触太频繁的缘故吧，她的缺点日益突出得暴露在了我面前，我也奇怪，难道我的缺点没有暴露在她面前吗？她每天那样不厌其烦，无微不至地对我关照？然而，我也正是把这关照看成了她最大缺点啊！一天到晚，只要她在家，也不管我写稿子还是看电视，她那张嘴没有停歇的时候，不是问我内裤换没换，袜子洗没洗，就是抓住我别的事问个不休，再就是没个头尾地唠叨她生意上那点儿破事儿。我感觉她就像《大话西游》里那个没完没了的唐僧，而我就是旁边那个小妖精，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