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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截了。
被指责的那个摄影记者一脸的歉意，我没有再指责他什么，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了，话说多了，大家反而闹得不高兴。
“方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摄影记者又问我，司机也转过头来看我。
“先回去吧！”我说。
司机又转过头去启动了车子。
面包车飞速行驶的时候，我给主任孙燕打了个电话，向她报了个平安，她竟没回家，还在报社里一直等着我们呢，电话里她一个劲儿安慰我，说人没什么事就好。
我们是半夜11点多回到省城的报社的。我满脸歉然地进了办公室，孙燕却一脸笑意地迎了上来，一边给我们倒水，一边重复着“你们辛苦”的问候。她的举动让我忽然很感动，我看着她，她白灯管映照下的那张脸真的很美。
坐下来后，孙燕便告诉我，从我们暗访的情况来看，她认为该酒店肯定是存在严重的不法行为的，她还说她已经把情况向报社领导汇报了，领导要求马上成稿，明天就要见报的，既然已经“惊动兔子”了，那就没必要等到整个行动结束之后再报道，再说，报道出来了，也可以“敦促”省公安厅与我们的合作，否则，按目前还没把确凿证据拿到手的情况讲，省公安厅是不会与我们联手，进行下一步行动的。
孙燕给我写稿子的时间限定到了零点半之前，一版的版面已给我留好了位置。一个多小时写近两千字，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我是提前10分钟写完的。稿子里面对女孩来报社投诉及我们的暗访经过，都做了较详细地交代，女孩与其姐姐都用了化名，当然，“暗访露出破绽，惊走酒店众人”的细节，被我做了非常模糊的处理。而在我写稿子的时候，两个摄影记者已将拍到的照片输入电脑里进行了修饰，还把我们用偷拍机拍到的画面翻拍了上去。刘浪却落得个清闲，坐在自己电脑前，戴着耳麦听起歌儿来。
我是和孙燕一起坐报社的班车回家的，在车上，我们俩分析了整个行动的发生和进展情况，并对明天的行动计划做出了安排。下了班车，来到楼门口，我习惯地仰头看了看天上，繁星璀璨，我哑然失笑，没想到编最后一个一版的那个失意的凌晨，并不是我最后一次仰望星空啊。
还没打开住处的门，我就听见屋里有电视节目的声音，毛毛是没睡呢还是忘关电视了？开门进了屋，我就看见毛毛一丝不挂地倚在床上，电视里正演着她喜爱的磨叽剧《还珠格格》。听我进了屋，毛毛头也没回就来了一句：“这么晚才回来？！”却仍看着她的电视，这让我多少有点恼火。我经历了那么一番生死惊魂，难道她心里就一点都没牵挂？
等我洗漱完了上床，毛毛却突然关上了电视。
“你不看了？”我冷冷地说。
“你回来了，我还看什么呀？！”毛毛看着我笑了。
毛毛习惯地躺在我的臂弯里，她那光滑的身体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可我满脑子都是刚刚经历的情景和明天的行动计划，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躺着，像两条沉在水底的赤裸裸的鱼。不知什么时候，酒店里那个满面红光的男人，搂着妙龄女孩喝酒的情形闪现到了我的眼前，而且挥之不去。渐渐地，我的欲望又被点燃了，而且迅速膨胀了起来，我看了眼毛毛，她闭着眼睛，均匀地呼吸着。我翻身到了她的身上，可刚刚吻了一下，就被睁开睡眼的毛毛一把推开了：
“哎呀，不行！你忘了大夫说的，头三天不能做的！”
我才想起来，毛毛去医院检查那天是跟我说过，医生嘱咐她临打胎的前三天不能行房事，我很不情愿地又老实地躺了下来，我和毛毛的性生活就这样嘎然而止。毛毛很快又睡去了，可我还是觉得很难受，我只好强迫自己去想一想别的事……我想象着明天出来的报纸会是什么样子，被我们偷拍的小翠儿会上报纸吧？而上了报纸的小翠儿那张暧昧的脸，肯定会被遮上碍眼的马赛克。
“这样的报道一出来，在平静的省城，会是颗炸弹吧？”
“哥们儿几个看到我的大名肯定会很吃惊的，呵呵……”
我越想越兴奋，竟全没了困意。
十一
我时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人的经历越丰富，他老得哪儿都去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就越寂寞呢？那些英雄，轰轰烈烈，大义凛然，当他们满头白发，垂垂老矣，他们的心境应该会是一片茫然吧？譬如说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何等的武功盖世，傲视天下，可当他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连手指都不能动弹一下，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只蚊子，就趴在自己的鼻子上插吸管儿，他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凄楚啊？
当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我不是英雄。尽管我也想做一个英雄，并且为之努力过，虽然都以失败告终，譬如这次所谓的暗访营救行动。但不管怎样讲，它们也应该能作为我面对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时的谈资了。
阳光照在地板上印出了窗格的影子，微风送撩人的花香入屋，挂在墙上的空调却不解风情地吹着冷空气，我就温暖地蜷缩在省公安厅某处那张柔软舒适的大沙发里，手里拿着我们当天发行的报纸，那上面正有一张挡着马赛克的小翠儿的大照片。
我、摄影记者、主任孙燕，还有来报社投诉的小女孩，是与上午九时整来到省公安厅的，听孙燕说，来之前，她已通过关系与这间办公室的张处长取得了联系，并约定了9点多见面，可现在已经9点半多了，还不见他的影子。当然，这间办公室里除了一脸期待的我们，还有一个慢条斯理的，似乎火上房也不着急的那种男性小职员。
一大早，我就先后接到了徐冬和刘进军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是消息媒体工作者，天天都关注别家的报纸，反应比较迅捷，电话里他们虚心假意地对我一阵吹捧，无非是想套我顿酒喝了。而其他的哥们到现在却还没打电话给我，他们只关心自己那一摊子小众的工作，几乎不看每天的报纸，我也不怪他们。放下徐冬和刘进军的电话时，我心里还真有点沾沾自喜的自豪感，可等到做到这公安厅里，我那点自豪感就荡然无存了，却忽然觉得，自己和主任孙燕很卑鄙起来。
其实，来不来省公安厅，与不与他们合作，结果都没有什么分别。当我们同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小镇，闯进酒店，肯定会扑个空，酒店里那些嗅觉灵敏，满腹狐疑的家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经过我们昨天一番骚扰，他们还能老实地坐在那儿让你逮呀！但我们还必须这样去做，与其说是一种扑救，还不如说是在推卸责任。
不管我们怎么计划，最终目的也还是救出那些被囚禁的女孩子来，既然已注定失败了，那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失败的牌牌挂在自己脖子上，否则会授人以“为了操纵新闻，不顾受害者死活”的话柄。我们在报道中模糊了惊扰恶徒的细节，来此促成省公安厅方面出面行动，也是想让这个失败的结果变得模糊起来。等意料之中的结果出来，我们的接续报道会随之而出，读者当然会有很多揣测，但他们揣测的方向恐怕就不是冲着我们了，歹毒狡猾也好，警察办案不力也好，反正我们还可以净着身子做一回虚伪的英雄。
张处长是十点整跨进办公室门的，手里也正拿着我们当天的报纸，假惺惺地和我们寒暄之后，便满面讥讽的看着我们说：“厉害呀，真是厉害，我看咱们国家有你们记者就行了，我们警察简直就是多余的！”孙燕故意装听不明白，还谦虚地反说奉承话。
对于张处长的这个态度，我也早想象到了，他们警察应该显神威的事情，却让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记者做了，不管成功与否，他们都被摆在了很被动的地位，身为警察的他心里当然会很不舒服。我想张处长此时心中正有一句话憋着呢，就是碍着面子没直接说出来：“你们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张处长又一本正经地向投诉的小女孩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女孩于是又哭哭啼啼地，语调和目光里满是企求。接着我便主动向他讲起了我们昨天暗访的经过，可刚说了个开头就被他制止了：“不用介绍了，报纸我都看过！”我还想说什么，却被孙燕抢了过去，她毫不遮拦地把我们暗访过程中露了破绽，惊了酒店的情况告诉了张处长。这是我和孙燕昨天夜里在报社的班车上商量好的：面对警察要实话实说。
“进屋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们就先登了报纸，闹了半天你们昨天已经惊动他们了，你们工作怎么这么冒失呢？！”张处长没表现出惊讶，却一脸愠怒。
“我们打算通过暗访抓住证据后再和你们联系，等一起行动之后再报道的，谁想发生了那个意外，这样一来先报道后报道也就没什么区别了，再说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报社已经通知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发往该地区的报纸，要等我们行动后再投递的！”孙燕忙赔笑解释，顿了顿她又说：“张处长，我知道我们工作的失误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但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几个身陷狼窝的女孩子，咱们不还是要解救吗？”
我们之所以勇于向警方承认错误，一来是表示我们的诚恳，有利于合作；二来我们确实也不怕什么。我们虽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但并不是不能做，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正儿八经的新闻法来约束我们，也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一个公民不能从事暗访活动，不能扮演英雄救美。我们更不担心警方知道了我们的“瑕疵”之后，会影响我们报纸的形象，警察代表不了公众，况且话语权毕竟还掌握在我们手里。
一直拖到11点左右，张处长才安排好了，带着我和摄影记者上了车，车上已经坐着几个人了，都穿着便衣。“就去这么几个人？”我心里纳闷，但也不好问什么，人家有人家的行动计划，咱走着瞧吧。张处长一直都表现得很不情愿，那张嘴老太太似的一个劲儿地唠叨：“都给惊了，我们去了也白扯！”他话虽这样说，还是要出面安排，毕竟有几个受害的女孩子在那儿悬着呢，当着媒体的面，就是走过场也得走一遭。其实张处长的心里也明白，我们这是干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让他们揩屁股呢，但有什么办法呀？这个时候不找他们，我们又能去找谁呢？
车飞驰在公路上的时候，看着窗外，想起连日来发生的种种，想起了酒店门外，上了面包车的那几个包括小翠儿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就感觉到了良心上的谴责，我开始反思起来：一张报纸具备着舆论监督的功能，它就应该挑起惩恶扬善的大旗；一个记者既然有了“无冕之王”的美誉，他就应该肩负起揭黑打丑的道义。看看我们，我们都做了什么啊？为了能使一篇报道好看，竟漠视了一个能令几个女孩儿逃脱魔掌的机会，我在心中默默念起了“六字真言”。真的，我有一种很强的负罪感，希望自己死后能入阿鼻地狱。
车没有直接去小镇，而是去了辖管小镇的城市，这也让我感到了意外。我们是于下午1点左右到达那个城市的刑警队的，我也才明白了张处长为什么只带了那么几个人。显然事先并没有接到通知，一个小头目见省厅来了人，很是惊讶，忙不迭地给他们的刘队长打电话。匆匆赶来的刘队长也很意外地看着我们。
“张处长，您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刘队长问。
“把你的弟兄集合起来，有任务！”张处长一脸的严肃。
真不愧是职业警察，听领导这么一说，机敏的刘队长二话没问便吩咐手下打电话集合队伍。约半个小时左右，队伍就集合了起来，这倒没让我感到意外，刚才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市不大，无论从城市的哪个角落赶回来，半个小时也足够了。二十多个队员都穿着便衣，却都荷枪实弹，刘队长一声令下，队员们分别上了三辆面包车，我、摄影记者和张处长等人又上了来时乘坐的车子。
四辆车在街道上成一字行驶着，还真能找到点“浩浩荡荡”的感觉。我以为是直接杀奔小镇呢，车队却在一家中等规模的饭店门前停了下来。看着我疑惑的目光，张处长这个时候才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来：“跟你们一样，我们也要晚上才行动的，饿了吧？咱们先吃饭！”我没想到他们的行动中还会有这么一出，不过我确实饿了。
一大帮人进了饭店，整整占了四张桌子，我们那张坐的大部分都是领导，所以相对宽松得多。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饮料和饭菜很快就上来了，有鱼有肉，开吃前，张处长特意起身跟大家交代了一下，说任务在身，让大家多吃少喝，并规定了吃饭的时间。也许我们这桌儿有省厅领导的缘故，或许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客人，服务员单给我们桌儿上了一些啤酒。觥筹交错，几位领导除了跟我们客套，就是互相提一些旧识旧事，说笑着，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快下午四点了。
大家出了饭店的门，刘队长却没让队员们上车，而是把他们集合成了两排，然后夹着包的张处长就站到了他们前面，我以为张处长要训话呢，谁知他一开口竟是让队员们把手机等一切通讯工具都关了，并很严厉地说：“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许再与外界联系！”接着，张处长就向他们宣布的这次行动的任务。不管他们要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我看着他们，心里不禁就佩服起来，这手段和程序挺专业的。
上车的时候，张处长和公安厅的几个人却上了刑警队的面包车，我和摄影记者只好跟着往上钻，但张处长却忽然拦住了我：“小方，人多，车上可能坐不下，我看你们去一个人就行了！”张处长的眼神儿里明显带着轻蔑。我张嘴想说什么，可转念一想，反正去不去都是那个结果，去一个人就去一个人吧！那就只能让摄影记者去了，这种行动，摄影记者现场抓拍是最能出戏的，我嘱咐了摄影记者应该留意什么，回来好写稿子，然后我就上了公安厅的车，一个刑警队方面的人陪着我，我们又回到了刑警队。
时间难熬了起来，陪我的警察出去办事了，我一个人在那间摆满了布面沙发的屋子里坐立不安，我给摄影记者打了两个电话，他都告诉我在路上呢。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又给摄影记者打电话，竟然不在服务区，显然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时间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见摄影记者回电话，我便又拨打，还是不在服务区。已心急火燎的我，不禁无奈暗自地埋怨起摄影记者来。
“这么长时间没动静，难道有了新的情况？难道那些女孩子又被转移回酒店，被警察堵了个正着？”
这样想着，我忽然又兴奋了，心底有了莫名的喜悦，也就更焦急了。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还是没等来好的或坏的消息，却等来了主任孙燕左一个右一个的询问电话，她这时却是在家里，每一次打来都很关心的口吻，她也不怕人家心生厌烦。我心里暗笑，明知道什么结果，你还这么婆妈的干什么呀？未免有点假惺惺了吧？
又接了孙燕的一个电话不久，我的手机又响了，我拿起来就接，以为还是孙燕呢，刚想说什么，里面却传来了美女黄鹂的声音。
“方舟，你暗访的事儿也太惊险了，哎？你又去了吧？”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黄鹂又很关切地：“你小心点儿，注意安全，别往前面冲啊！”
黄鹂的关心倒让我觉得很受用。我告诉黄鹂我没在行动现场，她问为什么，我就简单地向她交代了在饭店门口遭拒的那一幕，我能感觉到手机里面，黄鹂好像松了口气。
“你呀，临阵退缩，让人家替你上阵冒险，一看就不像个男人！”黄鹂又调侃起来。
“不像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