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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在嚼我。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多报纸，而我一张都没看，我不屑一顾，这让他很失望也很沮丧。他说：“你都让人家嚼碎啦，你还不看吗？你呀你呀！”他用一种忧郁的、痛心的样子对着我。
老胡的样子让我很感动。我便硬着头皮看那些报纸，但看了很久还没看出什么名堂。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头昏脑胀。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说我，可又不是在说我。他们也不说我看毛片，而是说我画画，说一个画家和一个模特儿在一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又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要的吧？画模特儿可以通过一定的机构安排嘛，自己一个个找到家里去画，孤男寡女的，算怎么回事？像两个小孩斗嘴，一个说白，一个说黑，白白白！黑黑黑！黑黑白白，无休无止颠来倒去，如果不是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跟我真没有多大关系。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老把我挂在嘴上干什么呢？
第二部分第16节 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把报纸还给了老胡，说：“我去找他们。”
负责讨论“徐阳事件”的言论版主编叫江南生，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他却先打电话找我，约我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边上，他是一个长着一张黄脸的人，鼓着两个金鱼眼，看起来很疲惫，一见面就问我看没看由他主编的那些文章。他说：“我想你肯定都看了，今天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几乎没看，至于看法，就是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他感到不可思议，一副很困惑的样子，“怎么这样呢？你居然没看？而且，还要揍我？”他再三问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欠揍。”
江南生的黄脸上出现了犹豫不决的神情，“你让我感到意外，把我搞乱了，本来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看来不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犹豫又挂在了脸上，像一块脏布帘子似的，“我只好跟你说实话了，这件事也不是我想做就能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负责一个版面，什么事都是有呼应的，上下呼应，你明白了吗？当然，提是我提出来的，人人都要出主意嘛，是不是呢？大家讨论一下，反正是无关痛痒的事，无关痛痒啊是不是？大家都精力旺盛，总要弄出点事情来让他们干干。我原来的意思是想请你也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或者就直接谈你和模特儿是怎么合作的。这对你也有好处是不是？你也许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这么弄，一弄就出名呀；就是发篇文章，还有人给我们送礼塞红包求我们呢。至于我们呢。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继续下去，希望能够添一把柴，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可我没想到你会反感，你怎么会反感呢，不应该呀……”
他的嘴角上堆了两坨黄乎乎的痰沫。很多会说的人都这样，痰沫特别丰沛。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恶心。我盯着粘在他嘴角上的黄色痰沫，又盯着他的脸，然后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它，我把它端起来，浇在了江南生那张轮廓模糊的黄脸上。咖啡真香。咖啡的香气大面积地漫溢开来。
江南生嗷叫一声，“咦！呀——！”
咖啡在江南生脸上脖子上缓慢地流着。他摸到一把x巾纸，像防洪抢险似地抢救他的脸和脖子，好不容易才擦出了一片黄色。他顾不得他的衣服，擦完了脸又忙着擦眼镜。他的眼镜没擦干净，还粘着咖啡，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透过擦得花花搭搭的镜片看了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杯子，用一只手扶着它，再看着我。
他愤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说：“操你妈！”
我又说：“我要告你们！”
我本来就想告他们，现在我更是下决心要告。我请了一位姓何的律师，由他将诉状递到了区法院。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不得了的新闻，纷纷报道，而那篇《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作为背景材料，被各报反复介绍引用。真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这个官司打的还有什么乓庖迥兀课叶院温墒λ担骸耙不我们撒诉吧？”何律师说：“你信不过我？”我想想也是，已经闹成这样，不打又怎样呢。我叹口气说：“那就打吧。”
老胡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老胡说：“这事也许闹一闹才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清不了，不如干脆下死劲把水搅浑，搅成了一锅粥，事情也就算了了。”我被他说得疑疑惑惑。他又说：“要不叫余小惠也去告吧，他们不是还登了那张照片吗？叫她也去告，告他娘的！”
他不知道余小惠走了。我也懒得说。我说：“算了，有我告就行了。”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惟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妈知道了我的事。她偶尔在报摊上看了一张报纸，便买了许多报纸抱回家，戴着老花镜一篇篇地看，看完了便皱巴着一张脸来找我。她说：“徐阳，你看了毛片？毛片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下作的东西？还有，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流氓？你流氓了谁？”我跳过她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她说我没有流氓谁，那是人家闲得无聊说着玩的。她瞪着眼说：“流氓啊，这是好玩的吗？你要当心不要学了你爸！”
她真是驴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也扯到我爸呢？再说我爸从来不流氓。
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女儿不辞而别使她伤透了心，开始几天她都躺在床上，脸色灰黄，手上拿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湿红湿红的眼睛。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余小惠一走，他的苦心就算是白费了，不但面子没挽回来，女儿也走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他连叹气都懒得叹了，垂着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
对于我的官司他没发表任何意见，倒是余冬把我叫到大门外的巷子里骂了一顿。余冬说你妈的还有脸打什么官司？你还嫌不臭是啵？他又威胁我，不准我再去打搅他父母，如果我再踏进他家的门槛，他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一顿。他恶狠狠地说：“看我怎么拆你的骨头！”我对他说：“你要拆我的骨头尽管拆，但如果有你姐姐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他咬着牙说：“你好意思！”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何况领导已经说了，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虽然我知道他在胡说，但这一次他倒没有患癔想症，没有直接扯哪一位领导），并且只是工作的需要，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领导说，我非常理解。
第二部分第17节 操！这个校长
其实我也不愿呆在单位上，单位上那些人本来就跟贼一样。－－我这么说可能伤众，一竹篙扫了一船人，但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群众防领导像防贼，领导防群众更像防贼，同事防同事则是贼防贼。一伙贼啊。而我出了事之后，便成了贼中之贼，尤其是还有脸把一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不过他们都很关心我的官司，他们要嘛对我过份亲热，见了我就问官司怎么样了？要嘛不阴不阳，脸上浮着一种犹豫和不安的表情，说，你的那个什么官司……打得赢吗？
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从身体到声音都趋于成熟。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副，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以后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房间里全是苦丁丁的药气。我觉得我的脸都被药气熏黄了，我连骨头里都冒着药气。不过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张苦涩的脸，还是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巴？
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什么像什么。”我没有骗他们，他们成不了画家，但努努力做一名画匠恐怕不是太难的事。他们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们只希望将来能画什么像什么。
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表示，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家长们很客气，没有使用“流氓”这个词。其实他们就是明说我是个流氓，我也不会太尴尬。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我的脸上都长了茧了。当然，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员的问题，没有生员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的很阴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糨糊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只椅子。我便坐在那只椅子上等着。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
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着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
“你有什么想法呢？”领导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我怎么谈我的想法？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像个遭了闷棍的人，愣愣地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操，这个校长！”
“你变得爱说粗话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校长，人家也没办法，还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吧，你不谈自己的想法叫我怎么办呢？”领导说。
我问领导：“我还能回来吗？”
领导反问我，“回哪儿呢？”
我被领导问住了。领导的话很噎人。领导又说：“要回只好回开发公司，单位上刚刚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而且还是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你叫我怎么办呢？总要把好关吧？抽出去的人一个个都跑回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为难呀是不是？”领导又拉大旗当虎皮。他摇着脸，褐黑色的大脸像皮袋子一样左右晃荡。阳光从窗口退出去。院子里还有知了在叫。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点点变冷，一点点变硬，然后往下沉。我对领导说：“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我不干了就是了。”领导满脸都是关怀，又摇头，并且还咂嘴，说：“你想好了吗？这事还是谨慎一些吧。”这真难得，领导这么关怀我，处处替我着想。但是我说：“不想了，就这样吧，免得你为难。”领导说：“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吧，你自己写个报告，说说停薪留职的原因，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也就是个手续，什么都要手续是不是？”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
我背对着大门站着，看了一会儿这幢破败的、总是在不断修复又不断破败着的老建筑，又看看院子里的草和几棵树、一只在被红漆柱子支撑着的廊檐下飞着的孤独的麻雀。经过老胡的传达室时，老胡又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这回他不是让我看报纸，而是问我怎么把脸拉得那么长？他说你的脸成了一条长丝瓜了。我说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单位了。老胡不信，说：“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吧？”
第二部分第18节 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看看他，扭扭肩胛，又抬眼看看晕黄的天，说：“要下雨了。”
打鼓佬骂道：“他妈的才九百呀，就把我们弄得这么惨。”
我相信打鼓佬。我也不问他是通过什么路子得来的。他自然有他的路子。人有人路，蛇有蛇路，多转几弯就是了。但我还是不明白，陆东平他究竟为了什么？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我曾经问过陆东平，我说老陆呀，那天的事你说怎么那么巧呢，你一走就出事？陆东平说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缺德事？
打鼓佬说：“他会认账？他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要我说呢，他就是吃你的醋，你知道陆东平跟别人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做了什么他都知道，还说余小惠总是哎哟哎哟的吵死人，他还学她怎么叫呢。”我被打鼓佬说得脸上有点挂不住。打鼓佬笑笑，“他说是这么说，我们也只是听听罢了，谁把他的话当真呢。”
我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余小惠怎么叫关他陆东平什么事？
刘昆住在橡胶厂宿舍第七栋一单元顶楼。见敲门的是我们，刘昆一愣，马上把脸黑下来，“你们还找上门来了？”他抖着一条腿，很鄙夷地看着我们说，“我只要喊一声，楼里的人就会把你们当贼打，你们信不信？”我说：“信，但我们不是来找你算帐的，而是要跟你做生意，莫非你不做生意了？”
他听我们说明来意之后，那条腿不抖了，问我能出多少钱？我说：“你知道我们要跟你做什么生意吗？”他狡黠地笑笑说：“猜都猜出来了。”我说：“这样的生意你也做？你连你的客户也卖？”刘昆说：“我这么跟你说吧，－－按理我不该卖，那次在联防办还是人家把我接出来的，可他毕竟不会月月给我发工资呀，我要养家糊口呢。说吧，只要价钱合适，我就把他卖给你。”
我花了五百块钱，刘昆就把陆东平给卖了。刘昆开价一千，我们转身就走，他说八百，我们还走，最后刘昆说到五百，我们才转身往回走。我们就在他家里谈。他家里很挤，一室一厅的房子，让人觉得到处是床，空气里全是沤味。他老娘歪在一只破沙泼上看电视，女儿趴在饭桌上写作业，老婆给我们倒了一杯水之后也凑过去看电视。一家人各忙各的，都不打搅我们，只是那台黑白电视机时不时地哔哔叭叭几声。
刘昆说：“这鬼电视机。”
我说：“先别管电视机，先说是谁叫你干的吧。”刘昆纠正我说：“不是叫，是请，请我干。”我说好吧，是谁请你呢？刘昆说：“陆东平。”我说：“他为什么不直接给联防办打电话，要花这冤柱钱呢？”刘昆说：“他又不傻，会花冤枉钱？他不但要出你们的丑，要你们名誉扫地，还要揍你，他说要是不狠狠地揍你一顿，他这一辈子都会睡不着觉。”打鼓佬对我说：“我说了吧？是不是？”我问刘昆，“他是针对我？他怎么那么恨我？”刘昆说：“这个我不知道，他没说，我也不问，我不问这些事的。”
我们起身要走时，刘昆用小眼睛瞟着我说：“要早知道你会跟我做生意，那天我会少踢你几脚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轻一点呢？还有那幅画，为什么要举得那么高呢？”刘昆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是拿了人家的钱嘛，其实我也不想挣这样的钱，可是有什么办法？我们都没有收入了，女儿又在体校练长跑，那真叫拿钱铺路呀，你说我还能管我挣的是什么钱吗？”
打鼓佬耸耸鼻头说：“操！”
刘昆脸都红了，瞪着打鼓佬说：“你操什么操？你别看不起我，我也是当过先进工作者的，不信你们看看这墙上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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