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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杀的，就说是我杀的。”余冬说：“我不怕，我就说是我杀的。”我叹一口气说：“本来就是我杀的，我只是借了你的手，你何必呢？你姐又走了，你再杀了人，你爸爸妈妈受得了？”余冬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行吗？”我心里ii的，嘴上却说：“怎么不行呢，应该行吧？”
陆东平被送到了一附院，他命大，余冬只是在他肚子上扎了个洞，没伤到他的要害。那几天我动不动就往医院里跑，一开始他老婆不让我进病房，边骂边一掌一掌地把我往外搡。这女人真凶，陆东平还盼她偷人，谁敢偷她呢？陆东平说：“算了，让他进来吧。”这个像白土豆似的女人才肯让我进去，却一脚把床边的凳子踢翻了。我站在那里，问陆东平这事怎么办？公了还是私了？他说：“还能怎么办？公了，我肯定要告你们，事情完了还偷袭我，我会吃这种亏？”我说：“余冬是我拉来的，你要告就告我。”他说：“你放心，我怎样都不会放过你，不过余冬嘛我可以考虑，就看你怎么做了。”最后我跟他说好了，他放过余冬，我负责他的所有费用，并且再额外给他五千，作为对他的补偿。他威胁我说：“你要敢赖帐，我就连余冬一起告。”
为这事我一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我这些钱都是从洪广义那儿借来的。我去借钱时很不好意思，大家这么多年没见面，见面时我却是这般狼狈。洪广义倒是很热情，在他宽大敞亮的办公室里嗬嗬嗬地暴笑，脸都笑横了；边笑边在我肩上乱拍，又将巴掌变成拳头捶两下；叫那个我在联防办见过的长头发瘦女人给我沏茶，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越热情我越不好意思，我简直张不开口。我红着脸说：“不吃饭了，我来是有事的。”洪广义说：“什么事？你还真还我那点钱哪？”听他这么说，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吭吃了半天才说：“包子，钱是一定要还的，只是现在还没有，而且……”说到这儿我实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洪广义点点头说：“好了，别说了，越说越生份了，你看你红头胀脑的，筋都暴起来了，跟我开口有这么难？说吧，要多少？”
我很感激洪广义，他帮了我的大忙，却一句也不提我那些事。他真给我面子。我也没跟他说我借钱去干什么，只说以后一定还他。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以后是什么时候？只有天知道。但洪广义笑着说：“过多久都行，有就还，没有就拉倒，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差点把我的眼圈都说红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将来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他。
我被判了一年半，还是在那家区法院，不过这回是刑事庭。我没有请律师，有了上回的经验，我知道律师只是个摆设。再说我还怕律师坏事，怕他的辩护激怒陆东平。从另一方面说，我巳是南城大名鼎鼎的流氓，单位上正在等我办停薪留职，我还在乎再背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吗？所以我相当平静。虽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但当现实摆在我面前时，我自己都为自己表现出来的平静感到吃惊。除了回答一些问话，我没有为自己作一句辩解。
南城的大小报纸又为我浪费了不少版面。作为一种新闻，我大约具有一种延续性，所以浪费一点版面还是值得的，起码当天的报纸要好卖一些。尤其是南城晚报，直接把最初那篇报道的标题变通一下，《不拿画笔拿刀子，画家原来会杀人》，－－基本上就是套用，但效果很好，据说当天卖得最好的报纸就是南城晚报。
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一夜是个不眠之夜。我倚靠着最里边的一面墙壁坐着，听着别人此起彼伏的鼾声，一点睡意都没有。看守所的墙壁是天下最冷的墙壁，它的寒气就像一根枪刺一样，直入人的心脏。我的心都被它冷透了。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监室里的空气温乎乎的，就像一泡刚撒不久的尿－－我的比喻是恰当的，进去过的人就知道，真是臊气熏天－－它的墙壁怎么会那么冷呢？它甚至还泛着一种滑溜溜的蓝调子的光，从高亭子那儿飘过来的光亮是朦朦胧胧的，雾一般的，它的这种暗蓝的、坚硬而光滑的反光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墙壁自己会发光吗？一些年以后我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坐一卧的两个裸女，背景就是一面这样的墙壁。
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很短，但印象很深。我的印象就是一面那样的墙壁，森冷森冷的，泛着滑溜溜的却是凹凸不平的光亮。
第三部分第22节 这个雨季我差点死掉
我服刑的地方是一个湖滨地区，叫长湖农场，离南城不远，不到一百公里。我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种棉花。这里的土地含沙量很高，属于沙质土壤，透水性强，特别适合种棉花。我去时正赶上摘棉桃，第二年才真正种了一季棉花，回来时已是第三年春天，地里的棉苗才刚长出两片嫩绿的叶子。
余冬来看过我一次。他其实没必要来的，可见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安。他对我显然比过去温和了许多。但他没说什么，他跟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大概并不情愿来这儿看我。也许他还在想，那一刀究竟是他捅的，还是像我说的那样，是我借他的手捅的？所以他坐在那儿不时地瞟我一眼，把两个大拇指对顶着，哔哔地扳指甲盖。我问他，“你姐还没有消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盯着自己那两个忙碌的大拇指。涉及到他姐姐时他总是这样，抵触情绪很大，但最后还是作了一点妥协，在喉咙里咕哝着说：“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像他妈妈一样，下巴一扭一扭，看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
我妈来过几次。是两次还是三次？她总是哭着来又哭着走，我觉得她一直在哭，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每次她都哭着问，怎么回事啊？莫说她搞不清怎么回事，就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清已经发生过的事。就像我们看见了漂在水上的树叶，我们却说不清它们具体是从哪棵树上落下来的一样。
有一次我妈哭着说：“你呀你呀，工作没有啦，房子也没有啦，你什么都没有了呀，你说你怎么办哪你！”
她说她到我单位上去看看我有没有信件，我们领导把她叫去，要她把我的房子腾出来。她问为什么？领导说徐阳已被开除了公职，怎么还能占住我们的房子呢？她说徐阳又没犯什么大罪，凭什么开除他的公职？他没有了公职怎么呢？房子也不让他住？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你们怎么又打又罚呢？我妈表示坚决不腾房子，她说我不腾，要腾也要等徐阳回来，你们跟他说，叫他自己来腾，不关我的事。我妈对我说这些时满脸是泪，泪水爬进褶沟里，把一张苦黄苦黄的脸弄得像一张密密的闪着银光的蛛网。“徐阳啊，”她哀哀地说，“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呢？你将来怎么办呢？你还没成家呀，你这样子还有哪个女人肯嫁给你呀？你怎么会落得比我还惨哪？！”
那时候是雨季。我妈身上东一片西一片全是水迹，脚上裹着厚厚的黄泥。那天我流了泪。我没让我妈看见我的泪，我背过脸去用手背和袖子把它擦掉了。
我妈只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是美术家协会的一份通知，说根据协会章程我的会员资格巳被取消了。
我把这封信撕了。
就是在这个雨季里，我差点死掉了。农场把我们拉到圩堤上参加防洪抢险，圩堤只比水面高一点，浪把我们的鞋和裤腿都泼得水淋淋的。水面很大，浊黄浊黄的一望无际。风从水面上掀过来，哗哗的弄不清是水声还是风声。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下午，我掉进水里去了。我不会水，一下去就秤砣一样不见了，冲出去老远才冒出一点黑头发，被人七手八脚地捞上来，像死人一样躺在在那里。我的肚子里灌满了水。管教干部派人从老乡家里牵来一条老水牛，把我脸朝下放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用鞭子抽牛屁股，赶它快走，好把我肚子里的水颠出来。我的脑袋在牛肚皮上悠来荡去，嘴张着，水就那样从嘴里汩汩地流出来。从我嘴里流出来的黄水洒了一地。
管教干部怀疑我有动机，把我叫去谈话。他的脸就像那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墙壁，森冷森冷的。他说你怎么好好地会掉下去了呢？又没有谁推你碰你，路也不是太滑，不会是自己往下跳吧？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我说报告政府，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我就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我们单位上还是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他们通知我妈，说我房子里透出一股臭味，是不是有死鼠或死猫？我妈对着门缝闻了闻，说什么味道也没有。他们说我妈的鼻子有问题，叫她打开门看看。我妈说没有钥匙，他们便拿来一根撬棍，不顾我妈的阻拦，嘎地一声就把我的房门撬开了。
我妈说哪里有什么死鼠死猫？你们分明是要撬他的门。他们说随你怎么说，反正撬也撬了，你不如干脆把东西搬走算了。他们先把我那张新买的床抬到楼下，然后把东西一件件搬下去，包括我那些画，我买的床单被套枕头，还有暖瓶痰盂和那几个盆子，全都高高的堆在那张床上。他们一边掸身上的灰，一边对我妈说：“王老师你看到了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这里，你清点一下，等你清点完了我们再走。”
王老师伤心地哭着说：“我清点什么呀，我知道什么呀，你们就等不得他回来吗？还有几个月他就回来了，你们都等不得吗？值得你们动这样的脑筋吗？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叫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拿回去呀？”
但我妈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去了。她请了一辆板车，把这些东西都拖到扁担巷去了。我从家里搬到单位宿舍已有七八年了，我搬走时她显得有些忧伤，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那时侯我也没什么东西，一床被子，一包换洗衣服，一些书，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辆小三轮车一拉就拉完了。她站在巷口上看着我走，迎面有邻居过来，点点头打个招呼，说王老师不跟儿子去住呀？她多少有点骄傲地笑笑说，他翅膀硬了飞他的，我跟着他干什么？我在这里住惯了，我喜欢扁担巷。
现在她把我的东西拖回来，她又怎么跟她的那些邻居们说呢？满满一板车的东西，能瞒得过谁的眼睛呢？她一路抹着泪，到了扁担巷她便把泪忍住了，把眼睛擦擦干，板着脸，像谁都欠了她的钱没还似的。人家跟她打招呼她也装着没听见，眼睛都不斜一下，把声音放得硬硬的跟板车夫说话，“挑好路走呀，颠颠磕磕的，碰坏了东西算谁的？”到了家门口了，她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由板车夫把东西一件件往里搬。她的声音还不断地传出来，还是硬硬的，“那都是新被子新卧单呀，你怎么能往地上放呢？你这个人是怎么做事的啊？！”
第三部分第23节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清理我的东西时，她发现我那些新买的东西全都没用过，她把那些东西都摆在自己床上，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那一堆粉红，看了许久，结果隐约地看见了我那桩流产的婚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买的那些东西没一样是带“帧弊值模而在日常用品中，粉红并不代表什么。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盆子呢？一个光棍难道不要用盆子吗？她不但看见了那桩婚姻，还看见了余小惠。在我那些画里，包括上学时画的女人体，最少有十几幅，她却非常准确地把余小惠挑了出来，靠着板壁放在床上，和那堆东西摆在一起。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后，王玉华就问过我。她说你买那些东西是准备结婚用的吗？跟谁结婚呢？是不是她？她拿出那幅画，把它摆在饭桌上，然后便从民间生育学的角度进行评论，“你呢眼光还是有的，身体好，奶呢也饱，将来生孩子是会不错的，可惜现在只能生一胎呀。”她怎么会这样去说一幅画？她又问，“她人呢？现在在哪儿？”我说：“早走了。”她叹一声，说：“你坐牢，她倒走了？你是不是为她跟人动刀子？这种女人！走了也好，一看就是个灾星，害男人的货。”她越来越不像一个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的人了，我被她烦死了。我说：“你烦不烦？”她说：“你还烦？我这是在破解你，万事莫强求，知道吗？女人是干什么的？就是生孩子过日子的，别像你爸似的光图漂亮图好玩，要知道自己的处境，别再去想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凭心而论，我爸真没图过漂亮，尤其是跟她结婚的时候。
她把那幅画收起来了。她说：“这幅画归我吧。”说着搬过一张小楼梯，站在楼梯上一伸手，把那幅画塞在堆满杂物的小阁楼上。我仰起脖子朝小阁楼上看着，她垂着眉眼说：“算了吧，还看什么呢？”
回来后我几乎没有出过门，天天缩在家里。我们家一共有两个小房间，八平米一个，王玉华住了一个，另一个堆着她从我那儿搬来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大约六平米的客厅。虽然只有六平米，但它的门对着巷子，进进出出都是它，所以它就是客厅。我回来后就住在客厅里。王玉华没有去收捡另一个房间，而是在饭桌边靠板壁摆了一张竹床，让我就睡这张竹床。
我们家本来还有房子，是我外公留下来的，刚解放就被人民银行占去了，最初的名义是租用，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具体多少年我搞不清－－又说是被没收了。又过了几年，据说被没收的房子都可以物归原主，王玉华便到处找人，送材料，没想到人家说你的房子占地超过一百平米，不在发还之列。王玉华立即给我三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叫他们从各自单位开证明。王玉华要她的兄弟开证明的目的是想拉大旗作虎皮，他们一个是北京的教授，一个是广州的记者，还有一个在武汉，又写散文又写歌词。王玉华谈起她的兄弟就充满自豪感，她认为只要他们的盖了单位公章的证明一到，有关部门便要慎重对待。
我从来没见这三个舅舅，他们也基本上不和我们往来，不过那次他们在寄证明的同时，都附上了一封充满兄妹之情或姐弟之情的信，弄得王玉华热泪盈眶。我提醒她别光看前面几句话，后面还一大段在谈他们对房产的权利呢。王玉华便忍住泪看下去，三封信全看完了之后，她非常伤心。尤其是对她那两个弟弟感到特别伤心。她说你外婆死得早，我是又当姐又当娘啊，浆洗缝补哪样不是我啊，可怜我给他们纳鞋底把手都戳烂了呀，他们怎么也这样无情无义呢？难道他们全忘了吗？她长长地叹着气说，这就是人哪，房子还没到手呢，就怕我独琢耍磕羌柑焖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动不动就直着眼问，你说他们怎么这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她不愿给她的兄弟们回信，叫我回，说他们在信里都问了一句外甥，你给他们回信吧。那时候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对王玉华说，二十年问一句，值得我给他们写信？你还是自己回吧。她说你是晚辈，人家总还记得你，你就回一封信吧。我坚决不干，她便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给他们回信。她流着泪，写写撕撕，最后写成了三封便条式的信，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房子能要回，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绝不独住
最后的结果与王玉华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她引以为自豪的三个兄弟，有关部门却并不买账。房子没要回来，王玉华想不通，说人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人家怎么要回来了呢？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名堂？而她那三个兄弟则在此后每年来一封信，问她房产要回来了没有？并每一次都重申他们对房产应该享有的权利。
现在那个搁画的小阁楼就是王玉华没要到房子之后架起来的。小阁楼就在客厅里，在我头顶上。一个六平米的地方，摆着饭桌竹床，还有几只凳子，头顶上还有小阁楼，我觉得我就像是个临时寄放在这里的包裹似的。
我睡的竹床是一张老竹床，巳经有些松垮了，一动就咿咿扎扎地叫。因为它不分白天黑夜地叫，王玉华嘴角上的凹坑便越来越深了，深到一定程度时，她对我说：“你准备就这样下去吗？你的日子还长呀。”每天早晨从菜场回来，她总是把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一边择菜一边唠叨，“小青菜都八毛一把，叫人怎么吃得起？虽然我争到了一点退休金，也经不起它这么涨呀。”
我知道她是唠叨给我听的。我成了她的累赘。为了这点退休金她不知道写了多少申述材料。她把要回老房子的事放下来，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申述。她不断地写，反复地写，一遍又一遍地写。“……我辛辛苦苦为党的教育事业操劳，可是就在我即将转正的当口，却因为前夫的右派问题而搁置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无人过问……如今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