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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玲总觉得拍摄纪录片的事情不能瞒着大仓，她就先给桥爪课长说了，桥爪一开始并没当回事，后来张丽玲自己买了摄像机，要去拍摄了，桥瓜还跟着去看。如今说起来，桥爪还对张丽玲拍摄时的表现赞不绝口：“后来我得知她有自己想干的事：拍纪录片。白天干公司的事，晚上和周末用于拍摄。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告诉我要到原宿去拍，邀了好几个公司的人，我也跟去看了。那算是热身吧。她穿了一身与公司上班完全不一样的便装，带了可以露出指头的一双手套，完全不亚于专业人员。后来大家回去之后，她还一个人留下来拍。那种热情劲儿是不多见的。”
在张丽玲折腾的时候，张焕琦也没闲着。因为资金和摄像机的困难，张焕琦一度要放弃，可是最终割舍不下，还是咬着牙干，四处寻找机会。他曾回到国内寻找援助，他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答应可以出一台摄像机，免费让他们使用两年，还可以出两个摄像师。他把这个消息带回日本跟张丽玲和横山隆晴商量，问题太多，首先国内的机器是PAL制的，日本是NTSC制，不吻合，一旦机器出点问题，修理起来非常麻烦，跟买一台也差不了多少；其次养着两个摄像师，工资怎么发？
住在哪里？都是可题。行不通，只好放弃了。
虽然困难重重，张丽玲一点也不灰心。自从那次W出事后，张丽玲的信念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只要用心去做。奇迹肯定会出现，而且她凭直觉，横山隆晴肯定会加入她的行列，肯定会支持她，而她也只有获得横山隆晴和富士电视台的支持才可能把事情做成。于是她一边耐心等待着横山隆晴的态度，一边开始用火一样的热情去寻找和劝说拍摄对象，让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接受她的采访。
张丽玲再次找到《留学生新闻》的主编赵海成，从他那里搞至厂许多人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去接洽。后来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独立成集的丁尚彪就是在《留学生新闻》中找到的线索。参加当年北海道大逃亡的下尚彪给馆学生新闻》写了一篇题为《北海道大逃亡》的稿子，张丽玲看到了，顺藤摸瓜，找到了“黑人”丁尚彪，于是就有了那集感天动地的《家在我心中》。
赵海成也被张丽玲的这种热情所感动，改变了当初的态度，陪着张丽玲一同去找人。每见一个人，张丽玲都要说同样的话：拍这部片子的意义，拍这部片子的可能，拍这部片子的代价，拍这部片子的结果……
赵海成曾说：“你一直无止境地这样说同样的话，太辛苦了，不如用一部录音机把你要说的话录下来，去见人时放给他们听，那样你还可以省点力气。”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0、张丽玲真情练嘴
10、张丽玲真情练嘴
张丽玲却说：“录音机是死的，没有感情，人是活的。我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用活的感情和真诚去说服别人接受我。”
当时播出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张丽玲一点也不避讳这一点，而且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要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播出，如果不能播出你还让我拍我才会拍。但我一定会永远为你保存着磁带，等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你。”
陈建成是张丽玲在大仓的同事，上海人，对拍电视一事特别反感。张丽玲反复找过他许多次，每次都会遭到他的白眼，不光不接受，反而会对张丽玲泼点冷水。张丽玲从不气馁。张丽玲几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跟随他磨，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最后，张丽玲的热情和耐心终于打动了陈建成。他接受了采访，并在接受横山隆晴的采访时说：‘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只要我还是一个人，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采访。”对于张丽玲的顽强和坚韧，陈建成感到难以理解，他常会开玩笑地对张丽玲说：“我发现你—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生为一个女人。
张丽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白天去大仓上班，下了班就忙着到处去“游说”。
一种莫名的热情鼓舞着张丽玲，她的嘴上起了泡，嗓子也哑了，口才却见长，嘴皮子练得越来越利索了。在这个过程中，张丽玲也不断被朋友们追问：‘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就像她当初进大仓被追问“你为什么要进大仓？”一样。的确，依张丽玲的自身条件、做演员的经历和所学专业，她似乎更应该去继续在演艺圈中发展，可是她却进了大仓做商务，而做了商务以后她又要拍纪录片，商务和拍纪录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完全不符合常规，完全超乎正常人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张丽玲。永远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无怪乎连她自己的妹妹张丽烨都说她：“姐姐，你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1996年3月13日，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摄制组组成了，中国人有张丽玲、张焕琦、张丽烨，还有一些不固定的成员，日本人有导演池田和几个年轻的实习生。这是张丽玲等待了许久许久的日子，也是张丽玲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的日子。磁带放进了摄像机里，焦距调准了，摄像机转动了，张丽玲的梦在镜头下延伸开采，无数在日本的中国人挤进了镜头里，张丽玲把活生生的现实搬进了另一个形象世界里，等待国内的中国同胞欣赏，等待全世界的人观看。当然，这一天取决于横山隆晴。
他后来对记者说起这一段心路历程：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做出这种许诺。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实在太忙！处于制作节目第一线的位置的人，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我在企划制作部担任全权责的制片人，不间断地制作节目。我决定派出一个我认为可以信赖的导演带他们，并配备一支由刚刚毕业的实习生组成的拍摄队伍。”同时另派一个摄制组来拍摄张丽玲的拍摄过程，其中有摄像师、录音师和其他技术人员。
从此以后近九个月的时间，横山隆晴再没出现。他本人一年有近300部片子挂名，他分身乏术，张丽玲这边就全交给了那个叫池田的导演。
摄像机终于有了，摄制组终于有了，剩下的就是去拍摄了。张丽玲恨不能每天工作24小时，可是她是大仓的员工，每周七天的时间有五天属于大仓，只有两天属于摄制组，没有时间保证，拍摄的进度就快不起来，即使把那五个黑夜全部用上，也拍不完那些在为生活和命运抗争的中国留学生。张丽玲只能缩短她的休息时间，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拍摄上。
在日本拍摄，许多地方都是要拍摄许可证的，办许可证是一件麻烦的事。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去跟所要拍摄单位的广报部打交道（在中国可能是找宣传部），要对人家说明拍片的目的，将来要在哪个频道播放，还要保证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工作。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1、打开镜头往里走
11、打开镜头往里走
拍成田机场，拍日语学校，数不清办了多少次许可证。有时事情发生得突然，来不及办，就得许多口舌跟人家交涉，不断向人家鞠躬才能获得允许。这一切都得张丽玲来办，日本的许多机构也SE＃官僚主义，办起来麻烦得很。这倒也给张丽玲提供了一次深人接触日本社会的好机会，对她后来人主大富公司积累了一些经验。
张丽玲原来虽然拍过电影和电视剧，但从未接触过纪录片，天赋的直觉让她很快进入了纪录片的氛围，机器转动以后，她在现场既是导演，又是提问的记者。好在她对拍摄对象的生活非常熟悉，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切人。她似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尊重拍摄对象，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记录，坚决拒绝摆布拍摄对象，有时甚至完全忘记了是在拍摄，只是跟在拍摄对象后面客观地记录生活，而这些生活是张丽玲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后来张丽玲还在北京把这些拍摄的感受讲给纪录片的专家们听：“我有时真的不把这当成是拍纪录片，只是我重新进入生活的一种方式，自从来日本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在日本的这些事情记录下夹。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些事情是没法理解的，不能用一般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活生生的，太有故事了。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故事，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的人生，这也不全是为了别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分子。我曾经写过，但是仅靠文字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后来想到用纪录片这种方式，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也是更接一近生活的一种办法，可是真拍起来的时候，我时常忘了我在拍摄，只感觉是在生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过去同时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日本的摄制组是按工作日来计算时间的，不管一天于多少活，只要出勤，就算一个工作日。张丽玲知道一个工作日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一边自己没命地干，同时也要求摄制组把时间利用到最大限度，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有一次他们去东京的一个海鲜集散市场——筑地拍摄，张丽玲让日本人见识了什么叫拿生命作赌注。在日本的电视界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夏天去拍筑地，那就是一天只能在这里干活。而不能再到别处去，因为筑地的环境非常差，味道难闻，垃圾遍地，再加上天气奇热无比，一走进来就会让人恶心，别说再扛着个几十斤重的摄像器材了。他们凌晨4点就来到筑地，摆开摄像机拍。正值夏天最热的那一段时间，市场里的温度很快上来了，张丽玲与拍摄人员的衣服不一会儿工夫全部被汗水湿透，需要不断地喝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那天张丽烨也一同来了，她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去给摄制组买水。张丽玲与所有的女孩子一样非常爱干净，可是她竟能与男人一样经受得住臭鱼烂虾的味道，连摄制组的人都感到惊讶，表面上看起来如同一朵荷花一样一尘不染的女子来干这种活，真不知道她图个什么。
一连拍了近八个小时，终于拍完了，那几个年轻的日本人脱下衣服，拧着汗水往下滴，嘴里说着：“总算拍完了，简直快要脱水了，赶紧回家洗个澡，把身上的臭味洗掉。”
张丽玲却说：“对不起，现在咱们还不能回家，我已经联系好了另外两个人，需要现在马上去拍摄。”
摄像师顿时火了，眼睛瞪得鸡蛋一样大，叫道：“你有没有—点常识，谁敢拍完了筑地还去拍别的？你是不是疯了？”
其实张丽玲心里也非常愧疚，看见他们热成那个样子，累成那个样子，实在不忍心提出再去别处拍摄，可是她也不知道拍筑地会那么累，事先联系好的拍摄也不能不去。她只好要求摄制组配合：“我知道你们累，你们热，我也跟你们一样，但已联系好了不能失信，你们只好辛苦一点，拜托了！”
“我们不干，要去你去。”
“好，那你们把摄像机给我，我去！”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2、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12、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张丽玲的态度非常坚决，日本人无话以对，他们绝没想到一个小女子态度会这么坚决，让人无法拒绝，而她本人的作风又让人觉得如果不做简直就是懦夫。更何况摄像师是不敢把摄像机让给别人的，他们只好跟着张丽玲走。
当然，一旦他们不答应干了，张丽玲就又开始感到无比内疚，毕竟人家是给她干活，是给中国人干活。摄制组的人都上了车。
车是二手的，由于天太热，车内的空调已经不管用了，车厢里的温度比车外的温度还高。开着车窗，想吹着对流风，可是吹进来的是热风。张丽玲拿扇子给摄像师扇风，人家特别不屑地说：“别扇了，庙也不凉快！”张丽烨递矿泉水，人家不接，气鼓鼓地说：“喝得够多了，肚皮撑破了也不顶用，反正是快要脱水了。”
姐妹俩就这样惭愧又无奈地说服那几个日本人，下午拍完，又拍了一个晚上，直到把接下来的两个人物拍完时，已是凌晨两点。现在播出的十集片子里，只用了那天拍摄的两个镜头。
那天的平均温度是41度，他们共喝了68瓶泉水。张丽玲说：“我—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纵使这么辛苦，拍摄质量并不高。这是最让张丽玲着急的。横山隆晴已经有言在先，给张丽玲派的人水平并不高，其中还有实习生，摄像师在日本也是不入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张丽玲只能接受。
张丽玲想以她的热情换来高质量的拍摄，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虽然摄制组里的日本人也很努力，可是远达不到张丽玲预期的效果。张焕倚在国内做过导演，对摄像也略知一二，看到那几个日本人拍摄跟不上，恨不能自己抢过摄像机来拍。张丽玲只好劝说他要忍耐—点，人家是帮忙的，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太多。嘴上这么说，张丽玲自己心里同样着急。
日本导演池田对拍摄的事情不很上心，却一直在打听张丽玲经费的问题，经常在拍片间歇抓住张丽玲，问道：“你到底有多少钱？”
说老实话，经费—直是困扰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的，虽然横山隆晴慷慨地提供了摄像机、技术人员，但张丽玲总要承担其他一些基本的费用，车辆、吃饭、磁带等等，都是要花钱的。张焕琦曾经回国内找钱，可是没有找到。张丽玲就决定自己集资。张焕琦说这样风险太大，不但要冒失业的危险，还要把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而片子能不能播出都还是来知数，下这样大的赌注，搞不好会耗进去后半生所有的财富。张丽玲说那就耗进去。能下这样大的决心，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张丽玲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在亲朋好友中借了一些，先凑了约有一千万日无，先让机器转起来，然后打算一边拍一边找钱。
当时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还在日本，开拍以后，他们要回国，张丽玲就说：“那正好，你们走吧，把存折留下。”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只好乖乖地把存折留下了。
妹妹张丽烨一直在反对张丽玲的片子，就是当她跟在张丽玲后面拍片的时候也会不时地嘀咕几句，张丽玲就非常严正地对张丽烨说：“当百分之百的人都在反对的时候，至少你不能再反对我，你不同意可以，那你就保持沉默。”同胞姐妹，手足情深，张丽烨来日本时也是受了张丽玲的鼓舞，要不她自己才不会跑到日本来，现在姐姐要做事，她心里明白只要姐姐一决定，说也没有用了，就只好说：“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也没有拍片的才能，帮不了你多少忙，你把我的存折拿去吧。”
张丽玲的钱就是这样—点一滴地凑起来的。机器一转动，钱就如流水一样地花掉，很快，一千万日元就光了。
面对池田对制作费用的担心，张丽玲不想撒谎说没钱，可是钱在哪里她心里又没底。刚开拍的时候，池田问张丽玲，张丽玲曾大方地说；“我有一千万。”
池田马上说：“一千万不够。
张丽玲又壮着胆子说：“我还能找到三千万。”
池田又说：‘三千万还不够。”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3、车到山前必有路
13、车到山前必有路
张丽玲心里有点心慌，只能搪塞说：
“你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肯定能再找到钱。”
池田步步相逼：“你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找。”
张丽玲却无言以对。
当时如果张丽玲再找富土电视台投钱不是不可以，不过那样富士电视台就会干预很多，收视率，拍摄方法等都要干预，张丽玲咬着牙挺着，自己想办法。
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张丽玲回过一次国，找到在国内做了老板的好朋友，向他诉说了拍片的情况，并说：“我肯定会还你，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在我还不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提下，你才能借我，但我这一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
朋友马上借给张丽玲十万美元，对张丽玲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面，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才会把钱借给你的。我知道你的性格，过去你是从来不借钱的，现在你借，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你尽管用，不要内疚，只要把片子拍好，什么都会有的，钱更不用愁。”
张丽玲回到日本，日方摄制组的人总是追问她向谁借的钱，要去采访人家，要去感谢人家。张丽玲劝阻了，因为朋友有言在先，他不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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