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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拍摄在继续，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张丽玲忧心如焚，却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这一段拍摄的情况，张焕琦与张丽玲一样刻骨铭心：“对日本人的摄制组来说，这个工作是太辛苦了，心里不太乐意。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助理经验不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生活磨练也不够。我一看这架势不太像拍纪录片的。
一到现场，架起三角架，有的时候没拍上，还要人家重来一次。
“这些日子是难忘的日日夜夜，磁带一天要拍十盘左右，每盘五六千。我们看一盘还剩五分钟，也舍不得剩着，还让摄影师拍掉。拍摄时，早上起来，7点钟集合，算一下人数，到便当店按照人数，买快餐盒饭和饮料，三张一千日元的票子就没了。我们想，别人赚钱盖房子，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样拍纪录片听都没听说过。一块相处的朋友，都站了出来，一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原来都开始了，要不要帮忙？星期六星期天找人见面，喝杯咖啡，三个人一千五，三次见面五六千日元，那是小事，朋友说我怎么帮你，一个朋友刚刚学完车，答应帮忙开车，这下我们不用拿着三角架挤地铁，至少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到冬天，一天也没休息过。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行，星期六星期天全都泡上了。”
有时摄像师人手不够，张焕琦就充当摄像师，《家在我心中》里丁尚彪与女儿地铁中分手的一节就是张焕琦拍摄的。很久以后张焕琦还忘不了他当时拍摄的情景：“丁尚彪和女儿在东京地铁分手的时候，我比老丁还紧张。我一直在琢磨，分手时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必须保证全景。我带着耳机，别人提醒我：‘你哭了。’我尽力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老丁毕竟曾经当过工厂的领班，起初克制住了眼泪，老丁下车了，再也克制不住如注的泪水，我将镜头徐徐地从他的女儿的泪脸变焦移到了站台上的老丁，车内安静极了，一直到成田机场，没有—个人说话。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摘下眼镜使劲地擦了又戴上。”
九个月过去了，张丽珍、张焕琦、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4、在沉默中爆发
14、在沉默中爆发
1996年似乎倏忽之间就要过完了，又是年底了，横山隆晴终于从诸多事务中分身出来，来看一看张丽玲的拍摄情况。他得知张丽玲要带领摄制组到东京郊外的高尾山进行现场拍摄，就跟着一起来了。
11月16日，张丽玲在高尾上拍摄的是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黑人”小陈，他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连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决定回国了，他听朋友说过，东京郊外的高尾山是一处十分漂亮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东京的全景，他想在回国的前一天，最后看一眼他生活了多年的东京的全貌。
池田等一拨人跟着张丽珍、张焕琦按照原来的方式拍，他们用固定三角架，拍摄纪录片中的人物，有时因为一个画面没有拍好，甚至让被拍摄者重新走场。张丽玲偶尔问小陈几句话，与小陈进行简单的情感交流。
与往常相比，应该说那天的拍摄难度不大，拍得比较顺利。可是在拍片的过程中，横山隆晴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凭张丽珍的直觉，横山隆晴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也许是对拍摄的，也许是对她的采访的，她心里一直在想：我今天对小陈的采访有失误吗？是不是不符合纪录片的规律？
拍到晚上，该收工了，横山隆晴还是没说一句话。回到东京，横山让张丽玲和张焕琦到富士电视台的地下食堂，这时巳近夜间12点了，横山隆晴突然来到张丽玲面前，对张丽玲鞠了一躬，悔恨而又严肃地说道：“对不起，张丽玲，我非常失职，我想我一直都在给你帮倒忙，耽搁了你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向你道歉。”
接着横山隆晴对拍摄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你们简直不是在拍纪录片！”
从此，一切开始了180度的转变，横山隆晴把池田的人全部撤掉，换上一流的可以配得上拍这部片子的人，包括一个叫做远藤一弘的摄像师、后来的剪辑师和另外一些技术人员。
对于那天在高尾山的拍摄，横山隆晴后来有过一段详细的心理剖自：“我决定跟随他们去，从早上到晚上，我一句话没说，我心里想，这样的拍摄砸锅了。这些人根本没有明白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作为有经验的导演，我感到恼怒。也感到悔恨不已。我后悔竟然借口自己工作忙，耽误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拍摄，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收拾家当往回走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请摄制组到富土电视台食堂吃顿饭。在食堂，我抑制一天的怒气爆发了。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说，你们的设想的确是了不起的，我怎么能够一次也没有到现场去！我谴责自己，我决定马上减少手头的工作，解散了原先的拍摄队伍，派出第一流的摄影师远藤参加拍摄。当然我征求了远藤的意见，远藤是在和他们接触了以后，自己决定作为自愿者，不拿薪金加盟。”
张焕琦后来说：“到了红叶红了的日子，我们要拍一‘黑户’，横山也一块去了。
我们拍到很晚。横山请我们一起到富士电视台吃饭。横山问我们拍的感觉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就这么工作。横山却发火了，说道：你们的拍摄方法太奇怪，让人再走一遍，这是违反纪录片规则的。其实我和张丽玲对这种做法也感到怀疑，但是我们是受援助的人，不敢说。横山决定把班子全部换掉，换上正式拍录片的远藤。这次交锋使我们明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态度，纪录片强调对被拍摄人的尊重，不干涉他们的生活。日本人认认真真地执行这一点。这次交锋持续到早晨，在争吵中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我们找到了强烈的自信。那就是只要把全部的心灵都拿出来的话，那至少是真诚的。这次争论使得拍摄走上了正轨，从这以后，我们的拍摄全部符合国际规则：
对生活的自然运转保持默默的静观和跟踪。”
但是那天横山隆晴也不是没有收获，在他沉默、愤恨和自责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纪录片的天才。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5、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
15、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
数年以后，他这样对记者描述他的感受：“……我看出了张丽玲是一个纪录片的天才。作为策划和导演，张丽玲用的是中文和被拍摄人小陈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凭着多年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经验，我发现张丽玲对纪录片的感觉特别到位，就在她和小陈接触的瞬间，她与被拍摄人的心灵的沟通细致而又准确，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几乎天衣无缝。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在从山下往山上走的时候，小陈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那种呼吸，被张丽玲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小陈的心情，被张丽玲无一遗漏的摄人她指挥下的镜头。这是了不起的才能。我们平平常看到的普通的纪录片策划，通常要与被采访人进行十次、二十次以上的接触，才谈得上与被采访人建立感情沟通。而张丽玲第一次与被拍摄人见面就可以潜入被拍摄人的内心世界，与他进行内心的对话，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是一个天才。我的确为之震惊。”
凡是看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人都会觉得横山隆晴的这种评价并不为过，因为那的确是需要天才的艺术感觉才能做好的片子。
远藤等人经过横山隆晴的介绍一个一个来见张丽玲，横山隆晴对他们说不要考虑他横山隆晴的情面，也不要觉得因为张丽玲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为了可怜她才来帮她，而是要从心理和感情上接受了这样—部片子才来做，只有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和热情才可能把它拍好。
远藤一弘是横山隆晴的好朋友，与横山隆晴合作过多次，这位CONDOR摄影公司的一级摄像师，出生于1959年；毕业于东京千代田电视电子专门学校、他与张丽玲见面后很快被张丽玲的热情所感动，马上承担起摄像师的任务，他对张丽玲的艺术感悟能力也是十分推崇：“我第一次到摄影现场是在1996年的11月、一个初冬的日子，我第一次和大家见了面。问了问情况，心情还十分轻松。我看到张丽玲对人的采访十分漂亮。她从下面看着人说话。在那以前，我对中国呀，留学生呀，没有任何兴趣。我周围的人对中国也一无所知。在大众传媒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也很多，对中国没有好印象。但是看法随着人而改变，我通过张丽玲认识了中国，对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拍摄现场，对张丽玲是个初次涉足纪录片的人，却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感到震惊。后来进入正常工作后，每周必须工作七天。电影节目中，新闻的节目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但是纪录片完全是两回事，那是花时间的活。
采访的交涉都是由张丽玲负责，经常是第一次的采访，张丽玲就很好地抓住了被采访人的心，她的采访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对话，而是谈到人们心里深处，这很容易看得出来。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我虽然是个专业的人，也学不到这一点。初次见面的人能够相处得如此亲切，能将心里话引出来，这不是靠什么技巧，这是人格的魅力。我真是大为震惊。”
拍摄的任务在一天一天地增加，被拍摄的人物越来越多，摄制组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可是张丽玲的真正身份仍然是大仓商事的社员，她每周要到大仓的食粮部上五天班。她没有对大仓隐瞒拍片的事情，她对桥爪课长和石井部长讲过，也对山内专务讲过，山内不但没有反对，而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是一件好事嘛，这件事也许只有你能做，大仓的其他人都做不了，这也许是对大仓的一次机会，你不要辞职，我会在公司允许的范围内给你提供方便。”
横山隆晴也见过山内，他对张丽玲说：
你能在山内这样的人手下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像山内这样的人，在日本很少见，这是你的福气。”
山内专务指示桥瓜和石并给张丽玲提供了最大的方便，他们对张丽玲说：“你只要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在拍摄上，工资和奖金照发你的。”
这在大仓是从未有过的。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6、她可以全天拍摄
16、她可以全天拍摄
张丽玲把绝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联系拍摄上，有时虽然人在食粮部，面对着电脑里的报价表，心里想的却仍然是拍摄的事情，工作上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把发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报价单发混了，不仅泄露了大仓的秘密，还让大仓承担了不守信誉的罪名。张丽玲心想这次完了，一定要被开除了。为了争取主动，张丽玲找到她的指导员吉田朋子，问是不是她主动提出辞职面子上好看—点。吉田朋子说看一看上面的态度再说，如果上面不开除你，你就不要辞职。吉田带着张丽玲向课长、部长和专务道歉，向大仓的每—个部门道歉，大仓竟然原谅了张丽玲的失误。
从此她非常谨慎，大脑学会了切换镜头，一到大仓，大脑马上从拍摄切换到食粮部，一走出食粮部，马上就切换到拍摄上。
随着拍摄素材的增加，摄制组觉得有必要先剪出一个样片来，张丽玲就觉得时间更紧张了，她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再次找山内专务辞职，山内仍然挽留了她，让她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拍摄上，大仓的事情由别人代劳。
样片终于剪出夹了，90分钟，挑选了四五个人物，其中包括丁尚彪、李仲生等。
张丽玲怀着忐忑的心理送给山内专务看，她并没有指望得到赞赏，只是觉得应该对大仓公司有个交待。如果到头来都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对于公司未免太不公平了。张丽玲把片子交给专务时说：
“片子里的人物是中国人，讲的全是中国话，我担心您听不懂，我给您当翻译。”专务立即说：“不用，如果是好片子，不用翻译也能看懂。”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山内专务集合了食粮部的全体员工在讲堂观摩了样片，他对员工们说：我听不懂片子里的对话，但是我看懂了画面中人物的表情。我认为片子里中国人的面孔，是世界上最最动人的面孔。他们的酬金完全不能与你们相比，但是他们的奋斗精神却让我们许多日本人感到惭愧。片子放到不足一半，许多员工已经泣不成声，放完后，人们对张丽玲的工作有了认识，纷纷围着她，向她表示敬意和关怀。
张丽玲没想到，这部为中国人拍，拍给中国人看的纪录片能够感动一位曾经沧海的日本人。不仅是了解，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理解；不只是同情，而是由衷的赞叹；更不只是认可，而是全面的帮助。山内专务及领导们研究决定：从此以后，张丽玲不必再到大仓上班，不必再像过去一样节省出打理业务以外的时间，她可以全天拍摄，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工资奖金全部照发，直至全部完成。
食粮部的石井后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听说她在拍摄节目，按一般的情况，这种事是不会被允许的，公司要是知道职员想干别的事，那一定得开除。因为公司是商社，目的就是利益。但是我们认输了。我听到横山的说明，横山向我们公司表示了强烈愿望，希望得到公司的支持。可以说，张丽玲运气好，碰到了好人。我们决定让她自由行动，我们为她创造一个工作的基础。我们的公司是搞贸易的，也得到中国方面的多方照顾，除了做生意，做一些别的事不也是可以的吗，公司还是有一点余力的，所以我们认可了。我们对她的事并没有带着多大的期待，我们只是为她搭了一个架子，没有考虑更多。没想到事情越做越大，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作为一个女性。能干这么大的事业，真让我们吃惊，这样的大事对男性来说都不是容易的。她在这上面投人很大的热情，投入自己的信念，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执著的人。第一次见面一看可能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但是不久就会明白她的信念坚强到简直可怕。她恐怕是最难成为恋人的女性。是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呢，她工作起来十分拼命，让人惊叹。”
桥爪（张丽玲的直接上司）后来回忆说：“她对公司的工作也认真完成，她要停下工作去搞拍摄的时候，有人提议不要让她走，觉得走了挺可惜的。我还到石井部长那边专门谈了让张丽玲继续留在公司，并让她继续做她想做的事”。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7、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同事而感到很自豪
17、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同事而感到很自豪
“因为张丽玲当过演员，在公司里本来就引人注目。在工作中，有时我们也向客户介绍，这对工作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一次啤酒晚会上，还放过她演的电影。
她骑在马上，很威风。她大概演过两三部电影吧。她现在很少提到这件事。她现在拍纪录片和她那段经历大概也有关系吧。
说起食粮部，有不少海外业务，在中国也受到关照，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和留学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在这件事上和张丽玲的配合，也算是对中国的一种报恩吧。我也在商社工作，但是刚好我对电视媒体也很感兴趣。我是她的顶头上司，对她干的事也很有兴趣。真是很凑巧。
我也很想到摄影现场去看。我记得还跟她说过。我们和啤酒公司做过不少生意，而且啤酒公司也很早到中国做生意，什么三得利啤酒、朝日啤酒、札幌啤酒什么的，可以找他们赞助。当然后完这些都没有用上。在进入编辑样片的时候，张丽玲每天都干到很晚。我也去看过。山内加上石井和我三个人对张丽玲的事情都是一个态度，公司有余力，在文化上又有意义，都不表示反对，十分赞成。可以说没有大仓，没有食粮部，就没有现在的张丽玲，就没有《我们的留学生活》。后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