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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演说
韩东的诗歌简约而精粹。他的小说承传了这一品质，并延伸了他的写作理想。他通过对陈旧传统的自我断裂，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领域。他的小说意韵深长，读之却极为平淡；他的语言干净、节制，却显得过于单纯。这些特点，经常使他优秀的文学气质不经意地淹没于时代的喧嚣之中。二OO三年度出版的《扎根》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在这部绵密而沉静的作品中，历史和记忆，现实和虚构，小事和大时代，轻与重，经由韩东不动声色的叙述，呈现出了另一种异端的面貌，细心的读者自能从中读出一种内在的震撼，但没有足够耐心的人却未必能真正理解。韩东的不同凡响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
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新京报》，感谢传媒，感谢各位评委。
文学写作的前提是自由，这自由不仅指思想自由、书写自由，也应包括出版、传播和批评奖励的自由。传媒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今天有目共睹，它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有助于打破体制的传统垄断，形成良性的多元化格局。世间无善，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学亦如此。在各种文学活动中绝对的善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相对平衡。传媒就是这样的一种平衡手段，参与文学评奖不仅新鲜，也显得意义非凡。我尤其注意到“华语文学大奖”的宗旨：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无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障碍、干扰，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号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开明、一种与时代相称的果敢。
至于我本人因小说《扎根》获得年度小说家奖，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我因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单元的提名。我曾说过，我愿意被多次提名而不是真正的获奖，这与我写作的性质很相称。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置于一种“半明半暗”的处境下，这是多年的写作生活教给我的一种自我保护。过分压抑了，写作会变得灰暗，丧失信心。而过于张扬则容易导致浮夸，以至沦为社会名流。我说过，中国作家“富”不起也“穷”不起，任何极端的状况都会导致他们精力涣散，最终受损的是写作本身。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深感由此带来的对写作的伤害。同时我也目睹了很多“富人”，目睹他们如何地“富裕”起来了，情形同样不容乐观。抛开其他因素不论（社会的、体制的、风尚和才能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素质，其信念、专注、意志、心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不想大而化之地谈论当代汉语文学或者小说的意义、得失和大势格局。我想强调的只是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它必定是与具体的写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若有值得称道的汉语文学，它的兴衰成败是和这样的几个人或一批人息息相关的。
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这“穷困”既有气氛上的压抑、体制的排斥和人为的疏离、隔绝，也有并非比喻的生活上的贫困。这次获奖对于我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大有帮助。它给了我需要的荣誉，激励了“士气”。同时也有物质性的奖励———两万元奖金。虽然数目不大，但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缺乏市场不愿屈从于各种势力的人而言有着切实的生存价值。因此我的感激是尤甚的，也是真实的，不完全是礼节性的客套。
我不免想到那些与我的处境相似的写作者。在此我呼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更多地向这些人敞开，关注他们的写作与存在。自然，这个奖的目的并非是“扶贫济困”，但也许它应该更有预见性、更果敢、更具特点和风格。这个奖新鲜如婴儿，应与当代汉语文学的新鲜力量一同成长，甚至一同遭遇非议和诋毁。它的权威性应该落实于遮蔽的现在和隐约的未来之中，而不是辉煌的往昔。与其锦上添花，不如虚席以待———我这么认为。
最后，我想谈谈《扎根》。我因这本小说获奖，但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获奖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名至实归。除了偶然性在起作用，还有评委们对我写作的特殊信任。时下的小说风尚比较的恣意无忌，作家们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以及雄心，在显露才华和能量的同时其技术方式难免粗糙，语言迟钝暧昧，叙述上不着边际。这些都是盲目追求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我将《扎根》的获奖看成是对当代汉语小说自觉意识的一种肯定，落实到个人，就是对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的一种认可。《扎根》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本小说，它的思辨和文化意义、作者的表达冲动和超越野心理所应当地让位于小说之必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除了所叙述的故事，《扎根》还是这样的一本关于小说的皮毛之书。值得高兴的是各位评委注意到了这皮毛，并给予了肯定。
再次感谢大家。感谢刊载《扎根》的《花城》杂志社，感谢责任编辑朱燕玲女士。感谢单行本《扎根》的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王干、脚印。感谢《扎根》的读者，无论是喜欢《扎根》或者觉得它不值一提的人。
韩东
2004。3。26
总序
谢有顺
这套丛书里的五位作者，都是国内的文学名家，因为他们在2003年度里出版或发表了重要作品，荣获由《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现在，将他们的作品集结在一起出版，不仅是为了留存一种语言记忆，也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学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六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某种创造性和自由精神。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宗旨正是“自由、独立、创造”。我记得，当《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先生于2002年秋天提议创立该奖时，我并没有立即响应，而是足足犹豫了好几个月，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学奖已经够多，文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如何才能在这种芜杂的情形中，真正遴选出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作品，并在评奖中自觉维护文学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实非易事。但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文学奖做起来了，并制定和实施了一些不同于其他评奖的新规则，使这个奖拥有了最大限度的公正和民间色彩。这个奖目前已颁发两届，随着十二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分别站在广州和北京的领奖台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影响力日渐扩展，俨然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事件。有意思的是，这个由大众传媒主办、国内年度奖金最高的文学大奖，为人所称道的，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专业精神和公正程序。因为主办者一直记得，创设一个新的文学奖，决非张扬一种文学竞赛，而仅仅意味着一种提醒，一份备忘，其真正的目的是渴望借此建立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使被遮蔽的优秀文学被发现，使昏暗的艺术良知被复活。因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无意于为文坛的喧嚣助兴，它的梦想是对华语文学的年度状况作出新的描述。它崇尚艺术创造，见证时代精神，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更反对居高临下地以泛意识形态的东西粗暴地践踏文学———主办方相信，具有这种理想的文学实践，确能重新塑造读者的文学眼光。
正如程益中先生所说：“一个民族要尊重自己的遗产，留下自己的记忆，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和高贵的表现。文学是继承民族传统、留传民族记忆的重要形式。《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份新锐主流媒体，愿意而且也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语言文字拥有广阔无垠的美感和韵味，对它的传承和传播使《南方都市报》获得意义，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感到很自豪。”程益中和其他主办方领导共有的文化远见和信守承诺的美德，在我们这个惟利是图的传媒时代，是并不多见的。正因为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从这里出发，它一定可以做得更专业，走得更久远。
如今，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倾听来自南方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花落谁家，及时出版这样一套获奖者的文丛，除了有历史存真的意义，还可以让我们领略这个文学奖业已形成的小小传统———每一个获奖者的坚定存在和优秀作品，如同洪水中的石头，总是沉潜在洪水的喧嚣之下，慢慢的，他们就构成了某一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路标。因此，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些作家、诗人和批评家，是他们的创造力，成就了我们的一次次文学旅行；离开他们的努力，任何的评奖都不过是空洞的自我满足而已。同时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参与评奖的三十几位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他们的智慧和辛劳，是这个文学奖获得成功的关键。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洁尘女士出于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看重，精心策划了这套文丛，她以自己的认真负责向文学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记得余光中在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说时，曾以一句“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作结，获得喝彩。而我想说的是，发端于广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它的影响疆域必定会超越中原、像文学本身一样辽阔。令人高兴的是，莫言、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和须一瓜等人，率先成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历史证人。
2004年9月24日，广州
（作者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
杀 猫（1）
他说他杀死一只猫，邻居家的。以前他也说过关于猫的事，开始时我以为他在重复。他会这样，忘记对我说过的话。一向如此，把得意的场面反复述说。何况当时在座的有生人。她是女的这一点并不重要。
我们在东大食堂吃的晚饭。为吃晚饭我才领他去的。三只塑料饭盒内是同样的饭菜。那天有鱼。我们吐了三小堆鱼骨头在桌上。要是谁养猫就好了，他说。意思自然不是虐杀，而是饲养它们。
谁对我冷淡了不行，过分亲热也不行。他说。他要讲一个冷淡以致造成后果的故事。同时看了我一眼，让我回忆起另一个过分亲热的故事。对陌生的女性他只讲杀猫的细节，我所知道的要更多一些。猫的灭顶之灾是由好感引起的。
它对他有好感，天然的，就像女人对他有好感一样。他自然得意。猫也喜欢漂亮的面孔。它向他仰起三角形的脸，在他的裤子上磨蹭，尾巴竖得直直的。前一天，他刚和它的主人打了架。猫像殷勤的使者跑来，喵喵叫。他一手执画笔，一手抚弄猫的肛门，以这样的方式使它和自己平静下来。画面的错误使他恼怒。扔掉画笔后抓起杀虫剂“必扑”，对准猫脸扑哧扑哧几下。猫脸笼罩在一小团药雾中。“必扑”有异香，于是猫儿香喷喷地出去了。这便是那个过分亲热的故事。
房间很小，六七平方。他在里面吃饭、睡觉、画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两张以上的画同时进行。没时间做画框，直接将画布用图钉摁在胶合板上。从胶合板上取下的画越积越多，兽皮一样堆在墙角。我提醒他可能发霉，建议移往我的住处。五楼通风，有足够的空间。但他放心不下。折中的办法是将画幅悬挂起来，四面不靠，之间用报纸相隔。仍不能完全放心。天气晴好的日子将它们拿到院子里晾晒，也是一个回顾和欣赏的好机会。所有的朋友都对他重新有了信心。
那天他推车出门，离开了那只猫。猫的主人，邻居小伙子就要下班。他看见它，一定不会认为一切正常。他会猜到他的敌人并采取行动。是否已无机可乘？房门已经锁好，人也已经离开了。他想到那扇木窗。邻居小伙子会推开它，将一只手伸入。那只入侵的手上会有一只小瓶，小瓶里装着硫酸。硫酸将泼向他的画。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就想到了全部细节。事情只能是这样的。
晒画的日子我们都来。阳光下那些画平摊在院子里或斜倚着墙脚。墙脚属于一排低矮的平房，砖瓦陈旧。院内无人通过的地方杂草丛生。上面是碧蓝的天空。画面从这一背景中凸现出来，鲜艳非常。他的美国女朋友，红头发，灰眼睛，五彩缤纷的皮肤。另一幅画上，她是黄头发，绿眼睛，皮肤黑亮。不同色彩和侧面的肖像有六幅，排列在一起。小院中，他对自己的女友百看不厌，也向朋友们推荐。院内出入的邻居们自然也有眼福。猫的主人，邻居小伙子，钳工，小张，吐了一口痰，飞向那老外的腮边。
他回来关窗，像雷雨来临前一样急切。院子里阳光很好，垂死的猫不见了。他听见钳工在隔壁问：你怎么啦？猫不回答。关上窗户，从里面扣上，再次出发。路经钳工的窗口，看见他正把它带到龙头下冲洗。从钳工的窗前一闪而过，骑出了院门。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猫已受到惩罚，并惊动了它的主人。而门窗紧闭，无人能进入他的房间。他的画就放在墙角，多么安全，不容侵犯。
钳工的一口痰飞向美国女朋友的一刹那他挪动了画框。没有击中，但敌意已经成立。他事前的警惕和钳工事后的坦然都说明这是宿怨。他让钳工将痰擦去，后者继续走自己的路。他拦住钳工厮打。都是每天使用工具的人，臂力基本相当。他们战了个平手，各自带伤。
他骑往东郊，在植物园附近看见四个女孩。尾随她们，有时也独自闲逛。植物园不大，游人稀疏，他们经常碰面。感觉上已经是熟人了。他向她们微笑，挤眼睛。她们看他的眼神就像他是一株来自美洲的植物。四个女孩，任何一个单独他都不会有兴趣，也不要求她们那样。向前骑的时候四辆车并排，或两人一组，共两组，或排成纵队。为看见正面，他超过了她们再向回骑。她们挨得更紧了。最后一次他从后面赶上经过她们然后骑远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都不是美国女孩。
他在院子里给一块胶合板上清漆。另一块，已经上好的，平摊在地上。小孩从墙角转过。突然出现，跑着，上了胶合板，嘭嘭嘭，下去。木板很有弹性。回来！他大叫。小孩绕过木板。混蛋！他骂，心有所动。提着蘸满清漆的刷子走到小孩跟前，在他的小脸上来了两道。这启发了他今后在凹凸不平的物体上作画，比如一只罐子，一个葫芦。重要的是笔运行时所体会到的手感。
这以后猫见了他就逃。显然它恢复了奔跑的能力。奔跑，逃离，藏匿。他去车棚时发现它在一只纸盒里安了身。没能捕住，他踩扁了纸盒。猫跳上墙头。你以为那边就是美国吗？一只去了美国的猫是不能接受的。它现在不仅到了美国，而且位于砖头够不着的地方。导弹也无法将其击中。他站在板凳上，迷惑于墙头那边院子里炫目的阳光。
美国女友驱车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沿途给他寄来漂亮的明信片。人名地名，印象之一。男男女女，年轻力壮，印象之二。他们很有钱，他们享受生活，玩得很开心，世界是他们的。
油画颜料也寄到了，锡管上印着愤怒的凡·高。他设法给她打电话。事情弄得很复杂。有一个瘸子家里有电话和某单位的账号，可以少收钱（与邮局相比）。他不会英语，请了一个朋友，会英语的。美国女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是她妈。这些都凑到一块儿了。她妈怀疑他的朋友不是他。他朋友又冒充他哥哥，说是刚从德国回来。德国回来的哥哥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弟弟的女朋友呢？等等，不一而足。美国老太太完全可以胜任中国的居委会主任。而他本来可以让他的朋友告诉他妈自己不会英语所以才请人翻译的。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点。
电话费90元。为弥补所犯错误寄出一宝石项链，花去邮资60元，共150元。项链本身价值不明，系祖传，由他妈收藏。她在出邮资的同时贡献了被邮的礼物。他心安理得。没有工作，不嗜烟酒，无任何恶习。在父母家吃饭，没地方需要花钱，除了这一次。他妈将此举看成合理投资。我更爱妈妈了，他说。她给他留饭、织毛衣。他的症状表现在她身上，去见医生，因为他没有公费医疗。发给离休干部的游园优惠券也给了他。嘴上说不去，到底还是去了。一玩就很开心。划船、打靶、套圈、乘过山车，样样都来，收费都含在门票里了。
晚上他给女友写信，要求和她生活在一起。猫在窗外叫着，砰的一声从屋顶跳下，落向另一个顶，较矮的屋顶，他的屋顶。
他给妈妈送去一件毛衣。她坐在值班室里预感到他的到来。房间很宽大，而她孤身一人。如果她打盹，突起的铃声会把她吓坏的。他这样想，所以徒步而至。那时他的女友是否正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