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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不会对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这一点感到惊奇。我们不愿意想，我们会杀人，更不用说我们会喜欢杀人了。
当然，如果某种欲望夹杂在对死人的厌恶中，谋杀的诱惑对此推波助澜。无论如何，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完善的：它至多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的开端：在死人令人厌恶的诱惑中发挥作用的不只是杀人的欲望。让我们来看看我曾谈到的节日，这种节日通常是简陋的，未定型的，有时伴随着国王之死，我们可以领会这个死亡、色情和谋杀聚集在一个持久的放纵中的情结：或许这就是总体的观点，我们坚持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性活动通常被规则限制，谋杀被看作可怕之举，不被容许。事物的这种固定秩序意味着生命活动受束缚，如同一匹马被一个好骑手驾驭一样。这是持久的老人生活，它巩固了社会的过程。这是停滞，或至少是减缓，它以劳动维持这个过程。相反，老人的死亡甚或一般意义上的死亡，加快了生命的流动和繁盛，这是活动的停滞与突然解放的更迭产生的最佳效果。
最终，我们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使某种转变脱离被死亡解放的这个活动，脱离这个巨大的诱惑力，这个诱惑力通常属于生活，自然符合尸体令人沮丧的特征。这种从独断专行到无能为力，从存在的合理到虚无，从活人的否定、（字迹不清——原编者注）地位到对界限的无限否定的转变，宣告了漫不经心、突如其来、反复无常、充满温柔的放纵和晦暗、混乱的生活的复苏甚或胜利。暴力回应腐朽，腐朽呼唤暴力；腐烂的虚无与沉醉于混乱的激情相比，更接近悲剧放射的这个神圣恐惧的光晕。
一个相当完整的激变的纽结产生于这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生命从死亡中汲取软弱无力的特征，并以这个代价出现在其无限放纵之中。这是一种毁灭的力量，它以一种增殖、更新和新鲜的力量为基础，一种充满生机的不可避免的腐败预示了这种力量：会有青春吗，如果需要填充的坟墓没为它留下空位？
3。欲望的秘密
但是，在产生于自然的肉体腐败与一个纽带之间有一个鸿沟，这个纽带将青年与被坟墓的布景重新掩盖的阴谋联系起来。人的本性就是消除或掩盖这种如此黑暗的炼金术的痕迹；而且，这些痕迹湮没在土中，也湮没在记忆中无法进入的区域。最困难的复原涉及一个庞大运动的整体。严格来讲，有可能找到尊重死人的规定与杀人欲望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也是肤浅的。而且，无论将国王尸体的腐败与性放纵联系在一起的“国王之死的节日”画面多么完整，仍不过是需要提供意义的草图。
我已经说明的东西，从现在开始有助于把握将厌恶死人与渴望生命的整体活动联系起来的东西。这要胜过产生于节日画面的根本联系。但是，我应该更进一步并最终指出，另一方面，人的性生活，色情，在它所涉及的联系之外无法辨认。无疑，撇开对死人的厌恶来想像色情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种独立不是已知条件。我可以不顾费德尔的状况来想像激情：没什么比一个女人对她有权爱的男人产生的纯洁爱情更平常的了（此外，在我们今天，费德尔对伊波利特的爱，在我们看来不再是罪过了……）但是，撇开这个例子，即杀人的欲望，性欲——与一个不断将一部分人抛入坟墓的活动的吸引力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对这个活动的厌恶激发。罪愆令费德尔厌恶，秘密地培植和孕育了她的不由自主的热情，性欲的死亡芬芳如同罪愆一样，保证了性欲的全部力量，这就是焦虑的意义，没有焦虑，性欲不过是一种动物活动，不是色情。倘若我们想清楚地表现这个不同寻常的效果，我们应该把焦虑与晕眩对比，在晕眩中，厌恶不会停止，反而增加了一种不由自主堕落的欲望：我们还要将焦虑与狂笑对比，如果出现了某种危险因素，我们因焦虑而笑得更厉害了，尽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笑下去，我们还是笑。
在每个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危险的感觉——它还不够迫切，不会中断一切拖延——将我们置于一种可恶的虚无之中。在这样一个虚无中面前，人是一个实体，有丧失实在的危险，人既渴望又害怕失去极限。仿佛极限意识需要一种不确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仿佛人本身是对一切可能性的探索，他总是走极端和冒险。因此，一种对此顽固的不可能性的挑战，一个如此丰盈的虚无欲望，只能以死亡的终极空虚结束。
Ⅲ 丧失与迷失自我的强烈欲望
1。快乐要求我们消耗我们的能量资源
与欲望相关的恐惧和任何恐惧都未使之丰富的欲望的贫乏，无法使我们对欲望的对象是令人向往的东西这一点视而不见。在欲望走向空虚——有时走向死亡的时候——焦虑或许是一个欲求更多和增加欲求之物吸引力的理由，但是最终，欲求之物总是有快乐的意义，而且不管怎么说，此物都不是无法认识的。至于色情，如果不从根本上认为它的动力是快乐而去寻求，则是不可宽恕的。一种极端的快乐。神秘主义者谈到他们的极乐状态时，想要给人以一种无比快乐、人类的爱情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印象。很难判断这些状态的强烈程度，无疑，这些状态或许是不可言传的，但是永远无法进行比较精确的比较，因为无法认识其他的状态，即我们个人的意识。尽管表面如此，还是可以认为，我们能在与色情和宗教观照相邻的领域体验到这样的快乐，以致我们相信这些快乐是不同寻常的，独一无二的，超过了可以想象的快乐的限度。
任何人，无论他是谁，都无法怀疑色情带给我们的极端的、过度的、心荡神驰的特征。我认为，一小部分麻木的人标榜的怀疑态度要么是装腔作势的表现，要么是一种经验的笨拙或恶劣条件的表现。如何才能通过寻求厌恶和一切性质的可恶之物达到这么大的快乐，这一点尚不明了。
我在前面所说的旨在揭示，恐惧夹杂在色情中并举足轻重。我举了一些可以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子，但是我还没有廓清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的过程和结果。为此，我现在提出一个或许是基本的假设。
我想，厌恶（我说的不是恐惧）的感觉并像大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适合对他们而言不好的东西，适合刺激他们兴趣的东西。相反，如果这些本无他意的东西令我们厌恶，那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眼里体现了一种巨大的现实价值。色情可以是肮脏的，也可以是高贵的，纯洁的，拒绝一切性接触，但它无比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行为的原则：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某种危险之中的东西。
说真的，我们并非总是有办法这么想，一旦不可避免的危险邻近我们，我们就精疲力竭，欲望全无（欲望的确受到了限制）。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足够的勇气和运气，我们最渴望的东西从原则上说，最有可能威胁我们或毁灭我们。对能量或金钱——或严重的死亡威胁的巨大损失，不同人的承受力不同。但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这仍是一个定量的问题），人们全然不顾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普遍相信相反的情形，这就意味着他们通常几乎没有力量：但在他们个人的限度内，他们还是不免愿意消耗或暴露在危险之中。无论如何，谁都有力量当然也有办法投身连续的消耗，并不断暴露在危险之中。通过举例，通过详细分析色情中举足轻重的对立因素的作用，我尽力揭示这个法则的意义和范围；此外，我不免要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特征上：我已经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勾勒了它的总体轮廓。我曾经从生产活动出发首先展示的东西，我现在将它展现出来，它以一种更具体的方式在个体的热情中发挥作用，迂回曲折地促进了一种更全面的观点的产生。不管怎么说，不变的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断然反对作为正确判断思想根据的看法。
这需再次审视并推翻“解释”我们行为的东西：如何不能简单地说思想就是一种服从的举动：这是心灵和激情对未完成的经济算计的服从。人类接受摆布，如同孩童听从老师，一种贫乏感令他不知所措。但是，他提出的普遍利益在恐惧占上风和精力不济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以短浅的目光来看，这些利益只有一个在正式话语的范畴内发生作用的意义，但是能量泛滥，恐惧阻止不了什么。在一个脆弱的思想和一个事物的狂暴进程之间，是极端的不和谐；我们的冲突恰是引导我们的这些软弱无力和通情达理的老师的措施。
2。文学与焦虑；献祭与恐惧
为了说明我们寻求最大的损失或最大的危险所依照的法则，我暂时采取两种参照，第一种虚构文学。其实，一部小说的魅力与一个主人公及他所遭遇的危险息息相关。没有困难，没有焦虑，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让我们依恋的，没什么让我们激动并让我们与他共命运的。但是小说的虚构特征有助于支持真实的、能够超越我们的力量并让我们沮丧的东西。*我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间接地体验我们不敢亲身经历的东西。要牢记，问题不是不气馁地承受苦难：我们应该忍受苦难，别太焦虑，享受它带给我们的毁灭或面对危险的感觉。
*试想侦探小说的人物完全站不住脚的勇气。
但是，文学只是延续了宗教的游戏，文学是宗教的主要继承人。文学尤其继承了献祭：这种对毁灭、迷失自己并从正面关照死亡的憧憬，首先在宗教仪式中找到了满足，阅读小说也可得到这种满足：宗教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小说，一个以血淋淋的方式描绘的故事。献祭的虚构不亚于小说：它不是真正危险或有罪的处死，不是一桩罪行，而是罪行的表演，是一个表演。它从根本上来讲是叙述一桩罪行，其中的祭司和牺牲者为在场的人表演终曲。当然，牺牲者确实被杀死了，但牺牲者通常不过是祭司注定要杀死的匿名动物——或人——，两者通常扮演神的角色——在其他情况下扮演国王的角色：仪式与神话有关，仪式是神话周而复始的表现。献祭也不乏这样的意义：从根本上来看，它甚至在恐惧中达到了在场者有能力承受的焦虑的极限：否则，如何解释夹杂着想像的极端行为？究竟有多少次，温和的行为能使献祭服从更丰富的感受*？从根本上说，一种游戏的特征说明了献祭的重要性，但是，这总是意味着将在场的人带到一种焦虑之中，这种焦虑与一种骇人听闻的、有传染性的毁灭之感息息相关，此番感受既令人恐惧，又令人迷惑。
*动物献祭是最古老的一种，人的献祭发展了一段时期之后，最终人们用动物取代了人作为祭品。至于后来源于某些极端之举的不安，参见《那受诅咒的》，第65页。
无论如何，重要的不是恐惧本身；保留在文学中的焦虑也能单纯视为焦虑。文学趣味不是一桩在其中病态地寻觅焦虑的罪行。一个在献祭或文学中令人着迷之物，通常并不产生于恐惧或焦虑之中。在最普遍的条件下，恐惧的对象是一个腐烂物；或焦虑的对象是一种空虚。但是在献祭中令人着迷之物不仅仅是可怕的，而且是神圣的，是神与献祭串通一气，献祭充满诱惑并且只有一种意义：陷入死亡。恐惧在这里只是为了更好地烘托一种诱惑，这种诱惑若不接近极端的苦闷，就不会显得那么伟大。
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小说才会符合这种活动的严格性。但是，类似古典悲剧的简单叙述的确如此：当主人公被他自身的性格引向毁灭的时候，叙述的吸引力最大。主人公越是接近神，他所经历的毁灭就越大，他自愿遭遇的危险也越大。只有神才能以一种过度的方式检验以毁灭与危险为目标的欲望所遵循的原则。但是，文学更接近我们，文学在过度方面失去的，在逼真方面赢得了。
3。“在死亡高度上”的生命创造了宗教和艺术的财富
在被推延的放纵之后的疯狂之举与国王之死相呼应，它应充分表现了将我们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巨大诱惑力。我们不断地受到诱惑，放弃劳动，忍耐，缓慢的财富积累，以采取意义相反的活动，我们忽然挥霍积累的财富，我们浪费和损失无度。巨大的损失即国王之死，不必产生弥补后果的想法：不幸既已发生，索性就堕落到底吧。在某种意义上，国王之死类似于一种空虚的显现，任何栏杆都无法将我们与这空虚分隔：国王之死会使我们退却，而与之相关的、可能的堕落情形，会暗示我们跳下去，不顾我们即将面临死亡，或索性一死了之。这取决于我们身上尚存的、处于压力之下或某种不平衡状态之中的能量总和。
可以肯定的是，空虚或毁灭的诱惑丝毫也不意味着缺乏活力，这种晕眩非但促使我们毁灭，反而通常预示着节日的幸福放纵。事实上，作假和失败是这些活动的规则：禁忌最先预示了违反节日，节日的过度特征仍然遵循着幸福的尺度，这个尺度确保回到禁忌所支配的生活。但是当禁忌不符合对自然的否定和人类消除自身对自然既定状况的依赖的愿望时，失败是不由自主的。人们为了避免承认他们无法化为纯粹精神，只好作假。他们的失败是不由自主的。如果他们将分寸感带到一项叫做过度的活动中，他们反而是故意失败的。我们通常不愿意让过度将我们引入最终的毁灭或死亡的境地。节日的虚构程度或许并不亚于否定自然，但是，节日以文学或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次虚构是有意为之的。节日至少是人们情愿的，即使它麻痹意识。欲望或许被耍弄了，但这是在类似被我们给的玩具欺骗的儿童的半复杂状态之中进行的。被挥霍的只有可自由使用的资源。从根本上看，并不是集体的节日侵犯了基本的财富，没有这份财富无法保证回归下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同第一个一样，既是过度的又是有节制的。最终这不是毁灭，更不是死亡，这是对毁灭的追寻在节日中得到的快乐。我们靠近空虚，但不是为了堕入空虚。我们希望自己感到晕眩，只要有堕落之形就够了。
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说，真正的快乐要求一种直至死亡的快乐，但是死亡结束了快乐！我们无法理解真正的快乐……此外，死亡本身并不必要。我以为我们在生命面前软弱无力：从死亡降临的时刻起，死亡就在我们身上制造空虚，空虚提前夺去了我们的力量。因此，作假对于不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避免死亡，倘若我们想得到快乐。所以，惟有通过文学或献祭在假想中接近死亡，才能预告充溢我们的快乐，如果快乐的对象是真实的，快乐至少在根本上充实我们，因为我们死后，就不再可能有充实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如此顽强地反抗一种最终的困难？相反，我们不避开死亡：凝视死亡，直面死亡，这就是尽我们所能。永远的温柔、讥讽和机智胜过这种抗议，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先见之明：我们坚持抗议时，抗议却像一切文学一样转向作假。抗议甚至很快就不被容许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在某种意义上面对一种保证人的总体性的快乐，反对利己者的私利，尽管我们不由自主不断地成为利己者？在这个方面，当悲剧和喜剧，还有真正的小说在各种炫目的游戏中思索生命的多变时，它们难道没有尽可能地响应这个欲望——让我们悲惨地、滑稽地陷入这个人人没完没了地沉迷其中的大规模活动？如果这一点确实，即作假支配文学，一个极端的事实驱散了促使我们走向文学指引的一个解决地点的热情，同样确实的是，只有一种真正的勇气才能使我们在有形的死亡或衰弱的焦虑中找到这个惟一的极端快乐，这种快乐使人毁灭。没有这种勇气，我们就无法以宗教或艺术的财富对抗动物的贫乏。
Ⅳ 欲望的对象与真实性的总体性
1；欲望的对象是存在的空间或总体性
非常奇怪的是，我描述的是最难想像的，但同时也是最熟悉的东西。无需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悲剧的观众或小说的读者就会摸清头绪；那些通过宗教意义聆听弥撒曲的人只是以他们的方式思索弥撒曲的本质。如果我从悲剧与小说或弥撒的献祭毫不费力创造的可辨识符号组成的激情世界转向思想世界，一切都关闭了：由于试图将悲剧活动这种令人着迷的“神圣恐惧”纳入这个心智世界，我意识到，读者出于困惑，理解我的意图有点困难。
事实上，令人着迷之物诉诸激情而丝毫不牵涉心智。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明显地看到，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