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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放之四海而皆准。
4、精英的游戏
我认识一个喜欢中国功夫的叙利亚人，最初我们在北京一家健身房里偶遇，他对我说，他是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我不相信。后来我动用了伦敦和纽约的“线人”求证此事，他们通过我描述的一些细节，确定此人身份不假。
上世纪60年代，哈菲茨·阿萨德、里法特·阿萨德兄弟发起政变，推翻叙利亚前政权，当上了总统和副总统，史载“腥风血雨阿萨德”是也。十几年后，两兄弟反目成仇，里法特欲从哈菲茨手中夺取政权未遂，带着钱和军队流亡到法国和西班牙，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
2000年，哈菲茨·阿萨特去世，里法特再次夺权未遂，哈菲茨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而我在北京健身房偶遇的这个年轻人，是里法特第四个太太所生的最小的儿子，深得其父宠爱，论亲戚，应该是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堂弟。
不久前我去伦敦，他邀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喝下午茶，在一家清静的餐厅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里法特·阿萨特。老人抱着自己的孙子，和颜悦色地与我打了招呼，又继续享受祖孙俩的天伦之乐，场面颇为温馨。
回到北京以后，我在美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报道，详细记录了里法特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领主生涯，镇压之血腥令人胆寒。1982年，里法特曾指挥军队镇压“反叛分子”，他对一名美国记者亲口承认，在那场大屠杀中，至少有38万人丢掉了性命。尽管流亡近三十年，里法特仍然一心想返回叙利亚权力中心。现在，现任总统，也就是他的亲侄子巴沙尔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国内局势风雨飘摇，里法特趁机再度提出应由自己接管叙利亚政权，希望获得国际社会援助。
读了这篇报道，我久久回不过神儿来。那个在伦敦与我共进下午茶、慈眉善目含饴弄孙的老者，和杀人如麻的中东军事领导者，是同一个人吗？一时间我深感自己心目中对“人”的评价体系，在历史面前如此苍白。一个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时间去看另一个人，感受竟有天壤之别。青史留名者（无论美名还是臭名）的功过是非，恐怕连“盖棺论定”都为时过早。往往需要几十年，在不同的时间、立场、尺度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并非每一个人都向往这种“精英”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是一个不想当政治家的政治家。他曾经在辞去首相职务后坦诚地对我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选择从政。”但他显然无法选择，他的父亲福田赳夫在1976—1978年出任日本首相，在位期间与邓小平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福田康夫是家中长子，所以生来就获得了日本政坛入场券，注定要步父亲之后尘，而且一生都要沉浮其中。
日本的几任首相我都采访过，他们的人生的确很谨慎很辛苦。这种谨慎和辛苦不仅仅因为要对一国之民负责，还因为日本民主政治在某些地方比美国还要超前，监管极其严格。
我去过日本财长的办公室，朴素得难以想象。尽管日本平板电视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但财长办公室里还是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日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的1/10或1/5，更为夸张的是，他们的秘书很多都是自家兄弟姐妹，这样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为纳税人省钱。
乱花纳税人的钱是一项很大的罪名，哪怕只是换了一台平板电视，被反对党揪出来就成了腐败的把柄。一旦当上一把手，就意味着你必须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行为负责。假如十年前你少缴纳一笔养老金，或者三年前少交一次电话费，哪怕只是无心之举，只要有人提供证据，就必须引咎辞职。甚至助手在竞选过程中喝了一杯老百姓的啤酒没给钱，也会被说成很大的事。
记得洪博培刚刚当上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很多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下一任总统的最佳人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饭，问他想不想当美国总统，他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要参加总统竞选，就意味着他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要付出代价。不但妻子孩子，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被媒体查个底儿掉，才算对国民有个交代。更何况当上总统以后，便很少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于洪博培这样已经坐拥亿万身家的人来讲，犯不上。
领导也是人，但领导过的日子，有时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不过也罢。
5、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2001年，那个机会很特别。之前我采访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岁。”施瓦布先生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到底是二十几呢？”我只好实话实说：“24岁。”没想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做事的年轻人！我会亲自提名你竞争‘全球明日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于是那年冬天，我来到冰雪小镇达沃斯，开始了11年的达沃斯生涯。
我在达沃斯有过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媒体理事会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们列出一个名单，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百余位优秀人才，作为达沃斯青年后备力量。至于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则是一个研究世界发展趋势的机构。每一位理事通过电话、邮件、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确定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存在于当前的视线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来的走势。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三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战巴黎或纽约，得有多少人中途开溜啊。正因来亦难，走亦难，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也就不那么讲究，反正你别无选择。
小镇上星级酒店只有寥寥数家，早已被各国政要包下来，像比尔·盖茨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已经向酒店预交了未来十年的订金。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能订上一家与“如家”档次相当的，已实属万幸。
记得有一年和同事一起去达沃斯，我们花大价钱订下一个房间，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客厅，随意感慨道：“不错啊，还是个套间！”可是继续往里走，并没有发现卧室的存在。睡在哪儿呢？难道是打地铺？我打开柜子寻找被褥，却惊喜地发现科技以人为本，柜子里竟有一张折叠床，稍微用力一压就可以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拉一下，它又自动弹回柜子里。
达沃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机都很小，大小跟iPad差不多，好在还是彩色的。而且跟我的很多同事相比，柜子里有张折叠床已经相当不错。我们一位同事在微博上分享了今年他在达沃斯的住处——一个地下篮球场改装的简易房，躺在床上，头顶正上方便是一个挂在墙上的篮球架。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个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因为工作关系，算得上参加达沃斯论坛次数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很多人表示不解，不好好在国内待着，去达沃斯凑什么热闹？人家也未见得爱带你玩儿。
原因很简单：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2010年，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论坛的官方议程，中国主动参与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在嘉宾的取舍方面有一半的发言权，这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日益提升。为了争取这一块自己的阵地，我们奋斗了十年。
一次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十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十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6、没有克拉就没有幸福？
记得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也许更早，有句广告语就已经深入人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与之同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是一颗360度光彩夺目的钻石，以及一男一女幸福相拥的背景。我对钻石并无特殊兴趣，只当它是一种珍稀矿物，但也时常听到业内人士说到钻石的本质和“保值”的虚妄。那天专访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先生，他的几句话把事儿说清楚了。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有着“钻石王国”之称，世界上70％的原钻都产自这里。尽管如此，世界上四个主要的钻石加工中心却都在欧洲，这使得在整个钻石加工贸易产业链中，作为上游的南非获利却远远不如其下游环节。我对副总统的访谈，便涉及南非针对这一现象将采取的举措。
我有幸与南非三任总统都曾有过交集。总统祖马为人爽朗，但谈到钻石问题却有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副总统莫特兰蒂和祖马风格不同，他是经济学者出身，在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专业见解，并且担任过代总统，所以敢说敢言，讲话有底气。
在交谈中聊到，金融危机期间，钻石和黄金一样，价格曾飞速上涨，总统先生却立刻打破了人们在钻石与黄金之间画上的等号，说：“钻石跟黄金不一样，钻石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这个说法似曾相识，但当它出自钻石王国的总统口中，意义却非同一般。
“钻石不过是碳。伦敦的中心销售机构（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严格管控着全球的钻石市场，他们首先进行存货，只向市场上释放一小部分，人为的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钻石会枯竭，而是他们控制了钻石的市场供应。”
相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全世界大多数的钻石都被一家叫做戴比尔斯（DeBeers）的公司垄断着，有关钻石的各种美好象征，当然也是他们的发明创造。戴比尔斯由英国人赛西尔·罗兹（CecilJohnRhodes）于1887年在南非创立，其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钻石原石市场体系”，它控制着全球60％的钻石矿，因而有能力“调节钻石的需求走向”。其余那40％的生产商也必须将自己家的原石以指定价格卖给戴比尔斯，否则戴比尔斯可以通过释放库存来压低市场价，令你血本无归。据说戴比尔斯的高管曾经一进入美国国境就会面临被起诉，罪名便是垄断。
有一部黛咪·摩尔和我很喜欢的迈克尔·凯恩主演的电影《完美无瑕》（Flawless），讲的是一个面临解雇的钻石公司女员工和即将退休的清洁工联手盗窃钻石保险库的故事。电影里钻石堆积如山的写实画面令我印象颇深。钻石并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真正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听说地下还有无尽的钻石矿未被开采，它的价值只是垄断的结果，它的意义也只是人为的赋予。
“钻石不过是碳”，这并非秘密，而是常识，我们在初中化学课上早已了解。碳是自然界分布最广、储藏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遇到合适的温度和压力，便形成了钻石。可惜，钻石商和奢侈品商的巨额广告营销费足以收买各种媒体，特别是有关“生活方式”的，也足够雇用最庞大的水军，和各路名人——由不得你不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公司花了20年时间终于让中国女人相信：钻石的克拉数是爱情的象征。”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纯属营销作祟，钻石除了观念中的价值外，毫无用处。中国人被戴比尔斯说服以为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其实毫无逻辑。中国人比我们欧美人更把钻石当宝贝。”
2011年5月，戴比尔斯扩张的脚步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精品旗舰店”在北京“新光天地”闪亮登场，据说只接待固定的客人，只定制最昂贵的梦想。此言既出，不知又有多少人的心被搅得蠢蠢欲动。
对于很多从来没有拥有过钻石的中国人，谈论钻石的本质，或许的确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也许连自己的心的本质，都还没弄清楚。
7、人傻，钱多！
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瞻而不可亵玩焉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十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丰田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商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