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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是封建男权时代，一部褒扬女性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角的金陵十二钗且不提，就是一些仅仅出场过几次的丫环、戏子，都非常有性格。这源于其对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精确把握。这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够见到。她笔下的女子，总是活灵活现，形象丰满。
另一点有趣的是，在《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两个角色，是两种完全美女性的极端。虽然宝玉最终倾心的还是黛玉，但宝钗未尝没有令他动心过。这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投射成白玫瑰与红玫瑰。同样是两个类型的女人，虽然不完美，却都有各自的动人之处。
张爱玲的文字，与《红楼梦》联系最密切之处，当属其悲凉哀婉的气氛。她与曹雪芹一样，都在寻找悲剧的根源。也许是人性的弱点，也许是时代大背景造成的无奈。张爱玲在早期塑造的人物多是有缺陷的，但《半生缘》的顾曼桢又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单纯的“人性弱点”会造成悲剧的观点。是命运，或者说，是时代，是整个人类的本质，造成了悲剧的诞生。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才会让人感到绝望而苍凉。
张爱玲曾说，人生有三重恨：鲥鱼多刺，海棠无香，红楼未完。残缺的《红楼梦》，如同断臂的维纳斯一般，也有其独特的美感。但高鹗的续笔，让《红楼梦》显得庸俗了，这让张爱玲非常难以接受。她说：“《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和阅读趣味……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待过些时，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恋爱悲剧。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是否同性恋者。”
高鹗的续写，在张爱玲看来，是“跗骨之蛆”。可见其流毒之深，对《红楼梦》的文学性与美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于是，在美国定居的张爱玲，花费了十年时间，作了一部考据《红楼梦》的《红楼梦魇》。《红楼梦魇》，这个名字听起来总是森冷的，让人不知不觉便打个寒战。不过，这也正是张爱玲的风格。
这个名字的由来，在书本的序言中有解释：“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 ‘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实是这情形………一种疯狂。”
这部书里，都是非常详尽的考究。就连周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张爱玲的记忆力好到可怕。张爱玲的考据，与严肃的学术考据又是不同的。《红楼梦魇》读起来并不干瘪，反倒很有趣、很活泼。张爱玲的行文，看起来似乎没有章法，她好像是在做一个猜心游戏。
她一面将那些自己觉得可疑的字句摘出来对比，一面猜测当年曹雪芹落笔时的想法，让人觉得看起来轻松容易。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张爱玲幼年时，《红楼梦》为她带来乐趣，给她文学的启蒙。它甚至无孔不入，钻入她的作品中。于是，在张爱玲笔下的那些故事里，人们能看到熟悉的笔调。那冗长而又不厌其烦的器物与风景描写，用得非常“险”却又巧妙的形容词。当然，还有“红楼式”的对话方式。有些对话，好似换一个人说，换一个背景，生生地就成红楼梦了。
而张爱玲，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这部她挚爱的小说。她花费了十年时间，写出了《红楼梦魇》。不深奥、不晦涩，试图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曹雪芹的想法。
对张爱玲来说，《红楼梦》毋宁没有结局，也不要一个让它变得“俗气”的收梢。
有道是：“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
旗袍里的虱子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她是一个病人。她笔下的故事，总是凄冷的，没有温度，让人读了之后心里凉飕飕。她笔下的人，都是贪婪的，或者狡诈，或者肮脏，一个个被生活扭曲了的灵魂，在一座她用纸笔建造的虚假城市里狂舞。
张爱玲总是更擅长于从生活中发现丑陋与病态。有人说，心中有什么，见到的便是什么。张爱玲看到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面，是因为，她是一个病人………缺乏爱与安全感的病人。她追求物质，于是，物质为她织了一袭华美的袍，但生活的挫折，又如同寄生在袍子里的虱子，令人不得不忍受。
走在街道上，看到人来人往。人们或贫穷，或富有。他们脸上写着人生百态。不过，这百态大多被麻木与虚假的笑所掩盖。人们戴着假面，穿着袍子。只有在寂静无人时，才会撩开袍子的一角，看看袍里的虱子。
张爱玲永远是抱着双臂，带着疏离的笑容在一旁冷冷注视。那些生活中的琐碎与腐坏片段，她经历过，她从中获得了终生难以忘怀的痛苦。于是对那些同样受着苦的人，她没有怜悯。她是一个无情的记录者，只负责写下来，客观地描写出所有细节，鲜有评论。她却分明地把自己的态度摆明了：生命就是无趣的、苍凉的，如同寒夜的月色，凄凉的一点白，病恹恹，死沉沉。
张爱玲似乎早就看透了爱情的本质：她所看到的，只是欲望与需求。男人与女人之间延续了千年，却仍然让所有人乐此不疲的爱情游戏，是一场交换。所谓的情，总是小于欲的。欲望是原罪，是感情游戏开场的必须条件。
于是，男人为了欲望，不断寻找新的女人。譬如白玫瑰与红玫瑰。她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温柔贤惠的妻与热辣娇嗔的情人，哪一个男人都不想失去。振保是这样，而振保只是千万男人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概括。男人类于捕猎型的动物，或者说如同贪婪的收藏家，希望将看到的猎物都吃掉，或将珍宝都收藏起来。若单得到一个，见到别人手中那个，或未得那个，总会眼红，总觉已到手的不那么好了。
而女人，则是为了寻找依靠，精神依靠与金钱依靠。譬如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是要找到一个好男人，带回家去，出一口气。
但，怎样算好？有钱，能依靠便是了。在张爱玲的故事里，男人总是要可恨些，女人即便是坏，也让人可怜。白流苏算是幸运的。若香港城不沦陷，没有那末日的氛围，她怎能等到范柳原，怎能打这场翻身仗？
而相比之下，她笔下的另几个女人，要可悲得多。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是个到香港留学的女学生。她聪明，生得也好看。但在富孀姑母的引诱之下，为了物质，出卖自己的青春。漂亮的衣衫，柔软的绸缎，让贫穷的女学生眼花缭乱。她想要获得它们：这样好的青春美貌，为什么要过得穷酸？ 一步步地堕落，她最后想，嫁个有钱人也是好的。谁知，劫数却在这时候来了。她喜欢上一个叫作乔琪的浪荡子。这就是女人，会为了物质，背叛自己；又会为了男人，背叛物质。乔琪说话很直白，他给她爱，与她结婚。她则出卖自己，换钱给他挥霍。
“乔琪笑道：’你也用不着我来编谎给你听。你自己会哄自己。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许多！ 一气， 就把我杀了， 也说不定！ 我简直害怕！ ‘”
“薇龙笑道：’我爱你，关你什么事？ 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就是男人与女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故事的最后，葛薇龙与乔琪一同外出。薇龙被人当作卖身的女子，乔琪很是不忿。她却苦笑，说自己与她们其实没有分别。乔琪有些恼了，薇龙方悠然道，她们是被迫，我是自愿。
张爱玲实在是心狠。不知她在香港读书时，是否真看到过类似的实例，她总能挑出最狠的字句，让更多人唏嘘。这是生命的无奈，爱上一个人，就是一个无法躲过的劫数。恰如张爱玲自己，与胡兰成的爱情，给她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但未尝没有给她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穿了一袭华服，即便是有虱子，在外头看起来，也是好的，表面的光线，大抵也让人欣慰。
《半生缘》里的顾曼桢，被爱人背叛，被姐姐背叛，失身于獐头鼠目的姐夫，最后甚至下嫁于他。这样，她受了所有的苦，忍辱负重地活着。命运强横，年轻人总是喜欢与命运对抗，不低头。只有吃够了命运的苦头，方会低下头去，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死亡有时可以看作是静谧的栖息，温柔的永夜。痛苦与欢乐都在死亡里终结，死亡带来的是安宁。而活着，要困难许多。有那么多不如意要去忍受，痛苦与不甘，都加在肩上，最后让人崩溃，成为生命这座残酷森林里的渣滓。
顾曼桢活着。多年后，她与曾经的爱人相见。她平缓地叙述这些年自己受过的苦楚，仿佛这些都不曾发生在她身上，她只是一个旁观者。这是强大的，如同大地一般温柔而勇猛的母性，她活着，承受痛苦。
相比之下，出卖妹妹的顾曼璐，其实也非常悲哀。为了养活妹妹，她豁出去做了舞女。可后来，又为了留住丈夫，牺牲了妹妹。对于寻求依靠的女人来说，自己是可以出卖的，亲人也是可以出卖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留住那个依靠。男人与女人，婚姻与爱情，若做不到等价交换，一方必然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 世纪50 年代创作的。那时候，她生活非常不如意。朋友炎樱成功进入上流社会，可她却是爱人没有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淡薄的。处在这样的困境里，张爱玲更多的不是对男女之间关系的拷问，而是对命运玩笑进行了一番注解。
《半生缘》的女主角顾曼桢，与张爱玲笔下其他女主角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以往的着作里，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可悲又可笑。而顾曼桢，姿态近乎完美。天真，善良，纯洁，是一个几乎没有阴暗面的女人。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最终还是未能与爱人一起。生命中总有那么多阴差阳错，那么多不可抗力。稍稍一个差池，或者仅是一念的转变，便能将一生改写。而命运，看似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不然。每个人都属于世界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一小部分。一旦齿轮开始转动，所有人都会被时代背景所笼罩，不自觉地被推进。张爱玲自己，也是被时代所左右的。她的爱人、她的生命轨迹，无一不受到了时代的撞击。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则是在痛苦重压下扭曲的典型。麻油店店主泼辣而漂亮的女儿， 被贪财的兄长嫁给了大户人家瘫痪的儿子。大家族里，妯娌都看不起小户人家出身的曹七巧，而患病的丈夫，也不能给她带来希望。一个女人要活下去，总是需要支撑。没有爱，那么有钱也不错。
于是，曹七巧对金钱有了疯狂的嗜好，对于自己的一对子女，也有强烈的控制欲。自己受过的痛苦，她在不知不觉中，将之一一施加在子女身上，让这痛一代代地传下去。
曹七巧对金钱的狂热，也许隐藏着张爱玲对自己的剖析。张爱玲喜欢钱，自称小市民，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于物质的狂热，源于曾经的匮乏，也源于寻求依托。所谓的恋物癖，也正是相似的道理。人的感情太危险、太缥缈，难以捉摸，难以依靠，于是就将爱放在物质上了。对物质与金钱的过度追求，是没有安全的表现。张爱玲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于男女之情之外，女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值得探究的。张爱玲与苏青、与炎樱，都有过友情，但这样的情感，都未能保持一生。苏青留在国内，确是无法与张爱玲联系；而炎樱与张爱玲的关系，到了后来就值得推敲了。
在看张爱玲遗稿《同学少年多不贱》，写的就是一对好友后来的境况。大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以后，一个境况窘迫，另一个进入上流社会。两人再次见面，心中怎可能没有芥蒂？已经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聊天也是鸡同鸭讲。张爱玲与炎樱，到后来大抵就是这样的状况。
炎樱是真正聪明而现实的女人， 这注定她会生活得更加容易，这也注定她会有一点“势利”。而张爱玲，当然就不愿再与这位昔日的好友交往了。即便对方不作表示，她也会不自觉地在对方面前低头。由此，多年后，已经年老的炎樱写信给张爱玲，炫耀丈夫夸自己漂亮，孀居的张爱玲会作何感想？
人情总是最贱的东西。不在一个世界里，没有利用的意义，关系就自动破灭了。
观张爱玲的一生，经历许多痛苦，欢乐却着实少见。她的故事明明已经写出了无数悲剧，无数前车之鉴，她自己却偏要重蹈覆辙。
幼年时代，被母亲抛弃，稍长些，又被父亲和继母虐待。在香港念书，全靠自己拿奖学金维持开销。遇到一个了解她的男人，对方却是个无论如何用多少真心与努力都无法赚回来的浪荡子。她经历了战争，改天换日，她又离开故土，在异国他乡漂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托付的男人，对方却反倒成为她的负担，白白给她增加了十一年的困苦。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爱人到底也离她而去，在她最后的二十六年里，过着如幽灵一般的生活。
那寂寞的岁月里，张爱玲居住在汽车旅馆，不需要家具，对食物的要求也非常低。她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写作。在那段日子里，她完成了《红楼梦魇》，完成了回顾自己一生的《小团圆》。
她不再试图与旁人交往，她大抵认为，在自己的生命里，把应当受的苦都受过了。她也曾有过朋友，有过刻骨铭心的爱人。她不愿再结识他人，她不想再承受一次失去，也不想再负担什么，也没有希望依靠什么。
她不断搬家，她害怕那些“跳蚤”。她躲避它们，也躲避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年中秋节，一个团圆的美好日子。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房东发现，一个几天没有出现的租客：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子。张爱玲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生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痛苦， 但她写下的文字又那样华美，让人惊叹。她说人生是苍凉的，她抬着头，高傲而淡漠地笑着。她穿着一袭华美的旗袍，但旗袍里爬满了让她无比痛苦的虱子。
这些虱子吞噬着她的生命，给予她无限痛苦，让她感受到无限的矛盾。但也正是这些痛苦与矛盾，刺激着她，写出直抵人心的句子，在这么长的岁月里，让多少人叹息，又让多少人流泪。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启她从旧上海走来。一个出身显赫、命运坎坷的女人，用她的文字，保留住了旧上海的风光。
若有人问，提到旧上海，会令人想起什么？ 一一数来，有百乐门舞厅里的纸醉金迷，大世界的塔楼，横跨苏州河下游河口的外白渡桥……当然，还有那个叫作张爱玲的女人。
她和旧上海，仿佛已经融成一体了。它在她的笔下，展现出百态，而她又在它体内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获得了灵感。
张爱玲实在是个“怪才”。她笔下的人，总是格外矛盾，情感总是格外细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她不去关心国家的存亡，反倒喜欢钻研“鄙俗”的男女之情，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毕竟是她，将最俗辣的人情记录下来，把男人和女人，情感与欲望，写得那么透彻。
白话文写作在中国的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但在这百余年里，张爱玲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将男女之情写得这样深刻的女人。而与她同期的女作家的创作题材，都与她大相径庭。
张爱玲的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她所表现的，是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的男女。那个时代终结之后，再回望她的作品，便如看老照片，让人感慨万千。
但民国时代的终结，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