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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心情糟糕透了，看什么都失去了该有的色彩，就连院里的白玉兰，也被她说成污秽的白手帕，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曾经读过的小说涌进张爱玲的心中，她一遍一遍地计划逃跑的线路，又是一遍一遍地否决。她记起《九尾鱼》中有一个片段就是把被单结成绳子，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可是院子里的大白鹅让她烦心死了，要知道夜里惊动了大白鹅的后果很难想象。她只能否决掉这个计划，去寻找更好的逃跑机会。为此，她时时刻刻都竖着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通往大门煤屑路走起来吱吱的声音。就连患上痢疾的时候，也没有放松过要逃出去的想法。
可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长时间的浑身发烫，精神越发的萎靡，让张爱玲有了轻生的想法。但父亲却不给她吃药，不给请医生看病。
在常人听来，这样的事不过是深夜的梦魇，虽然陷进去拔不出来，可害怕、痛苦却也只是一时的，醒来便能重获新生。可是在张爱玲这儿，这样的折磨却长达半年。亲历这样的悲苦，如何让一个女子再有阳光的笑容？
幸好，何干看着奄奄一息的张爱玲心中生出了不忍，就趁张爱玲后母不在的时候警告张爱玲的父亲：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再这么下去怕是要出了事故，要是真有这么一天他是要负责任的。父亲大约是怕传了出去坏了名声，便也开始关注张爱玲的病情。他选择给张爱玲使用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注射几次以后，张爱玲的病情是稳住了，保住了性命。
保住了命的张爱玲，对曾经深爱的父亲，却只剩下了恨。她感到自己的爱，被这个把她毒打、禁足的人深深地背叛了。她积蓄着力量，等待着去实施她的计划。离开这里是这一时期张爱玲所有的期望。
终于有一天，张爱玲从何干口中得知了大门口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是在晚上。张爱玲一遍一遍地想好走出去的路，久久死沉的心竟有了新的激跳。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张爱玲拿出望远镜看屋外，此时黑路上没有路人，巡警正在换班。张爱玲摸着墙一步步靠近铁门，捏住门把时，内心无比地坚定。她开了门，闪身出去，比任何时候都要灵活。她大步跨着，她的前方就是自由。这一刻，是她的时刻！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 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流言》）不知道这样的残酷是毁了张爱玲还是造就了张爱玲。不过，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解脱了最大的桎梏，自由的手笔便要画写出惊人的美艳。
去香港张爱玲的作品从来都是娓娓道来，耐心感受便明白，它们都源于她的生活。那一些小小的事，淡淡的心情，都是构造她作品的一勾一画。每一抹忧伤都是她曾经的伤，悠悠荡荡，只等你在她字里行间寻摸。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中国大陆动荡不已， 同样颠簸不断的还有张爱玲的生活， 她很多的观点和感受也是在这一时期有些凝聚。
离开父亲家的张爱玲一个猛子扎进了新的生活。这让她如获新生，所有的压抑，风般飘逝。可那么弱小的肩膀要怎么扛起这个拙钝的生活？常年缺失的母爱，在最为孤立的时刻出现，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去抱个满怀。有了母亲的生活，让她再次找回了家庭的温暖，她毕竟算是有依靠的孩子了。
张爱玲在归属感的港湾里，开始舔舐自己的伤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父亲。对于父亲，她更多的便是恨了。不然张爱玲怎么会在父亲每天都看的《大美晚报》上，用英文发表题目是《What a life's life》的文章，讲述她被软禁虐待的经过。她还略去了父亲给她打针的细节。六年后，即是一九四四年，张爱玲已经成为当时上海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她又在《天地》月号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
张爱玲的父亲看了很是愤怒，但是，文章已经发表，于事无补了。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相继都离开了自己，在愤怒的同时，更多的，恐怕还是伤感罢了。
张爱玲离开不久，何干还将张爱玲小时候的小玩具偷偷地带出家，拿给张爱玲。后来，张爱玲的后母将张爱玲的逃走迁怒于何干。
何干被张爱玲的父亲大骂了一顿，也离开了家，回到了养老院。张爱玲的物品被后母分发了出去，他们只当是她死了。从此，这个家，成为了别人的家，呼地就像从来没有来过。
张爱玲的母亲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她从小就受富贵家庭的高等教育，20 年代出国留洋，善于交际，举止优雅，相貌端庄。张爱玲小的时候看见母亲的穿着就非常羡慕：“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母亲回国时，时常会给张爱玲讲国外的事情，张爱玲总是听得异常认真。想必那蓝天下的红房子在张爱玲心中无数次地浮现。母亲潇洒的生活方式恐怕是张爱玲在潜移默化的学习方向。
扑入母亲怀抱的张爱玲，迫不及待地要以她想象的温馨和谐的母女相处方式，去和母亲相处。想和母亲说说笑笑，唠叨唠叨。可是母亲那时候可能心境不怎么平和，没有精神接张爱玲的话茬。很多时候只是张爱玲在一旁自说自话。这样的事情在敏感的张爱玲心里，无疑是根扎入心底的尖锐银针。看不见伤痕，却异常地刺痛。张爱玲对自说自话便是有了禁忌。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天才，在生活上却是白痴得很。她自己在散文《天才梦》中便是提到过：“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样的张爱玲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生活， 难免会有一些矛盾。
十分在乎母亲对自己看法的张爱玲很是受挫。“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 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 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于是母亲开始用两年的时间让张爱玲适应生活。教她走路，教她做饭，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教她笑的样子，教她走的姿势。在生活中一贯愚钝的张爱玲，在母亲眼中看到的，无疑是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失望。
张爱玲本以为离开了使她痛苦的父亲，投奔了母亲这里，一切将会好很多。可是在这个过惯了富贵日子，却吃遗产过活的母亲这里，日渐拮据的经济条件在琐碎的事情中，磨砺着母亲的爱和张爱玲自己的爱。
张爱玲父亲的家虽然有些没落，可是张爱玲也从来没有吃过钱的苦。从来都是富贵生活的母亲当然也是这样，就算拮据也一直保持着保养和交际的各种稳固开销。可是母亲的钱是有限的。“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就在张爱玲从父亲家逃来母亲家的那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到母亲家， 要和她们一起住。张爱玲惊讶于这个日渐沉默的弟弟已经长得如此之高了。但母亲拒绝了弟弟，因为她只能支付一个人的学业开销。张爱玲伤心地哭了一场，弟弟也是哭了。最后，他拿着那包篮球鞋默默地离开。张爱玲感到很深的悲哀，同时也更加明白母亲的生活有多么吃紧。
果然，母亲不久后就对张爱玲提出了警告。“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最爱穿着的张爱玲当然想把自己打扮得如心所想的，可是她深知：“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完全能够构想到嫁人后的悲哀结局。况且张爱玲从最开始对自己就有一些未来的打算：“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前途才应该是这个不愿将命运交与别人手中的女子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于是，张爱玲开始补习，预备考伦敦大学。
张爱玲明白，母亲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她的学业，母亲在外国也是有一个男朋友的。冥冥中，张爱玲感到母亲的责任和关爱也是很有限、很无力的。张爱玲的数学比较差，虽然母亲生活拮据，却没有放弃为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代价，请一个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这让张爱玲尤其感动。可是她总感觉，母亲不是自己的了。那是一种疏离感、一种失落感。
此刻的张爱玲像极了沙漠中的孤树。所有的生机都在于用根牢牢地抓住地面，深入、深入再深入地汲取唯一的水源。这份水源就是出国留学。此时的上海在张爱玲的心中，已经成了一个牢笼，将她和各种难堪、悲伤、纠结的事情都关在一起，挣脱不掉。上海之外的广阔天空，对她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她已经开始构想到留学生活的新鲜与自由。新生活在对她招手，在旧生活中，她便是要拼了命地努力。
不久，张爱玲便参加了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在上海举行的招生考试。她一鸣惊人，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考生，都没有考过这个势在必得的女子。她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名，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
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这个女孩的英格兰梦瞬间落空了。英国是无法去了， 幸而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张爱玲便只得改为去香港大学就读。
毕竟是离开了，毕竟新的生活是开始了。自己在香港生活，自由的心、自由的手脚。那种把自己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怕是这个女子一生都在追求的。
当轮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看见了一片喧闹。她后来在《倾城之恋》中，记下了那时的纷繁：“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 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 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 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 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