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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荣誉的原则主要是促使他人恐惧、而非激发彼此信心；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而且必须直接地维持自己的权利，武士荣誉也就并不是那么无可原谅的，因为人们的诚信实在并不怎么可靠。但在文明的生活中，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都受到国家的保护，武士荣誉的原则就不再适用了：它的存在，宛如在武力就是正义的时代所留下的城堡和了望塔一样，没有实用价值，只是在开发良好的田地之中、人来熙往的道路、甚或是铁路等之间耸立废物罢了。
因此，要坚持武士荣誉的原则，在运用上就只能限于个人欧打的小案件，因为这些欧人小案件法律处罚轻微，甚或不处分，只把它们看做小过失，有时还的确由于开玩笑所造成。武士荣誉之这一有限度应用的结果是，人们过分重视的价值，把人视为神圣的族类，竟至跟人的天『性』、体能和命运背道而驰；本来的想法是，国家既然对于这类事件明显地是基于人们过分地傲慢，完全忘记人的本原，自以为本身无过、他人绝对不可侵犯。对于那些决心要以武力实行这一原则，并且宣称以“逆我者亡”作为行动指针的人，一定要把他们放逐异邦。
为了减轻这种轻率的傲慢所带来的不幸，人们就习惯于在每一件事上让步。如果有两个勇猛的人相遇，彼此都不肯让步，略有碰撞就会引起一连串咒骂，然后动粗，最后就是致命的一击；他们要是把中间的步骤除去，立刻拿武器解决，才算真正是更为体面行事。直接诉诸暴力有它自身特殊的规矩，这些规矩后来发展为严格的法律系统和典则，凑在一起构成一曲最为庄严的闹剧——一座专门敬拜愚昧之神的宙宇。一般的情况是，两个勇猛的人为了小事争执（比较大的事件仍需要法庭解决），两人之中比较聪明的一个自然会让步；他们将同意各持异见。事实告诉我们，无数不承认武士荣誉的一般人，都会听任争执自然发展。一般人动武而使对方致命的比例，只是占厉行决斗之阶层的百分之一，在整个社会的数目上恐怕还不到千分之一，这些人连打斗事件也是罕见的。
其次是，有人认为美好的社会的习『性』和风俗，毕竟需要建立于此一荣誉的原则之上，其中决斗的制度是为了防止野蛮和鲁莽之侵袭而建立的堡垒。但是，在古雅典、哥林多和罗马，我们一定能找到优良的社会，以及高尚的习『性』和风俗，而那些社会完全看不出有这类武士荣誉的支持。当然，那时的『妇』女不像今天这么有地位，现在大家的谈话也大多显得轻浮无稽，跟古人严肃地探讨事理不同。这一变化肯定地助长了目前 的趋向，把个人的勇敢看得比任何其他的品质都重要，这在现今的高尚社会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个人的勇敢实际上一种从属的品『性』，我们在这一品『性』的表现不如低等动物，要不然，我们不会听到人们说，“像狮子般的英勇”。武士荣誉决不是社会的柱石，它只能为不诚实、『奸』邪、小过失、缺乏体谅和粗鲁，提供确切的保护。这是因为鲁莽的行为大家静默地予以放过，谁都不想冒死来纠正它。
经过我这一番说明，大家对于决斗制度实行得最为狂热的地方就是政治和财经记录并不怎么荣誉的国家，应该不会觉得奇怪。至于那些国家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最好是请教对这事况有经验的人。很明显，他们是缺乏温文有礼和社会文化的。
这样说，所有那些托辞都是站不稳的。更合理的解释是，你对一只狗咆哮，它同样对你嗥叫，你『摸』『摸』它，它就摇尾巴了；人们以暴制暴，以敌对奉还敌对，遇到任何轻视或仇恨会感到痛心和不安，人的天『性』就是如此。西塞罗说，“侮辱和谩骂留下的伤痛，就是深明事理的人也觉得难以忍受”。在这世界上，除了几个教派之外，没有人能泰然地接受侮辱或挨打的。然而，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们对于报复的要求总得跟对方的冒犯程度成比例，怎么也不至于一定要把指责我们说谎、愚昧或怯懦的地方，置之于死地。古日耳曼的“挨打得用血偿还”的说法，是令人厌恶的对于豪侠精神的『迷』信。无论如何，我们要对侮辱采取报复，是由愤怒决定、不是出于鼓吹“豪侠”之人士试图添加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事实是，底 的话愈确实，其作用就愈大；对于真正过错的轻微暗示，比之完全没有根据的最猛烈谴责，对当事人的杀伤力要强烈得多：自信没有做错事可以让人家谴责，对人家的谴责会嗤之以鼻。这项荣誉的原则要求当事人显出他对于受害（其实并未受害）的感受，对于所受侮辱（其实未感侮辱）就得进行以血补偿的报复。人要是急切于使用暴力防止仇敌散布不利自己的言论，一定是他对自己的价值不具好感。
真正欣赏自身的价值，会让我们对于他人的侮辱真正漠不关心；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不憎恨人家的侮辱，少许的世故和教养会帮助我们隐藏愤怒，不失面子。只要我们能消除有关荣誉的『迷』信（认为人一受侮辱，荣誉就告消失，只有以牙还牙，荣誉才可望恢复；侮辱和贬抑他人就会像是输家取得胜利的一场打斗；这将会像“蒙惕（vincenao monti）所说的，“责骂人”好像是教会的游行，它总归是要回到起点的。如果人们能这样看待侮辱，我们就无需粗口回骂，以证明自己没有错。
在武士荣誉这一题目上，我谈论得比较详细；我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哲学是这个世界对付道德和理知上严重的问题的惟一大力士。现在生活的社会情况不如古代远甚，我们可选出两种东西来加以判别，因为这两种东西给现代添加上阴郁、黑暗和邪怪的氛围，而古代是没有的。我所指的是武士荣誉（现代荣誉）和『性』病（现代病），两者合在一起把人生的一切关系、无论是公是私，都毒害了。『性』病的影响力，比之初看起来要深远许多，因为它不仅是身体的、敌对的、甚至是邪恶的因素就进入了男女的关系之中，恐惧和不信就成为他们交往的经伟线，间撞地摇动了人类的同胞亲情，所以就多少对生存的整个方向都有所影响。这题目再谈下去就超出本书的范围。
跟这相关而『性』质不同的影响，是由武士荣誉的原则所引起的。武士荣誉是一曲严肃的闹剧，古代世界对之一无所知，它却使得现代社会死板、忧郁和怯懦，让人们对每一句话都得仔细考虑。事情不仅如此就算。它的原则 现在已是到处可见的人身牛头怪物，多少世家子弟每年成为它的贡品，开始时只限于一个国家，目前遍及欧洲每一地方。现在该是对这一愚蠢制度大胆地吕诛笔伐的时候了。现代世界的这两个怪物，希望在本世纪（十九世纪）末之前会消失！
让我们希望，医学界能找到方法防治现代病，哲学家能够靠澄清我们的思想，把现代荣誉清除；只有靠澄清思想，邪魔才可望 灭。各国『政府』试图由立法入手，但是失败了。
各国『政府』若是真实地关心要把决斗制度予以压制，它们若是努力所获得的小小成功是真实地不够能力对付那一邪魔，我倒是可以提出一条法律，它的效力我是敢保证的。这办法无需采取残暴的措施，执行时也无需使用绞架、断头台或无期徒刑。它只是顺势疗法的简便手段，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我的提议是：若是有人和他人挑战，或是接受他人的挑战，执法人可以把他带到看守所的大门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他十二大板，另把附和者和见证人各打六大板；如果决斗已经实际举行过，就把它当做一般的刑事案件处理。
赞成武士荣誉的人也许会提出反对，认为要是这么处理决斗，“荣誉人士”很有可能会『自杀』；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宁愿让这种人『自杀』，不让他杀害别人。但是，我深知各国『政府』对于禁绝决斗并不是真正的那认真。公务员和军官们（后者更是如此，位居最高者除外），按照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而言，薪水实在微薄不堪；短缺之数就由荣誉来弥补，荣誉可用头衔和勋位来代表，一般说来，就可用阶级和功绩制度来概话。对于有勋位的人，决斗可说是非常有用的后备马，因此初步训练在大学已经开始了。决斗的牺牲者是以血『液』来补充薪水的不足。
为了使讨论完整，让我在这里谈一下国家荣誉。国家荣誉是指一个国家在众多国家中，各自拥有的荣誉而言。因为除了武力的法庭之外，并没有其他法庭可以申诉，每一个国家必得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个国家的荣誉不仅在于建立公信，而且要使他国畏惧。任何冒犯其权益的攻击，都不容许轻易得逞。国家荣誉是公民荣誉和武士荣誉的结合。
五、名声（fame /ruhm）
本章在前面谈到“世人的褒贬”，也就是我们在世人的心目中是怎样的时候，曾经提及的最后通牒项是“名声”，现在需要我们加以考虑。
名声和荣誉是双生兄弟，像宙斯的双生子波卢克斯（pollux）和卡斯托（castor）一样，一个是不朽的兄弟。当然，我所说的名声是最高级的，不折不扣那一种；我们敢说，名声是有多种的，有些名声只能维持一日。荣誉乃有关每个人在相似的情况下应有的表现，名声所要求的品质则无法期望每个人都拥有。与荣誉相关的品质，是每人都有权赋予自己的；与名声相关的品质必得由他人承认。我们的荣誉只能遍及于认识我们的那些人，而名声则一往直前，它到哪里，哪里就有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具有荣誉或『操』守；够资格具有名声的人很少，只限于已获得异常成就的那到一些人。
这些异常成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冯功业（立功），一是靠作品（立言/创作）；这样，通往名声的道路有两条。在立功这条路上，主要的条件是伟大的心胸；在立言和创作这条路上，需要伟大的头脑。两条大路各有利弊；主要的判别在于功业如守眼云烟，而作品能够保存下来。不管功业事迹是如何显赤，它的影响力是短暂的；但是一部天才作品就是活生生的影响力，可为后世永远造福。或功所能留给人们的只是回忆，并且在岁朋中逐渐变弱和变形——我们不再关心某事，最后完全消失，除非是历史将它收养，替它整容，让它形成化石而遗留给后代。著作的本身就是不朽的，一旦成为文字，可传永世。对于亚历山大大帝，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与伟业的记录；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和贺瑞斯是活生生的，他们对今天的影响，正如他们建在之时对当时的影响一样直接。《吠陀经》及其所含的《奥义书》至今犹在，而其同时代的所有丰功伟绩就没有一项流传达室下来。
立功的另一个短处是要依靠机运；因此，人们由立功所赢取的名声并非完全由他们内在的价值而得来，它同时需要境遇所赋予的重要『性』和光辉。再说，例如在战争中，如果由功勋所得的名声完全是个人的，往往依赖少数几个证人的证词而决定；其实，证人不一定在场，就是在场也不总是公正或无偏心的观察者。以上所说如何确定功勋的弱点，可用其他的优点来制衡，“功勋”具有实际『性』，能够为一般人所理解；所以，功勋一旦正确地报导出来，当事人立刻获得报偿，除非有关动机未为人们了解或欣赏。若是不明白其背后的动机，功勋都是不可了解的。
立言和创作的情况正好相反。作品并不冯借机运而启始，而是完全依赖作家；只要作品存在，其实质和价值将能保持。此外，适当地评定作品是困难的，品格愈高，评定愈是困难；有时是缺乏了解作品的人，有时是批评家抱有成见或是不诚实。但是，作品的名声并不依靠一位裁判；它们会向其他裁判诉求。至于功勋，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只存在后代人的记忆中，而且只是人云亦云的方式罢了；但作品是本身流传下来，除了部分有所散失之外，是以当初的形式留下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篡改事实的余地；任何对作品有所偏颇的判断，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无存。往往是经历过一段时光，才有真正能评定某作品的人出现——独特的批评家专门评定独特的作品，连续地发表有份量的评语。这些意见整体地构成完满的正确的欣赏；虽然有些情况是经过几百年才得到重视，此后任冯更多的时光流逝，也无法改变此一鉴定——伟大作品的名声是巩固而必然的。
作家在有生之年是否能看到自己名声的曙光，要依赖机运；其作品愈为高尚和重要，其可能『性』愈少。塞尼加有一句说得漂亮的话，“名声确然伴随作品的真正内在价值，如同身体投出的影子一般，有时投落在前面，有时在后面。”他继续说，“虽然有同时代的人，会用一致的沉默表达妒忌，但不含敌意不偏私的评判到底会到来。”从这些话，很明显可以看出，即使在塞尼加的时代，也有可耻之徒了解用恶意忽视某些作品存在，来达到压抑他的真正优越价值，还有就是不让公众见到好的作品，以理推介坏作品。到今天，这手法依然深为他们赏识，它表现于“一种密谋式的沉默”之中。
一般言之，越是可能持久的名声，其出现的时间会迟些；因为优越的作品需要时间发展。能维持到后代的名声像是一棵橡树，生长很慢；持续暂时间的名声，像是一年生的植物，之后就死去；虚假的名声像菌类，一夜之间生长出来，马上又枯萎。
为什么呢？理由如下：某人愈是属于后代，换句话说，某人愈是属于全体人类，他愈是被他的同代见弃；因为他的作品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就适合他们，而是需要他们对人类大众有认同感之后；他的作品没有他们所熟悉的那种吸引他们的地域风格；他的作品对他们是陌生的，未能获得大家的认可。能够抓住一时风尚和精神而做出贡献的人，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他生于斯世，死于斯世，最能为他的同代所欣赏。
艺术和文学的通史告诉我们，人类心灵的最大成就，在初时大多都不会顺利地被接受的；那些杰作长久地默默无闻，直到它们赢得一批才智较为高超的人士常识，再由于这些人的影响力，才得以置身于它们所得到之维持不变的地位，这也由于有关作品已取得权威『性』。
如果要找理由，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到头来真正能了解和欣赏的东西，总是合乎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笨人喜欢笨东西，普通人喜欢普通作品；观念不清的人会被杂『乱』的思想所吸引；没有头脑的人对于“愚昧”有好感；最好的例子是，每个人喜欢自己的作品，因为其格调完全跟自己相配。古代传奇人物艾比察姆斯（epicharmus）留下一首希腊文歌词，现在由我译为现代文，以广流传：
我当然根据己见说话，
他们无不沾沾自喜，自以为
值得赞赏。对于犬，犬是
最上等，牛认为牛最上等，
驴以驴为贵，猪以猪为贵。
轻如羽『毛』之物，即使由最强壮的手臂抛出，也无法让它加速前进，有力地击中目标。相反的，极轻之物因为自身缺乏实体以吸收外力，它被投出后会很快往下落。伟大而高贵的思想，还有天才的伟大杰作，如果欣赏者尽是狭隘、柔弱和刚复的心灵，会遭到同样的处境，这一事实自古以来的智者无不如此同声慨叹。例如，小西拉？耶数（jesus ben sirach）就说过，“跟笨人说故事”哈姆雷特（hamlet）有言，“一句妙语在愚人的耳中沉睡了。”歌德也说过，
由愚笨者的耳中听来，最妥当的话也受到讥笑。
还有：
你的努力徒然，世人如此愚蠢。
高兴吧！不会产生水圈的，
当到你把石子扔向沼泽。
李奇登葆问道，“一个脑袋和一本书相碰，发出空洞洞的声响，那空洞洞的响声不会老是出于书本吧？在另一处，他说：这样的作品像一面镜子，如果照镜子的是驴子，镜子里不可能是圣徒。神甫格勒特（father gellert）有一篇美好动人的 歌，值得我们再读一次：
最佳的礼物往往找不到什么赞美者。
大多数人把最坏的当做最好的。
这恶事每日见到，这瘟疫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