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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托尔！”
我离开船桥还不到五分钟啊！我一跃而起，但此时船头一摆，船帆也扑动起来，我差一点摔倒。我立刻抓住船帆的边缘，稳住脚跟，然后紧紧抓住船帆，向船尾走去，心里七上八下，担心出了什么事。尤利活像一个走钢丝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他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除了俄语以外，好像什么都不会说了。只见他手指着船尾，我定睛一看，船桥上的那两个人正俯身向我拼命叫着什么。这么说，我们全都在船上，一个也不少，那就不要紧。乔治挥舞着胳膊，卡洛用意大利语大声对我说：“舵桨断了！两根都断了！”损坏的程度，一目了然。两根舵桨都是在桨片上方折断的，那两根巨大的桨片还拖在水面上，犹如两块冲浪板。看来，这种木头并不像当初别人说的那么结实。幸亏我们事先在桨片上捆了一道绳子—这是一种埃及风格，所以桨片还没有漂走。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桨片拖了上来。现在舵桨变成了两根粗棍子，无论卡洛和乔治如何扭动舵柄，也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航程了。
这真像天上捅出一个洞。
“我们的计划泡汤了吗？”卡洛低声问道。
靠近船尾的三个人全都垂头丧气地盯着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发现“太阳”号正在逐渐改变航向。它又鼓满风帆，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去。而几分钟前，我们还费心劳力，竭力使它按这个方向前进呢。顿时，我明白了一切，情不自禁地深呼了一大口气。原来前两根垂直的舵桨一直困在草船的前半截，当成了横漂抵板，如今果然起到了作用。由于船尾不再有舵，向岸上吹去的风就把船尾吹到下风，把船头推离海岸。船身自动掉头，朝着与海岸相反的方向驶去。
“妙极啦！”我用英语高声叫喊着，有意使语调显得十分快乐，把我自己重新焕发出的信心灌输给另外几个人，先前发生的事足以使他们失去横穿大洋的信心。
这阵喧闹惊动了诺曼。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烧，竟爬到舱外，恰好听到了我的大声叫喊。他高兴地问我有什么好消息。
“妙极啦！”我满怀欣喜地重复了一句，“两根舵桨都断了！这样一来，我们以后就可以用印加人的办法航行了！古代的印加人根本没有什么舵，他们只用横漂抵板来控制航向。”
诺曼两只通红的眼珠茫然地瞪着我，不知要哭还是要笑。其余的人都仔细打量着我，都想知道我是不是被刚才的事急疯了，或者我是不是精通什么印第安法术。因为，“太阳”号的确比以前更加稳当地按照预定航向前进。这一点，无论从罗盘上，还是从船头与海岸之间的角度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卡洛把我的话琢磨了一会儿，然后，他那双碧眼中的忧郁神『色』顿时消失，随后逐渐放声大笑起来，笑得红胡子颤个不停。船舱中的阿布杜拉也醒了。这艘草船居然能自己掌舵，大家如释重负，都放心地开怀大笑起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到货物旁边，坐在上面休息休息。安装在船桥上的罗盘针放在罗盘箱里没人去管，指针指向西南。这正是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正是“太阳”号鼓满风帆，在白沫四溅的海洋中奋力前进的方向。此时，我们已经成为乘客，可以尽情享受海上的生活了。
“现在，我们真正成为漂流人群了。”我向依旧有些『迷』茫的伙伴们解释。但我赶紧补充道：从试验的角度来说，这是所能发生的最好结局。类似的情况在与此船类似的古代船只中可能也发生过—那些船只也是从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沿摩洛哥海岸行驶，现在，我们将实地观察他们可能的登陆地点。
卡洛一直摇着脑袋，大笑不止。这是一艘什么船啊，居然由自然力量来推动和控制。其实船上还有一根备用的舵桨，但我们不想动用，怕它在船只真正横越大西洋之前也同样断成两截。无论如何，这种木材实在太脆，太不结实，我们要想在海浪中使用这种木材，必须提前加固备用舵桨。
黄昏时分，尤利爬出船舱，神『色』十分焦急。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病号了，都必须卧床休息。”
过去两天里，圣地亚哥在腰带下方患了一种湿疹，弄得他痛苦不堪。看来海风似乎使这种皮肤病完全发作了。圣地亚哥身上好几块地方都脱了皮，他自己怀疑得了可怕的“蒂娜”病。他曾经在加那利群岛见过这种病，而我们的船现在恰恰驶向加那利群岛。尤利担心，圣地亚哥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蒂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广泛蔓延于北非。
夜幕降临，我们看到了几艘往来穿梭的船上的灯光，好几次都近在咫尺。卡洛爬上桅杆，迅速挂上一盏煤油灯。否则，我们的草船真有被撞沉的危险。夜间在甲板值班的任务在意大利人、埃及人和挪威人之间进行了分工。苏联伙计正在照料美国佬和墨西哥人，这就够他干的了。我们让那位乍得木匠好好睡上一觉，确保第二天他还能修理舵桨。从西北、西北偏西方向吹向陆地的阵阵海风不断警醒着我们。我几乎整夜都盯着岸边的一座灯塔，担心我们船向岸边漂去。只要天还没亮，我就不敢打瞌睡。在领航员患有风寒的情况下，我们惟一判断船只与陆地距离的办法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盏灯光。每当前面或是左舷出现一艘船，我总是一阵紧张。这是岸上的灯火吗？我们正漂向岸边，还是另一艘船上的灯光？直到看见一串红灯或绿灯，尤其是当我们确信这些船只不会与我们发生碰撞后，才能放下心来。
东方欲晓，已经看不到陆地了。我们把尤利叫了出来。早晨略有凉意，但尤利的一身打扮就像置身南极一般。现在轮到他值班了，可是他在船桥上无事可干。所以他干脆在船舱门口一坐，掏出烟斗来装烟。我们几个人钻进暖和的睡袋，让草船在海上任意漂『荡』。在二十四小时警戒过后，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还没有真正熟悉篮式船舱的独特风格，还没有充分领略它吱吱呀呀、劈劈啪啪的怪声，我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我们在“太阳”号上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第1卷 第八章沿非洲海岸南下
公鸡刚打过鸣。空气中飘散着新鲜干草的清新气息。我是在农场。不，我显然不是在农场，因为我正躺在担架上晃晃悠悠。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睡袋里，听到身下水流汩汩，耳边浪花轻拂。这当然是在船上。我半睁开双眼，透过眼前柳条编成的船舱的缝隙看到了蓝灰『色』的水波。我是在“太阳”号上！干草的香味正是船上的衬垫散发出来的，因为里面塞了刚晒干不久的摩洛哥草。
“喔喔─喔！”我又听到鸡鸣了，这下我可醒了。我爬到竹编的船舱口向外张望。放眼望去，外面除了此起彼伏的浪尖什么都看不到。而船的正前方却被酒红『色』的船帆挡住了，船帆被海风吹起来，就像是拉开的满弓，似乎要带着我们破浪而去。我爬出舱外，身上只穿着内衣裤。外头空气冰冷，尤利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活脱脱一个爱斯基摩人，正坐在船桥的甲板上记东西呢。
我们现在一定已经驶出很远了，因为此刻北风刺骨，海浪随之不规则地蹿起十几英尺，即使爬上桅顶四处眺望，也只能看见海天一『色』，根本不见陆地的踪影。
“我们这是到哪了？”尤利问道。
“这儿啊。”我开玩笑说，可是一脚不稳掉进船舱，倒在了我们的海员身上，他像个死人一样四仰八叉地躺着。船上只有他才会用六分仪，我只会坐着木筏四处漂浮，天晓得我们此时身处何方。我只想要一件『毛』衣或风衣。船的吱呀声和海浪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交响曲，从船帆和船舱的狭窄通道里传来的欢快口哨声依然清晰可辨。随后，面『色』红润、满脸胡须的卡洛从柳条墙后『露』出了脸。
“快来拿吧！热热的埃及土制红茶，还有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抹蜜面包！”
船舱里的阿布杜拉醒了，同时把身边的非洲人乔治也摇醒了。我们都贪婪地围住卡洛，看着他把早点摆在鸡笼盖上。每个人都各自找个大坛子、装土豆的大袋子或是装水的山羊皮囊坐了下来。等学会掌舵后，我们得慢慢地试着把甲板收拾得干净、舒服一点。
“我们到哪了？”乔治像之前的尤利一样问道。
“到这儿了。”尤利套用了我的说法。他正端着两杯热茶给病人送去。
“那儿就是非洲，”我用手指着海港的方向补充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有，”乔治说，“古代的人没有六分仪，也没有指南针，他们在海上是怎么确定自己的方位的？”
“他们看太阳就能知道哪是东哪是西，”卡洛解释道，“然后根据北极星和南十字星就能知道南北。”
“而且他们通过目测地平线和北极星的夹角就能知道纬度，”我补充道，“在北极看北极星，角度是90度，在赤道看，这颗北极星就贴近地平线。如果你在北纬60度，这颗北极星与地平线的夹角就是60度；如果你在北纬32度，这颗星就在32度的位置。只要你能看到北极星，你就能立刻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腓尼基人、波利尼西亚人、维京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但是经度呢，他们就只能通过由航速得出的航行距离来推测了。然而，对古代航海家而言，一旦不见陆地的踪影，肉眼看不见的海洋暗流总会增加不定因素，使他们无法判断实际距离。”
乔治曾在家乡开罗的古埃及博物馆见过他的祖先几千年前使用的测量星体角度的仪器，他明白太阳和北极星在星象学和建筑学计算中的重要『性』。在“太阳”号上，我们总能依靠太阳、月亮和其他主要星座辨明方向。而且我打算制造一种测量纬度的装置，这样不用靠特定技术或是现代化仪器就能显示我们的纬度了。
那埃及土制红茶味如热樱桃汁，既提神又醒脑。而埃及面包干就好像压扁的圆面包，又脆又香，不管抹不抹蜜，都是我们航海能吃到的上等食物。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心情都颇为愉快，全走进船舱与那两位勇气可嘉的病人相互祝愿了一番。诺曼病得不轻，可他和圣地亚哥都士气高涨。圣地亚哥是因为“太阳”号上湿气过重而病倒的。这里离海平面只有两巴掌高，我们的衣服、睡袋和毯子都被咸咸的海洋空气弄得黏糊糊的，而他的皮肤总被蹭破，只要稍微一动就疼得不行。照顾这两个病人可把尤利忙坏了。用绳扎住的纸莎草捆被海浪打弯又伸展开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揪人心肺，震耳欲聋，想必对病得不轻的诺曼和圣地亚哥是另一种折磨。时不时地，诺曼觉得身下的箱子被巨浪举起，而下面好像是成千上万份周日版的《纽约时报》霎时被撕成了碎片。船舱的柳条地板上堆了十六只木头箱子，他们每人身下放了两只箱子，并垫着草褥。另外还有两个箱子上面空出来放着诺曼的收音机和航海工具。由于纸莎草在海上就好像香蕉一样随波起伏，船舱地板也就跟着一起浮动，自然，船舱里的箱子和上面的草垫子，还有我们都一样得受颠簸。这就好像是躺在精力充沛的海蛇背上游历大海一样。
站在船舱外面的甲板上也是一样。站在船尾，如果沿着甲板向前看，就可以看到船舷的栏杆随着船底的海浪一同起伏。要是探身舷外去看船帆前面高高突起的船头，就可以看到船头和前甲板在有节奏地起伏，像是要把浪尖看个究竟。突然，船头又一下子陷入大海，除了鸡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条“太阳”号就像是一只庞大的、用鼻子喷气的海怪，一路乘风破浪，咆哮着，喘着粗气，怒吼着，吓跑了前面的一切暗礁和障碍。最奇怪的是船帆和桅杆，它们就像是巨大的背鳍，是用纸莎草捆扎而成的背鳍。桅杆和船舱之间时而足有三英尺，时而又被海浪挤压成一条窄缝，谁要是不小心就会把脚趾卡在地板缝隙里，就会被挤伤。桅杆、船舱和船桥都只用绳子与活动的船体连在一起，因而也可以有一定的活动幅度。若不是这样，我们可能第一天就丧命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遵守古代的规则，而是用钉子连接船身，用刚『性』的木板做船舱，用钢丝绳而不是草绳来固定桅杆，那么我们的船早就被海浪撕成碎片，断成几段了。正是因为船身每个部分都柔软易曲，才使得大海根本没机会折断柔软的纸莎草。航行的第一天，木匠阿布杜拉拿出尺子测量，他发现，船桥、甲板有规律脱离时会裂开整整八英尺的缝，可是过一会儿又会紧紧挤在一起，要是谁的手指被卡在里面可就遭殃了。因此，我们都牢牢记住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后来，慢慢地我们也就完全适应了。我们倒是开始担心这艘草船以后会是什么状况，因为在航行的第二天，它的结构就已经有些松动了。
“康提基”号远征的经验告诉我，在大海里漂游，最为危险的就是有人掉入大海。因为我们不可能掉头逆风行驶，至少凭我们目前的经验是做不到的。而且不管是谁，游得再快也赶不上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有一个大柳条箱，装着六人座的泡沫橡皮救生艇，就捆在船桥的柱子中间。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动用的，而且要放开救生艇就必须砍掉整个船桥，因此我们还在旁边挂了把斧子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即使动用了救生艇，也无法追上“太阳”号，只能互相分离，各自漂流。卡洛？莫里曾经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根六英尺长的救生索，还系上了一个登山运动员用的挂钩。我们就把绳子一刻不离地系在身上，一旦要往船舷外冲就用钩子钩住缆绳、桅杆的支索或是船身的木结构。因此，我们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准离开船身。在船上，移动位置之前首先要确保钩子能随时钩住船身的某个部位。
我恪守这个准则，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即使是风平浪静，我也丝毫不懈怠。我还向同伴们讲了赫尔曼？华辛格的故事，他在“康提基”上曾失足落水，幸好被科努特？豪兰德救了。擅长潜水的乔治和中非土著阿布杜拉却不大能理解，他们觉得只要在独自守夜巡逻或是在船尾的横杆上方便的时候系上保险绳就够了。乔治最终将这个规则牢记在心了，因为他意识到这对他很重要。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看见阿布杜拉在草船边上愉快地哼着小调，他的保险绳像是猴子尾巴一样耷拉着。我终于忍不住要说他两句。
“阿布杜拉，”我说，“这海水比整个非洲还要宽广，虽然乔治能在乍得湖潜到湖底，但是乍得湖还不及这海水深度的千分之一。”
“噢，是吗？”阿布杜拉像是听进去了。
“而且这海里的鱼会吃人。它们都比鳄鱼还要大，游起来也比鳄鱼快一倍。”
“噢，是吗？”阿布杜拉同样回答道。对于新的知识他总是洗耳恭听。
“万一你掉进大海，就会被淹死，被鱼吃掉，你就再也见不到美洲大陆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阿布杜拉咧开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还亲切地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弄错了，”他说道，“看这儿！”
他掀起厚厚的套头衫，『露』出圆滚滚的黑肚皮。原来，他的肚皮上绑着粗麻绳，后腰处拴着三个小皮袋呢。
“有了这些东西，我不会有事的。”他向我保证说。这些皮袋是他父亲给的，皮袋是他乍得老家的一个老巫医填满的。类似的皮袋我在博尔集市见过有卖的，里面应该是装着豹爪、染『色』的小卵石、种籽和晒干的植物碎屑。阿布杜拉把套头衫拉好，好似阴谋得逞了，向我得意地点了点头，好像是在说：这回该放心了吧？阿布杜拉不可能出事的。不过，为了让我高兴，他也答应系好保险绳。
第一次使阿布杜拉吃惊的事就发生在那天一早。他跑过来惊慌失措地告诉我，盐掉到水里面了，水都变成盐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觉得事态严重，问他尝的哪些坛子里是盐水。
“不是坛子，是那儿！”阿布杜拉一边哆嗦，一边指向大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布杜拉根本不知道海水是咸的。我向他解释说，从非洲到美洲一路上海水都是咸的。他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反问道：“盐那么贵，哪来这么多盐？”我又从地理的角度解释了一遍，他还是弄不明白。圣地亚哥说过，在船上我们必须省着点用水，每人每天只能喝一升，或者一夸脱多点。可是阿布杜拉说他至少需要五升。因为，他是穆斯林，每次祷告都要洗手、洗脚、洗头、洗脸，而且他一天要祷告五次！
“你祷告的时候可以用海水。”我向他保证。但是，阿布杜拉说不行。他信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