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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段时间，诺曼和卡洛对于尤利和乔治总有些对立情绪，觉得尤利和乔治非要别人下命令才知道干活，而他们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职责还到处找活儿干。他们对阿布杜拉缺乏积极主动『性』倒还能理解，但这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应该光等着别人下命令啊。同时，尤利、乔治和阿布杜拉也对诺曼和卡洛感到恼火，觉得他们两人的军队作风太过火了，他们动不动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讲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放松下来享受生命。而且，圣地亚哥很会躲躲闪闪，每当要搬重物时，他先是弯腰动手来搬，然后招呼其他人来帮忙，等别人一来，他就直起身来，笑眯眯地指挥着肌肉发达的乔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运。诺曼和卡洛因为我这个领队从来不把躺在睡袋里午睡的人叫起来帮忙，任由愿意主动干活的他们忙着，也觉得心里不平衡。而另外三个人觉得我应该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友好一些。这又不是军舰，也不是阿尔卑斯登山队：我们七个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迹发生了。尽管有上述种种小摩擦，但是都没有发展成“远征热病”，大家都尽力去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在这里，圣地亚哥的和平主义哲学让大家都获益匪浅。尤利和乔治不得不敬佩起诺曼和卡洛来，因为他们的积极努力改善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诺曼和卡洛也改变了对尤利和乔治的看法，因为他俩的任务最为艰巨，而且他们乐于助人，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或是别人有需求，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外交家，也是我们的心理学家，帮尤利医生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我们的医生尤利勤恳负责，而且从不言倦。大家都喜欢阿布杜拉的机智和好学，以及他对异国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尽管除他外我们都是白人。他会央求尤利用『药』让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长胡子，却不明白梳洗整洁的尤利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胡子，而其他人都开始蓄起红须黑胡。既然脸上不能长胡子，阿布杜拉就开始留头发。他不再剃头了，以前他的头皮一直又黑又亮，犹如漆皮。后来，他长出一头密密的卷发，他把那枝木匠笔往头发里一『插』，就像是戴了个红发卡。
乔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着枕头听着音乐就睡不着。为此，他带了一个录音机和几盘心爱的流行音乐磁带。我们睡得离他远的人倒不会受那音乐的干扰，因为纸莎草船和缆绳的声音能盖过它，可是圣地亚哥就不得不同乔治一起吃尤利给的安眠『药』了。录音机日夜不停地播着乔治的流行音乐。可有一天，录音机不见了。半分钟前我还见到它在船桥上，在阿布杜拉的脚边。阿布杜拉背对着录音机，正在『操』舵。当时诺曼有半个身子吊在舷外，在绑一枝桨。我和卡洛、圣地亚哥忙着跑前跑后转移船尾的货物，尤利和乔治在船舱另一边忙活着。乐声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两分钟，尤利从船货上爬过来开录音机。录音机却不见了。乔治到处都搜了一遍，船尾，船头，褥子下面，船舱顶上，哪儿都没有，永远不见了。是谁干的？这位非洲柔道冠军怒气冲天，像只发怒的大猩猩。是谁？谁把他的录音机丢到海里去了？这下他的这次航行算是结束了，完蛋了：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睡得着啊！谁？是谁？谁干的？他的喊声震耳欲聋。没法睡觉了！小萨菲爬到桅顶，逃得远远的，她可不要因此挨骂。
可能是阿布杜拉把录音机踢下海去的，可是他也酷爱音乐，大概干不出来。诺曼够不着它，尤利一直在乔治旁边没离开，那只能是我们三个在船尾来回走动的其中一个了。只有卡洛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搬东西。一定是卡洛！我心里确定无疑了。他一定还对乔治怀恨在心，于是就干出这种事来。荒唐！这一点都不像卡洛。现在我们全都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
“乔治，”我说，“你现在做事已经井井有条了，可你怎么会把录音机放得离你那么远，让它掉到海里去呢？”
“可能离舷边不远，”乔治说，“可它顶多会掉在船上，也不会掉到海里去啊。”
我内心同意这话，可我得救一救卡洛。
“如果它掉在右舷角落里，”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右舷走过时碰了它一下，它就可能掉进海去了。”
乔治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搜了一遍，然后一头钻进睡袋，立即睡得死死的。我们也不把他吵醒，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直到卡洛欢快地吹起口哨，告诉大家开饭时间已到，他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早餐，是火腿煎蛋。饭菜如此好吃，谁还能同卡洛生气？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过录音机。直到我们登陆上岸后，有一天圣地亚哥把手搁在乔治的肩膀上，他才平静地对乔治说：
“乔治，那台录音机，我得赔你多少钱？”
我们都大吃一惊。乔治慢慢地转过身，转得慢极了，面对着满脸微笑的墨西哥小个子。
然后，他自己咧嘴说道：
“什么录音机？”
这事才算结束了。
“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后来问圣地亚哥。他坦言当初把收音机扔进海里时，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做得对不对，但是他深信：若让它继续一遍遍地播放下去，准有人要发疯，用它来砸它主人的头的。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我们七个人天天挤在船舱里，好像参加一个不散的筵席。“太阳”号继续前行，可水天的景象从未变过，似乎一直都在循环。从6月4日到9日，海浪很高，但并不猛烈。微风拂面，弄得好些人昏昏欲睡。纸莎草船也不咆哮做声了，发出猫晒太阳时候的咕噜声。诺曼说他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正在缓慢地朝西南方向漂去，要是再不起风，我们就有可能被卷入那来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沿岸的涡流。我们已经进入穿越大西洋的航道，所以随时可以见到客轮和货轮，或近或远。6月6日夜间，有一艘远洋巨轮，灯火通明，直朝我们开来。它的船头正对着我们，船桥的官员们很可能看不见我们桅顶的小煤油灯。所以，我们赶忙用手电筒光示意。风力很小，单靠舵桨，恐怕很难躲开了。那艘巨轮轰隆隆地开过来，灯光眩目，就要靠上我们了，突然向左一拐，机轮也关闭了。船桥有人发出信号灯，生气地指责我们，可是信号灯闪得太快，我们刚看清一个“请”字，那艘巨轮就由于自身的推动力，从我们旁边几百英尺的地方悄悄地滑行开了。它的螺旋桨再次转动起来，于是这个钢铁巨物轰隆隆地朝着欧洲的方向开走了。
第二天，海风仍是有气无力。这片海面清澈的水面上漂得到处都是黑『色』的沥青块，似乎无穷无尽。三天后，我们醒来发现周围的海水已经污秽不堪，我们都不敢把牙刷放进水里了。阿布杜拉要进行洗礼，我们不得不额外给了他一份淡水。大西洋从蔚蓝变成了灰绿『色』，而且十分浑浊，整个洋面都被油块蒙住了，油块小的细如针尖，大的有三明治大小，中间还夹杂着塑料瓶。我们就像是到了肮脏的城市港口。我当年乘坐“康提基”号木筏在太平洋上漂流一百零一天，从没见过眼前的景象。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确在污染海洋，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们星球的过滤网。眼前的景象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对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威胁有多可怕。船主们、厂主们和官方人士，也许在普通海轮上见过海浪在身边飞驰而过，可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几周以来都得用海水来刷牙洗脸。我们一定要向每个愿意聆听的人大声呼吁。东西两个阵营为了社会形式争论不休，却让我们共同的动脉─海洋成为满是油污废水的下水道，这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难道我们还停留在中世纪，以为海洋是无限的吗？
奇怪的是，当你坐到纸莎草船上，在海浪上漂『荡』，看着大陆在身旁慢慢漂过，你就会感受到大海不是无限的。5月份还在非洲沿岸流动的海水几个星期以后就到了美洲沿岸，漂在水上的脏东西只要不沉下去，或是被海洋生物吃掉，就也一样会这样漂动。
6月10日那天，海风刮起来了。阿布杜拉宰了最后一只鸡，家禽笼里现在只剩下一只鸭子了。那笼子很沉，被扔到海里，慢慢地就会吸饱水，沉到海底。但谁也不忍心杀那只鸭。于是，我们把它放了，取名为“辛巴达”。这以后它就开始在甲板上『乱』晃了，这可惹恼了萨菲。鸭子脚上还系了一根绳，还有一只篮子供它住宿，俨然成了前甲板的主人，而萨菲却只能待在船舱里。要是它们俩哪个不小心闯进对方的领土，结果不是萨菲因为屁股被辛巴达啄了一下而吱吱直叫，就是萨菲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地盘，手里捏着一根鸭『毛』。
夜间，海浪又开始堆叠，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时站在摇摇晃晃、吱嘎作响的船桥上，通常都会有神奇的经历。眼前只能看见被灯照亮的一小片船帆，桅顶的煤油灯有时就像是行踪不定的月亮，繁星也只是偶尔从云层中透出些许亮光来。有时你会感觉好像有条毒蛇在背上咬了一口，接着泛着白沫的浪头就直冲脑门而来，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只有浪尖的白沫依稀可辨，似乎悄无声息地就从天而降了。它冲到我们跟前，伸展开水做的肌肉，把我们举到半空中，再把我们摔回船桥，紧接着，下个巨浪又把我们盘旋着抛到更高的地方。尽管我们通常只使用其中一根舵桨，而把另一根舵桨固定好，可是，值夜班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就为了看住那两根舵桨，两个小时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简直累得要死。
天『色』一亮，我们发现“太阳”号各个关节都比以前更加松动了。按照古埃及的造船方式，桅杆的两条腿只固定在船底凸起的木块的浅槽里，那木块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鞋。木头底座上固定好短短的、自然弯曲的一部分树干，弯曲的一侧水平贴着木头底座，另一侧垂直固定在桅腿上。现在木头底座周围的绳索都已经很松了，弄不好桅杆就会从底座滑脱开来。高高的桅顶摇晃得更加厉害，幅度竟达到了两英尺，一会儿直冲舱壁而来，一会儿又离舱壁远远的。卡洛攀上三十英尺高的桅顶，不得不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以免被桅杆甩下来。像竖琴弦般的缆绳从船舷两侧平行穿过桅顶，现在也开始松动了，有时松得简直耷拉下来了，根本无法支撑桅杆，可下一秒钟又突然绷得紧紧的，我们真怕桅杆会随之绷断，然后将纸莎草船撕成碎片，因为所有的帆索都系在一根绕船舷边缘一圈的粗粗的缆绳上。我们赶紧用很厚的木楔敲进桅座，然后把帆索一根根绷紧，这中间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拉紧第一根帆索的时候，其他缆绳还很松，这根帆索很可能会被扯断。最后，我们总算制服了这根来回晃动的桅杆。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海洋生物。飞鱼宛如雨点一般在我们周围『乱』蹿。又有一条翻车鱼从我们旁边漂走了，它又大又圆，还是懒洋洋的。不知什么东西一口咬住了乔治固定好的鱼竿上的鱼钩，然后一直拼命想逃走。可乔治还没来得及收竿，另一条大鱼就过来把它吃掉了，所以，乔治最后只拽上来一个鱼头。“太阳”号开始以空前的高速破浪前行。当诺曼测定了我们中午所在的位置，并告之我们只是以中速前进时，我们都大失所望。我们正被一股侧流推着向南去。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太阳”号船尾的右舷又下沉了许多，承受舵桨的横梁已经开始不时浸入水中，成了减速器。船尾的积水已能没到脚踝，浪花不停冲刷船桥下面装着救生筏的柳条箱，柳条箱来回移动位置，摩擦着捆绑纸莎草的绳索。
第二天，大海还是怒涛连天，令人无法预测，而且还刮起了北风，风力越来越猛，让人再次感受到寒气袭人。尤利正在船尾调整扑打着水面的几根缆绳，突然瞥见一个蓝『色』的水泡生物，一下子钻进他手里。尤利想甩掉它。他从没见过这种被称为“葡萄牙军舰”的动物，心里根本没在意，可他的手却被这种大西洋中最小而又最毒的丝状体怪物缠住了。这种狡猾的水泡生物并不是单个生物，而是许多微生物的集合体，个个都处于非常复杂的共生状态，并且各自都具有专门的特征和功能。其中最大的生物形成了这个水泡，它使得整个群体漂浮在水面上。其余的微生物组成一条条长达好几码的丝状体，有的充当猎手，为群体觅食，有的负责繁殖，有的则是士兵，把带有腐蚀『性』的酸直接『射』进俘虏或是敌人体内。有些“葡萄牙军舰”长得很大，可以使人麻痹，甚至置人于死地。
一阵猛烈的灼痛，透过尤利的皮肤传至神经系统，使他右手的肌肉麻痹，并开始影响心脏。我们随行的大夫整整花了四个钟头，从油膏到镇静『药』片、强心丸全都用上了，总算止住了痛，恢复了尤利右手的活动能力。
6月13日，冰冷的北风和东北风交替刮着，呼啸着钻过桅索和柳条舱的缝隙。大海汹涌，海浪渐高。我们出航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船身到处都在呻『吟』，巨浪一个压一个地打在船尾。有些浪头卷起好几吨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船尾被直冲而下的巨浪压得越来越低了，一点点沉进海里。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等着海水再从船舷两侧涌出去，船尾的水泡已经有膝盖那么深了，那里曾经是颇受欢迎的洗漱的地方。阿布杜拉精神抖擞地向我们保证，船尾出的状况算不得什么，只要缆绳还捆着纸莎草，我们的船就不会沉。尽管被冻得发紫，他还哼着小曲，穿着油布雨衣，耳朵贴着收音机，在船上溜达来溜达去。他调到一家播送法语的阿拉伯电台，正在报道有关乍得革命的消息，那里的穆斯林人如今占了上风。
有一条蓝绿『色』的海豚，围着纸莎草船嬉戏了大半天。但是弄断乔治的钓线后，就再也不上钩了，也不让自己被鱼叉碰着了。卡洛本来打算用鱼干做饭，不料一条湿淋淋的鱼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后脖子上，还有好几条撞在舱壁上。总共有十一条飞鱼蹿上船来，全都变成了我们的盘中美餐。
6月14日至17日，大海一直沸腾着。一时间从两三个方向涌来滔天巨浪相互撞在一起，这是洋流和来自远方海岸的反向洋流相互作用的结果。乔治背痛复发，得有人扶着才能上床睡觉去。阿布杜拉病倒了，但他用十二瓣煮过的大蒜捣成蒜泥，吃下去马上就治好了。船桥有些摇摇欲坠了，大家赶紧用新的缆绳和绳索把它加固起来。尤利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把那只鸭子挪到船尾去，如今她在那个船上的池子里游得正欢呢。萨菲见了，不禁十分恼怒，甚至因此得了腹泻，像往常一样，她被带到了船舷的外缘。其实她近来一直都很干净。突然间，一群约六英尺长的金枪鱼跃出水面，把萨菲吓得歇斯底里大发作，她躲到一只篮子里，谁也无法哄她出来。后来还是乔治在黄昏后把她放回了船舱里那只卡片箱做的老窝。
巨浪又开始疯狂地跳起舞来，“太阳”号也随之疯狂地扭动，桅杆又似要从底座蹦出来了。船身发出一种低哑的声音，这是我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当那几十万根纸莎草在水里扭曲时，声音竟像狂风怒号一般。船甲板、舱壁、舱顶扭动着发出的声音，也有些异样。我们身下的箱子都被挤得变形了，盖子也打不开了，我们无论躺、坐，或是站在什么东西上，都会随着船身一起扭动。桅索绷紧到了极点，但在如此狂暴的波涛中，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去松它，也不敢去弄紧它。天气很冷，但为了安全起见，乔治、尤利和诺曼还是跳下水去查看纸莎草船的底部有无异样。他们爬上船来，牙齿冻得格格直响，向大家报告说：船底一切如常，只是下沉的船尾起着显著的减速作用，必须想点办法了。
这时，右舷的舵桨从横梁上松脱下来，发了疯似的跳上跳下，想要脱离船桥。我们在水里搏斗了一番，才把它抓住，并用最粗的绳索把它捆回原处。这里到处都是鱼，乔治还趁『乱』用鱼叉逮住一只海豚。现在海水拼命浇灌着船尾，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了，否则船尾不时被海浪冲击，还能支撑多久呢？要是木船，早就断成两截了。
我们一定得堵住船尾的水。我们集齐所有剩余的纸莎草，圣地亚哥和卡洛帮助阿布杜拉在船尾齐大腿深的海水中站稳，好让他把纸莎草成捆地绑上去，形成一道堤坝来挡住海水。有些巨浪打来，海水都没到他们的胸部了。阿布杜拉有好几次被海浪冲出舷外，又被保险绳拉了回来，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