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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透了，再也不会倾覆，遭殃的只能是桅杆了。
7月14日这天，我们通过无线电与“谢南多亚”号联系上了，它正从巴巴多斯岛向东行驶。他们也遇上了风暴，浪头一直打到快艇二十英尺高的『操』舵室上方。因为这艘快艇无法抵御特大风暴，他们还曾发出“发生危险”的信号，也曾考虑过返航。只是想到我们也同样遭受着风暴的侵袭，而且还在海洋深处，他们才决定继续向东迎着风暴进发的。船长下令以最高航速八节全速前进。这要比“太阳”号快三四倍，但在这样的大风暴中，航速势必会缓慢许多，最早也要一两天才能迎上我们，而且这还必须以我们在同一航线上相对行驶为前提。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给我们发来他截取的消息：我们所在位置的三十里远处有一艘商船，万一我们需要支援，可向他们求救。但是我们全都想要由我们自己继续往西驶去，不打算寻求帮助。
半夜1点钟，尤利在黑暗中突然大叫起来，他说帆桁发出了可怕的声响，一定是断了。大家都跑了出来。但是谁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船帆依然挂在一根直直的帆桁上。就在此时，掌舵突然变得异常艰难。整整一夜，我们都挨个轮流值了班，一致认为掌舵从未像现在这样艰难，“太阳”号根本不听舵桨的指挥。直到太阳升起，我们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还是卡洛发现的。原来我们舵桨的桨片早没了，我们一直在用舵杆掌舵。那根厚厚的、用木材加固过舵杆的舵桨又一次被折断了，像是被巨锤砸断了似的。那桨片早已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利听到的那声巨响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握着光秃秃的舵桨拼命掌舵，累得要死，“太阳”号却自顾自向前驶去，只有没在水中的船尾才是它惟一的舵桨。
7月15日这天，风暴达到了高『潮』。船帆再也经不住暴风的冲击了。阵阵狂风猛地向我们投来，换做普通的小船，早就倾覆了。船帆在狂风中的拍打声已如霹雳大作，我们把它收了起来。电光闪烁，大雨倾盆而至。没有了船帆，桅杆只剩下两根光秃秃的桅脚，颤悠悠地竖立着，闪电过处，竟形如一具骷髅。没有了船帆，我们感到一阵可怕的空寂和清冷。我们的速度减缓下来，海浪攻击我们的势头似乎更猖獗了。余下的几个厨房用具箱也都沉入海中。有一个坛子也被打碎了，一时间，只见碎鸡蛋和石灰末在卡洛的腿旁打转。不过，前甲板和左舷还堆满了完好无损的坛子，里面装满了食物，坛口用盖子封得严严实实。香肠和火腿依旧吊在舱顶和桅杆的步梯上。蛋黄倒无所谓，可恶的是我们身边突然冒出来许多“葡萄牙军舰”，伸出长长的、黏糊糊的丝状物，把所有东西死死缠住。我踩上了一个水泡，但没有被蜇到。乔治和阿布杜拉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忙着在被绳索磨断的地方缝补上新的绳索，结果他们的腿都被那丝状物缠住了。他们赶紧用尤利独创的天然『药』物─『尿』彻底冲洗了一遍。阿布杜拉说他一点都不疼。不过他身上倒是有许多被烟头烫伤的伤疤，这是他自己在胳膊上烫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乍得人是不畏惧疼痛的。
在风暴最为猖獗的时候，我们只有待在舱外的左舷才最安全，而且这里比较干燥。在这里，我们坐在舱门外靠着舱壁摆放的坛子上。我们的胶卷和贵重的装备都存放在这里，几乎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了。那只鸭子和那只猴子现在都待在各自的篮子里，就叠放在我们的私人用品上面。海浪涌入舱内，继续大肆破坏，箱子一个接一个裂成了碎片。到傍晚时分，只剩我和阿布杜拉还能继续睡在舱内，其他人都搬了出去，睡在柳条筐上、桅杆底下，或是舱顶上。而那舱顶已经歪斜得十分厉害，很难支撑两三个人的重量。起初给我们做床板的十六只箱子如今只剩下三只还完整无损，两个是阿布杜拉的，一个是我的。因为我们的箱子最靠近左舷，所以坚持的时间最长。不过，现在也轮到我们了。其实，我腿下面的箱子已经被砸破了，衣服和书本混杂在一起，仿佛粥里的果肉一样在我们周围漂来漂去。我用脚跟小心地把一个箱盖搁在我仅剩的那只箱子边缘，压在自己的腰下，然后翘起双脚，顶着舱顶或是舱壁。这样一来，浪头奔涌而至时，我身下的箱子就不至于被掀翻了。这副景象极为怪异。阿布杜拉跪在舱门口祈祷了一番，然后钻进睡袋，躺在他那两只完好无损的箱子上安然入睡了。我们身边的水流声在黑暗中听起来异常凶暴。一不小心，我的枕头滑落到水里，马上被在舱壁之间回旋的大旋涡吞噬了，这大旋涡什么都不会放过。这里就像是大鲸的肚子，柳条墙就是鲸骨，把食物都拦在里面，只把海水放行出去。我一把抓住漂在水里的枕头，还捞上来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不对，是橡胶的手套，就是尤利做手术用的手套，它灌满水胀了起来，就成了手的形状。这太可怕了。我坐起来，把煤油灯吹灭了。紧接着，我的头就撞上了舱顶，舱顶帆布里兜着的一大片水都向我浇了下来。这下子，我小心翼翼护着的搁脚箱盖也掉进了水里。我仅剩的一只箱子也被掀翻了。我爬出舱去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下雨时似乎在舱外更安全一些。船舱曾经是我们温馨的小窝，如今，只剩下阿布杜拉还在下风一侧呼呼睡大觉。
7月16日，离日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恢复了同“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我不停地转动曲柄，一次又一次地试听，终于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无线电通讯员金属般的声音。他们的船长让我们趁着天还没亮发『射』一些信号弹。风已经停了，暴风继续向西去了，这时恐怕已经登陆了。此间，只有鸭子辛巴达的腿折了，除此以外，我们均未受伤。诺曼取出我们割开救生筏时保留下来的信号弹。可是它们都泡了水，用火柴怎么也燃不起来。我们这时才看到一个标签的碎片上写着：“保持干燥”。我们只得让“谢南多亚”号来发信号弹了。过了一会儿，船长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号弹也点不起来。风暴过后，我们谁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但据我们判断，我们仍在同一纬度上相对而行。
那个无线电通讯员让我们一刻不停地转动手摇发报机，以保证持续发出信号，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无线电波收到我们的信号。因为，虽然风已经停息，而且大雨平息了汹涌的海浪，但是我们的船都不大，在远处都看不见对方。我们了解到，那摩托艇约有八吨排量，长七十四英尺。我们坐着摇着手柄，注意到海面上又铺上了一层沥青油块，就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海水冲刷着草船，又从缝隙中流走，那些沥青块就留在了纸莎草上。我收集了一些作为样本，准备写份报告一并给挪威代表团送去，上呈给联合国。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甚至大洋中间都发现了这些污染物。
诺曼负责发送和接收信号，不停地摁着那按钮，戴着耳机接听，我们其他人则轮流摇手柄，这时卡洛给我们端上了一些冷餐。他感到很抱歉，厨房无法正常使用了，一半是因为所有的锅都漂走了，一半是因为汽化炉已经沉到了大西洋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吃熏肉或是埃及鱼子的话，他总算还留了一把刀。“木乃伊面包”不再定量供应了，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不管是抹上柏柏尔黄油和蜂蜜，还是和着油浸胡椒羊『奶』酪一起吃。暴风雨对食品坛子倒是手下留情，它们还都完好无损地堆在柔软的纸莎草上。只有木箱被打坏了，纸莎草、绳索、坛子、皮囊、柳条和竹篾都没什么问题。不管到哪，在与大海的搏斗中败下阵来的都是硬邦邦的木材。
7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天又放晴了。我们在舱顶和桅顶四处望。尤利在摇无线电发报机，诺曼不停地对着话筒发送我们的信号。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坐在舱门口双手摁着按钮的诺曼，突然双眼直愣愣地瞪着前方激动地说道：
“我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们了！你们没看见我们吗？”
大家莫名其妙一言不发地围坐在诺曼身边，突然大家回过神来：他是在对“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员说话呀！“谢南多亚”号呀！我们猛地扭过头去。乔治正站在舱顶望，可是方向不对，卡洛攀在桅顶，随着桅杆猛烈地摆动着，相机就挂在胸前。
它就在那儿！它时隐时现，就像是远处浪尖上的一颗白『色』沙砾。当它驶近一些时，我们发现它摇晃得十分厉害。而我们的“太阳”号，虽然备受颠簸，有些残缺不全，但是在浪涛里穿行还是比它平稳得多。简直就是个奇迹！可是我们的确在这里，在西印度群岛外的洋面上相遇了。两艘船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颠簸着向前行。一只大黑鸟在我们头上盘旋起来。鲨鱼鳍也开始出现了，划开了“太阳”号周围的水面。它们一定是追随着快艇，从西印度群岛跟到这里来的。我们都为对方照了相，还摄了像。但是这一切还是迟了一天。因为“太阳”号的主帆在前一天就已经收起来了，再也不能挂起来了。现在只要在桅杆上挂上一小片帆，就会把那薄弱的右舷戳穿。
快艇上放下一条小小的橡皮救生筏。阿布杜拉看见一位与同他肤『色』相同的人前来同我们相会，不禁欣喜万分。他先用乍得阿拉伯语，然后用法语向他大声地打招呼，而那黑人却用英语回答了他，这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阿布杜拉在美洲遇上了非洲人，可是这非洲人早已变为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了。
我们首先把探险期间所拍的胶卷，全部转移到了在水中不停跳动的救生艇上，然后分批划过去，同快艇上的人会面。他们都是欢快直爽的人。这艘快艇十分漂亮，上层结构很高，船身很窄，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摇晃得很厉害。我们在“太阳”号上呆了八个星期，如今站在一尘不染的甲板上反而有些站不稳了。卡洛和吉姆分别负责拍摄对方的小船，他们一致认为在草船上拍摄快艇要容易得多。
船长和海员都是年轻人，大多是临时雇用的。他们全都急切地希望我们转移到他们的船上去，他们就可以立即掉头返航了。但是这不符合租船契约的规定，“太阳”号上必须得有人留守。“谢南多亚”号给我们每人带了四个橘子，还给圣地亚哥带了一盒巧克力。但这些临时凑齐的船员出航时都没有发现，船上的给养主要是瓶装的啤酒和矿泉水而已。所以船长坚持要在食物耗尽前返航，而且还要赶在另一场暴风雨到来之前离开。我们借用他们的救生筏从“太阳”号搬来了整条的火腿、腌羊肉、香肠以及几坛其他食物。“太阳”号上的食物和水还够我们维持一个月呢。
因此，“谢南多亚”号留下来等着我们。“太阳”号左舷仍完好无损，但是右舷已经丢了好些纸莎草，再也不能支撑这三十英尺高且又极其沉重的双脚桅杆了，我们决定将它砍倒。一直傲立船头的桅杆倒入海中，诺曼随之又把两根长十五英尺的桨，上端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双脚桅，还挂上了一小片临时凑成的船帆。“太阳”号继续前行。7月17日和18日，我们把一切不必要的物品都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去，而且把纸莎草捆也尽可能缝得更结实一些。卡洛扶着那砍倒的双脚桅在海里游动，乔治则在“太阳”号船底下工作，而尤利负责坐着救生艇在两船之间来回搬运东西，我们其余几个人就负责摆弄绳索和被浸湿的东西，在浸水的船上跑来跑去。这时，水中的访客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周围的鲨鳍愈来愈多，很像是玩具艇上的船帆，划过我们身边的水面。如果把脸浸入水中，就能看见巨大的鱼影在清澈湛蓝的海水深处缓慢游弋。“谢南多亚”号上的船员开始动手捕鲨。一条六英尺长的长着白鳍的鲨鱼和一条较小的鲨鱼都被拽上船去。我们用“太阳”号上的大米做米饭，就着美味的鲨鱼肝吃，十分可口。另一条十二英尺长的蓝鲨，十分狡猾，怎么也不肯上钩，一直在水中游来游去。
尽管我早就再三嘱咐大家要极其小心，乔治还是把我们吓得魂不附体。他突然跃出水面，攀上“太阳”号被淹没的右舷，差之毫厘，一条巨鲨就会咬去他的双腿。乔治有一条腿还曾被鲨鱼咬过。我禁止他再次下水，直到这些吃人的鲨鱼从我们周围退去。他说如果这样就得等上好久，因为他大概数了一下，约有二十五到三十条鲨鱼正在深水里盘旋呢。这时拿人命来冒险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们停下了手中缝补纸莎草捆的工作，就让那纸莎草一根根一束束地漂走吧。只要船的主体和左舷还完好无损，即使整个右舷都没了，我们也还能支撑下去。
“谢南多亚”号上收到的天气预报有些不祥，船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催促我们登上他们的船一起返航。但是“太阳”号的全体船员一致认定，如果再遇上风暴，待在自己的船上反而更安全些。虽然“太阳”号的舵桨已经双双折断，船桥倾斜得几乎不能站人，要说这船已经无法驾驶，这倒是真的，但是余下的纸莎草捆还能漂浮在水面上，而且还会继续向西漂去，直至被冲上对岸，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巨型救生圈。而“谢南多亚”号的水泵和两个内燃机之一虽已在风暴中失灵，但也依然适于航行。不过，船长和水手们都很清楚，即使是一场小飓风都可能使这艘快艇漏水甚至倾覆，果真如此，这艘金属质地的快艇必将葬身海底。
我把“太阳”号上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开会。这是上次我们在非洲海岸讨论是否割开橡皮艇以来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严肃“会议”。我首先解释道，我个人认为这次试验应该到此结束了。我们已经在草船上生活了两个月，它至今还漂流在海面上。我们已经航行了差不多整整五千公里，等于三千多法定里？，这还没有把我们折来折去的路程算在内。这段距离已经相当于从非洲出航，跨越北大西洋直达加拿大的距离。这证明纸莎草船是可以航海的。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没有理由用『性』命进行无谓的冒险了。
大家都坐着，沉着脸听着。我望着他们的大胡子，望着他们饱经风吹日晒的皮肤，望着他们拉绳索和握舵柄长出的老茧，要求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太阳’号上，”诺曼说道，“我们的食物和水都很充裕。我们可以用柳条筐和破木板搭成一个平台来睡觉。日子是会不好过，可是用不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抵达西印度群岛，就靠现在的这块小船帆就能办得到。”
“我同意诺曼的看法，”圣地亚哥说，“如果现在我们放弃，不会有人相信乘坐纸莎草船能够抵达美洲的。甚至某些人类学家还会说，关键不在于我们已经航行了多少公里，而是最后还剩下一点路程我们未能跨越。我们必须做到从此岸航行至彼岸。”
“圣地亚哥，”我说道，“有些人类学家没有认识到当年的古人世世代代都在使用纸莎草船，而且他们『操』纵草船的本领要比我们强多了。即使我们能沿着亚马逊河逆流而上，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乔治说，“即使你们全都走了，我和阿布杜拉还是要坚持下去的。阿布杜拉，你说是不是？”
阿卜杜拉默默地点点头。
“这是一艘埃及船，我代表埃及。只要还有一束纸莎草能使我把脑袋探出水面，我就要坚持下去。”乔治戏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卡洛询问『性』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就坚持下去，”卡洛『摸』着自己的胡子说道，“由你来权衡吧。”
尤利一直呆呆地坐着，眼睛瞪着前方。
“我们是七个共患难的好伙伴，”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们要么就全都坚持下去，要么就全都到此打住。我死也不同意分道扬镳。”
这对我而言真是个痛苦的抉择。他们都愿意继续坚持下去。也许我们都不会有事，可是一场暴风雨就可能把我们其中一个人卷入海中，这太不值得了。我之所以进行这次试验是想寻求答案，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答案了。我们这艘纸莎草船，虽然船尾有问题，货物堆放得也不对，又是由一群毫无经验的水手来驾驭，而且没有谁能给出警告或是忠告，但是却在开阔的大海上曲曲折折地航行了八周，经受住了一场特大的风暴，人畜均安然无恙，重要的货物全都完好无损。如果以我们的起点─古代腓尼基港口萨菲为中心，以我们航行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那么，这个圆将会把莫斯科和挪威的最北端都包括在内，而且会穿过格陵兰中部，跨过纽芬兰、北美洲的魁北克和新斯科舍？，还恰好够到南美洲巴西的顶端。如果我们不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