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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至
内容简介： 一名邮票商，邂逅一名少女，两人相恋。少女成了他的情人。少女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和把握。邮票商因此萌生嫉妒。他的醋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失去理智。末了，邮票商用毒药谋害了少女，并吞吃了她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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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前言
六十年代初，意大利文坛突起波澜。二次大战后独领风『骚』十来个年头的新现实主义，衰落了。新先锋派登上文坛，呼风唤雨，咄咄『逼』人。新先锋派聚合了一群年少气盛的批评家、诗人、作家，向现成的社会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向传统文学及其艺术形式，发动勇猛的、全面的挑战。
马莱尔巴便是新先锋派的一员。他的长篇小说《蛇》（1965）的问世，使他一跃成为新先锋派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蛇》面世的年代，正是意大利新先锋派的文学论战与文学试验最为活跃的时期。这部作品表明，马莱尔巴打一开始便回避了新先锋派热衷的有关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倾向『性』的论争，而全身心地投入同二十世纪叙事文学的常规特征相悖的试验。
《蛇》的故事情节，如果细细加以梳理，读者不难发现，它有着推理小说的某些影子。一名邮票商，邂逅一名少女，两人相恋。少女成了他的情人。关于这名少女的情况，读者知之甚少。她的姓名，连邮票商也不知道。按照他的随意虚构，姑且叫她米丽亚姆吧。她的本来已不甚清晰的特征（外形的和『性』格的），在故事的演化进程中，也发生嬗变。米丽亚姆，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和把握。邮票商因此萌生嫉妒。他的醋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失去理智。末了，邮票商用毒『药』谋害了米丽亚姆，并吞吃了她的尸体。
这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叙述者自己——邮票商。所以，案件没有一丁点儿扑朔『迷』离的地方，一切都清清楚楚，昭然若揭。不料，当凶手自首，案件进入审讯阶段时，却节外生枝，疑窦丛生了。这倒不是推理小说中通常发生的在确认凶手上的疑『惑』，而是对于罪行是否成立，对于所谓被害者的尸体的下落，对于是否确有尸体，进而对于是否确有被害者，发生了怀疑。很可能，这一切全是叙述者、一个谎言癖者的信口开河，凭空捏造！
这么一来，习见的推理小说的叙述结构，在这儿完完全全地颠倒过来了。在推理小说中，通常的叙述脉络是：发现案子的蛛丝马迹，紧紧追踪与探究，渐次解开纷『乱』的谜团。最终撕下凶手的面具，使其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在《蛇》中，读者看到一个颠倒了的次序：凶手自案件发生时便已经确认，然而，随着叙事的进展，竟无法落实凶手行凶的任何一个证据。按照这一模式追溯，凶杀案从根本上被推倒了。叙述者——“凶手”的过错，仅仅是他让司法机构着实徒劳地忙碌了一番而已。
这种“颠倒过来的推理小说”的叙事结构，并不是单纯地为着激发读者的惊奇感。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至关重要的是内里的“核”。谎言癖者，或者说幻觉症患者，就是小说的叙述者。一个普通人物的谎言，能够制造惊奇，而一个故事叙述者的谎言，则置整个艺术虚构于危机之中，使得叙述者所营造的“可能『性』世界”的要素被勾销了；而后，随着叙述者不断的澄清、否认，竟导致小说的中心人物，即被害者米丽亚姆的存在，也成了问题，或者说，米丽亚姆的存在，被否定了。
小说中米丽亚姆形象的朦胧，身份的模糊，行踪的飘忽，与其说是表明叙述者邮票商渴求的对象呈现出的幻觉『性』，毋宁说是动摇了叙述者的叙述的可信『性』。如果说，叙述者在中心人物米丽亚姆的真实『性』这样重要的关节上说了假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小说的其他方面也都照此办理，编造假话。兴许，惟有小说的尾声，在马里奥山岗上的一间屋子里，叙述者沉浸在静默、孤独和黑夜之中，才是真实可信的吧。
这样，在小说《蛇》中，“颠倒过来的推理小说”的叙述模式，成为模糊不清的现实的一种可能『性』和假定『性』的反『射』。马莱尔巴借助这一叙述模式，把以合乎逻辑地反映生活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叙述结构，打破了，摧毁了。
对梦的独特描写和阐释，构成《蛇》的又一特『色』。小说的第八章专门写梦。这些神秘的、支离破碎的梦，马莱尔巴不是把它们当作病态的心理现象的征兆，予以叙写，而是当作一种日常的、正常的思维、情感与心态的曲折表现。梦虽然可能是莫名其妙、可怕的，但马莱尔巴关于梦的物质『性』的观念认定，梦并不是“别一个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替代，梦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按照现代粒子理论，可见物质与非可见物质之间，抽象与具象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仅仅存在牢固『性』的差异。
马莱尔巴说，在《蛇》和后来发表的《一个梦者的日记》中，他正是把梦作为“第二现实世界”来描写的。马莱尔巴笔下的人物在梦中得以全新获得在压抑的现实中被剥夺了的想象的空间和幻想的自由。梦实实在在就是一种普通的表达，一种自白，是现实世界有所扭曲，但并不失真的投影。《蛇》全书共十五章，马莱尔巴用承上启下的第八章专门写梦，似乎也在暗示读者，梦幻同世俗生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时，自然还会发现它的叙述结构上另一个颇为有趣的特点。小说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则用另一种字体排印的断片。这些断片篇幅短小，不足千字。它们打断了本已不是平铺直叙的叙述脉络，给读者的阅读似乎造成困『惑』，好像画蛇添足，是多余的笔墨。其实，这些断片也是马莱尔巴革新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所作的一种试验。
就内容而言，这些断片同正文没有关联，也毫不触及或几乎不触及小说中的人和事。有的断片叙述一件什么轶事，有的断片则为科学的或者似是而非的科学的思考。这多少有些像电视台播出的各个栏目之间，或者足球比赛实况直播的上下半场之间，观众看到『插』播的同栏目内容无关的广告、报道和短片一样。这些断片是各个章节之间的填空，或者说补白；当然，这是调节『性』的、思辨『性』的填空、补白。因为这个缘故，小说最后一章的结尾，也就无需这样的断片了。
这些断片的作用，自然还不止于此。它们的叙述者显然不是小说的叙述者，而是一个隐姓埋名者的声音。他利用叙述的空隙，或纯粹表达一种感觉，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或者，他作为第三者的声音，隐晦地对读者发出教诲，让读者警觉，别把表象当作真象，而要注意表象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提醒读者打开词语的一般意义的包装，去寻觅它的隐秘的意义。在这里，这些断片又是教诲『性』的、警世『性』的。
小说《蛇》的语言，摒弃了传统的规范，而获得了新的内容。它的语言是简单的，对话式的，布满空白和缄默，暗示和间接『性』，嘲讽和幽默，使作品平添一种独特的阅读兴味。马莱尔巴借助简短的、时时被打断而又时时重复的语句，把诸种矛盾、悖谬、信息和情态错综交织，打『乱』了小说的常规的叙事风格，而建立一种他独创的叙事风格，它出乎意外而又内涵丰富，扭曲而又诱人。
显然，《蛇》不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它的情节充满荒诞的演绎、不合逻辑的推理和诡辩。读者在书中遇到的每一个信息、迹象，都要从它的另外的意义上去理解。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倒偏偏发生了。不妨说，这不是一部诸多事件在其中展开的小说，而是一部把一切发生的事件统统勾销的小说。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幻想『性』同现实『性』，荒诞『性』同真实『性』，始终互相交融，形影相随。这不仅表现于上文谈及的各个方面，而且体现在小说叙述的细节上。叙述者不止一处提到，他很重视叙述的“细致”、“确切”。事实上，小说中涉及的乐曲、邮票、汽车、商品和各种物件，都有着准确无误的名称或商标；人物行为发生的时间，都有精确的交代；主人公驱车经过罗马城的每一条街道，作者都不厌其烦地标出其真实的名字；每一个广场、咖啡馆，每一座景点、雕像，也无一不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可见，马莱尔巴有意识地追求叙事的环境和细节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性』。
不妨说，《蛇》这部作品，是现实与抽象的融合，是经验与梦幻的融合。它是新旧叙事模式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是抽象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是形象的叙事方式。《蛇》描写的是经过梦幻过滤的现实生活。这是一部寓于超现实的写实小说。
小说取名《蛇》，但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蛇（只有一则断片中无关紧要地提到一次）。借助精神分析学说和寓意式的阐释，不难理解，“蛇”显然是『性』的象征。它既赋予生活和心灵以欢悦，又毒化生活和心灵。于是，谋杀米丽亚姆，并且吞吃掉她，便成为摒弃『性』，返回纯真的童年的唯一方式。然而，米丽亚姆消失之后，叙述者却仍然时时体验着焦虑与不安，失落与渴求。“蛇”的阴魂不散。这就是现实的世俗生活难以解脱的矛盾！
综上所述，马莱尔巴在这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理『性』之光的照耀，其言行、情绪和心态，无不脱出了常规。小说的叙述者显然已被那个社会污染，人格业已分裂，他孤独，神经质，无法同周围的人与现实交流、沟通。于是，作家着意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倾力描绘人物的唯一尚未遭到亵渎，而保留为纯粹的领域——潜意识，诉诸梦幻、内心独白、自言自语和自我诘问等等叙述手段，去勘探人物隐蔽的、原始的心态。马莱尔巴透过叙述者非正常的视角，去破译脱出常规的现实生活的电码，通过叙述的疏远化，好像利用 x 『射』线一样，去窥视脱出常规的人生。这样，小说的荒诞不经而又滑稽可笑的形态，便独标一格的表现出了陷入危机深渊的现实社会和它的居民的本质特征。
小说的这一深层旨趣，同作为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学的叛逆者的马莱尔巴的思想文化观念、诗学主张，是丝丝入扣的。
这，兴许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诡奇独特的小说《蛇》的价值所在吧。
路易吉·马莱尔巴（luigimalerba，1927—），出生于文化古城帕尔玛附近的贝尔切托城。他自幼酷爱文学，但在大学攻读的专业却是法律，只是大学毕业后他改换了职业，才得以施展他过人的文学才华。这样的经历好像是意大利古今许多作家共同的。1950 年，他迁居罗马，进入影视界当编剧。他独立编导的历史片《女人与士兵》具有鲜明的新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十五世纪帕尔玛的乡村生活，完全采用帕尔玛方言。
马莱尔巴的文学成就，同以“63 社”为发端的新先锋派密切相关。他们的思想立场和文学实践，都以毫不妥协的、激进的叛逆为特征。
马莱尔巴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蛇》（1965）、《筋斗》（1968）、《主角》（1973），便是集新先锋派的思想、艺术特征之大成者，并使作家蜚声意大利和世界文坛。
随着七十年代后期意大利新先锋派狂飚时代的远去，马莱尔巴的创作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支撑长篇小说三部曲的非逻辑的文学形式，非理『性』的艺术因素，蕴含了更深沉的、更富于批判精神的哲理『性』和社会『性』。马莱尔巴依然保持了一种可贵的思想激情和艺术追求。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充斥社会的忧虑和恐惧发表见解，用艺术家的敏感来阐释时代精神的尝试。《一个梦者的日记》（1981）是如此，长篇小说《蔚蓝的行星》（1987）和短篇小说集《银头》（1988），也是如此。
马莱尔巴对儿童文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000 年的故事》（1972）、《烟蒂历险记》（1975）、《小故事集》（1977）等，显示了他的奇妙、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少年心理的深刻理解。
1980 年和 1989 年，马莱尔巴作为意大利作家代表团成员，两度应邀访问我国。第一次访华归国后，他写了《中国，中国》一书，抒发了他对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对前进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所怀有的深厚的友好情感。他在书中真诚地写道：“我很遗憾没有成为中国人。”
蛇
第一卷 第一章
鸟儿展翅飞翔，我却徒步向火车站走去。
非洲爆发了一场战争。长着软木脑袋，呆头呆脑的士兵们身穿马苏瓦阿粗布军服，头戴软木头盔穿越城市。他们唱着那首当地家喻户晓的歌，前进在通往火车站的加里波第大街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去哪里？想去干什么？既然一个个都引吭高歌，想必心中自有快事，我默默忖道。通过电台唱出或用口哨吹奏的这支歌，从咖啡店和居民家的窗户那里传到大街上，回响在我的耳际。电台在夜间仍然连续不断地歌唱着。歌声刚停，讲话声又起，讲话声连续不断，然后又恢复歌声，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在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一辆辆满载着香蕉的手推车。我母亲因害怕得传染病，从不买香蕉吃（香蕉的顶端残存有昆虫的尸身）。
“香蕉是最危险的水果。”我母亲告诫儿子说，然后带他去见吃冰淇淋的孩子们。
每逢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徒步走过整条加里波第大街，一直到达斯泰卡塔广场（一位红脸的汉子从一面镜子中，指着一块贝尔帕埃塞圆形『奶』酪，向人们微笑）。我们来到大广场那里的塔那拉咖啡店。我母亲停留在售报亭前，浏览各种杂志的封面，我则跟在服务员的身后，从这张桌子旁跑到另一张桌子旁，追逐那些『舔』着圆锥形冰淇淋的孩子们。
有个孩子长得像小天使似的，红润的脸颊，身穿天蓝『色』衣服，鼻子上翘，一对鼻孔清晰可见，金黄『色』的卷发梳成香蕉形状。他仿佛来自天堂，降落人间。至于我穿的鞋，鞋底已经开裂，工作服上的钮扣均已脱落，拖着鼻涕，双手沾满污泥，我站在他的身旁，不觉自惭形秽。我的腿上也是抓痕累累，膝盖总是黑不溜秋的。当我走近他时，他任凭我靠拢他，有时，还炫耀着冰淇淋，冲着我微笑，但是只要我一进入他的『射』程之内，他便会冷不防地踢我一脚。我看穿了他的这招后，便分外小心，想方设法踮着脚尖，从背后接近他，有时，我脱下鞋，光脚而行。他想必名叫阿方索，因为他母亲昵称他为丰佐，或者昵称他为丰齐诺。他最喜欢吃草莓冰淇淋。他母亲长得很丰腴，皮肤细腻而光泽，是个丽质佳人。站在她的旁边，我母亲的形象则显得分外可怜，因为我母亲头发不常梳理，身体过于瘦小。
我就这样从这张桌子旁跑到另一张桌子旁，从这个孩子那里追逐到另一个孩子那里，度过一天的时光。“为什么你非得如此贪吃不可？”我母亲责问道。
塔那拉咖啡店的冰淇淋堪称市内一绝，由店老板塔那拉先生亲自制作，采用刚从维科费尔蒂利运来的鲜牛『奶』和新鲜水果作为原料。人们嘀咕着他为什么不建立一家工厂。大家都见到他在冰淇淋中加进真正的鸡蛋，而别人则搀入鸡蛋粉——来自中国的粉末状鸡蛋。人们常常听说，这种黄『色』的粉末来自中国。凡是黄『色』的物品均来自中国，在市政大楼拱廊下，一个小老头兜售的某些黄『色』小球也来自中国。那么香蕉呢？它们也是黄『色』的呀。
我母亲谆谆教诲说，贪馋为不恕之罪，人们可以因贪馋而下地狱。
在冰淇淋非上市季节，母亲带我到长期开放的巴列拉·维托里奥『露』天游艺场去看骑旋转木马的儿童。我们城里也有一个长期开放的『露』天游艺场。巴列拉·维托里奥『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