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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仪的丈夫冯老五忙着给女客人殷勤地倒茶，秋仪对他说，你出去吧，让我们在这里叙叙。冯老五出去了，秋仪仍然没有说话，等到女人们喝完了一壶茶，秋仪站起来说，你们也出去吧。人都死了，说这说那的还有什么用？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呆着，我心里乱透了。
这天晚上下雨，雨泼打着窗外那株梧桐树的枝叶，张家的小楼在哗哗雨声中像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小萼抱着悲夫在室内坐立不安。后来她看见窗玻璃上映出秋仪湿漉漉的模糊的脸。秋仪打着一把伞，用手指轻轻地弹着窗玻璃。
小萼开门的时候眼泪止不住淌了下来。秋仪站在门口，直直地注视着小萼，她说，小萼，你怎么不戴孝？小萼低着头回避秋仪的目光，嗫嚅着说，我忘了，我不懂这些，心里乱极了。秋仪就从自己头上摘下一朵小白花，走过来插在小萼的头发上，秋仪说，知道你会忘，给你带来了。就是雨太太，弄湿了。小萼就势抱住秋仪，哇地哭出声来，嘴里喊着，我好悔，我好怕呀，是我把老浦逼上绝路的。秋仪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男女之事本来就是天意，生死存亡就更是无意了。你要是对老浦有情义，就好好地养悲夫吧，做女人的也只能这样了。
秋仪抱过悲夫后就一直不放手，直到婴儿酣然入睡，秋仪看着小萼给婴儿换尿布脱小衣裳，突然说，你还是有福气，好坏有一个胖儿子。小萼说，我都烦死了，你要是喜欢就抱走吧。秋仪说，当真吗？当真我就抱回家了，我做梦都想有个儿子。小萼愣了一下，抬头看秋仪的表情，秋仪背过身去看着窗外。我上个月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没有生育能力，这辈子不会怀孩子了。小萼想了想说，没孩子也好，少吃好多苦。秋仪说，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吃点苦算什么？我是不甘心呀，说来说去都是以前自己造的孽，谁也怨不得。
两个人坐着说话，看着窗外雨依然下着，说话声全部湮没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了。小萼说，雨停不了，你就陪我一夜吧，我本来心里就害怕，有你在我就不怕了。秋仪说，你不留我我也不定，我就是来陪你。的，毕竟姐妹一场。
午夜时分小萼和秋仪铺床睡下，两个人头挨着头，互相搂抱着睡。秋仪说，这被头上还有老浦的头油味。小萼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秋仪在黑暗中叹了口气说，这日子过得可真奇怪呀。
只听见雨拍打着屋顶和梧桐，夜雨声幽幽不绝。
小萼做了一年寡妇。起初她仍然带着悲夫住在张先生的房子里，以她的收入明显是交不起房租和水电费的。玻璃瓶加工厂的女工向小萼询问这些时，小萼支支吾吾地不肯回答，后来就传出了小萼和说评弹的张先生私通的消息。再后来小萼就带着悲夫报到女工宿舍来了，据说是被张太太赶出来的，小萼额上的那块血痂，据说是张太太用惊堂木砸出来的，血痂以后变成了疤，一直留在小萼清秀姣好的脸上。
第二年小萼就跟个北方人走了。那个北方男人长得又黑又壮，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年纪。玻璃瓶厂的女工都认识他。她们说他是来收购二种墨绿色的小玻璃瓶的，没想到把小萼也一起收购走了。
离乡的前夜，小萼一手操着包裹一手抱着悲夫来到秋仪的家。秋仪和冯老五正在吃晚饭，看见小萼抱着孩子无声地站在门洞里。秋仪放下筷子迎上去，小萼已经慢慢地跪了下来。我要走了，我把孩子留给你。秋仪慌忙去扶，小萼你说什么？小萼说，我本来下决心不嫁人，只想把悲夫抚养成人，可是我不行，我还是想嫁男人。秋仪把小萼从地上拉起来，看小萼的神色很恍悯，像梦游人一样。
秋仪抱过悲夫狠狠地亲了一下，然后她又望了望小萼，小萼坐在椅子上发呆。秋仪说，我料到会有这一天的。我想要这个孩子。小萼哇地一声哭了，竹椅也在她身下咯吱咯吱地哀鸣，秋仪说，别哭了，悲夫交给我你可以放心，我对他会比你更好，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小萼抽泣着说，我什么都明白，就是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
去火车站给小萼送行的只有秋仪一个人。秋仪原来准备带上悲夫去的，结果临出门又改变了主意，光是拎了一兜水果话梅之类的食物。在月台上秋仪和小萼说着最后的悄悄话，小萼的眼睛始终茫然地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秋仪说，你在望什么？小萼苍白的嘴唇动了动，我在找翠云坊的牌楼，怎么望不见呢？秋仪说，哪儿望得见牌楼呢，隔这么远的路。
后来火车就呜呜地开走了，小萼跟着又一个男人去了北方。这是1954年的事。起初秋仪收到过小萼托人代笔的几封信，后来渐渐地断了音讯。秋仪不知道小萼移居北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到了悲夫能认字写字的年龄，秋仪从箱底找出小萼写来的四封信，用红线扎好塞进炉膛烧了。悲夫的学名叫冯新华，是小学校的老师取的名字。冯新华在冯家长大，从来没听说过自己的身世，从来没有人告诉他那些复杂的陈年旧事。
冯新华八岁那年在床底下发现一只薄薄的小圆铁盒，是红绿相间的，盒盖上有女人和花朵的图案。他费了很大的劲把盖子拧开，里面是空的，但是跑出一股醇厚的香味，这股香味挥之不去，冯新华对这只小铁盒很感兴趣，他扳贮在地上滚来滚去地玩，直到被秋仪看到。秋仪收起那只盒子，锁到柜子里。冯新华跟在后面问，妈，那是什么东西？秋仪回过头，精神很凄恻。她说，这是一只胭脂盒，小男孩不能玩的。
整整一夜，冬季的北风从街道上呼啸而过，旧式工房的窗户被风力一次次地推揉，玻璃、木质窗框以及悬挂的胳肉持续地撞击着，对于失眠的杨泊来说，这种讨厌的噪音听来令人绝望。
房间里有一种凝滞的酸臭的气味，它来自人体、床铺和床铺下面的搪瓷便盆。杨泊闻到了这股气味，但他懒于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起来。杨泊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夜，孩子在熟睡中将一只脚搁到了他的腹部，杨泊的一只手抓着孩子肥厚的小脚，另一只手揪住了自己的一络头发。他觉得通宵的失眠和思考使他的头脑随同面部一起浮肿起来。在早晨最初的乳白色光线里，杨泊听见送牛奶的人在街口那里吹响哨子，一些新鲜活泼的人声市声开始了一天新的合奏。杨泊知道天亮了，他该起床了，但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需要睡上一会儿，哪怕是睡五分钟也好。
先是孩子醒了。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声啼哭，于是朱芸也醒了，朱芸的身体压在杨泊身上，从床下抓到了那只便盆，然后朱芸坐在被窝里给孩子把尿，便盆就贴着杨泊的脸，冰凉而光滑。他听见朱芸嘴里模拟着孩子撒尿的声音，她嘴里的气息温热地喷到杨泊脸上，类似咸鱼的腥味。杨泊睁眼在妻子身上草草掠过，朱芸的头发散乱地被垂着，粉绿色的棉毛衫腋下有一个裂口，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她的脸色显得枯黄发涩，杨泊不无恶意地想到了博物院陈列的木乃伊女尸。
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朱芸瞟了眼桌上的闹钟说。
杨泊朝外侧翻了个身。这句话也是他们夫妇每天新生活的开始。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几年来朱芸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杨泊突然无法忍受它的语调和内涵。杨泊的脚在被子下面猛地一蹬，他说，我要离婚。朱芸显然没有听清，她开始给孩子穿棉衣棉裤。朱芸说，我去菜场买点排骨，你马上去取牛奶，回来再把炉子打开，听清楚了吗？
我要离婚，杨泊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沉闷，语气却很坚定。床板咯吱咯吱地响了一会儿，朱芸走出了房间。她打开了有线广播的开关，一个女声正有气无力地播送天气预报。关于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关于风力和风向，关于渤海湾和舟山群岛的海浪和潮汛。杨泊不知道这些东西和他的主活有什么联系，他也不知道朱芸为什么每天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现在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倦意，他真的想睡一会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朱芸拎着菜篮回家，看见孩子坐在地上，将糖果盒里的瓜子和水果糖扔得满地都是，而杨泊仍然没有起床，你今天怎么啦？朱芸温怒地走过去掀被子，你不上班吗？你不送孩子去幼儿园啦？她的手被杨泊突然地抓住了，她看见杨泊的头和肩部从被窝里慢慢升起来，杨泊的眼睛布满血丝，一种冰冷的陌生的光芒使朱芸感到很迷惑。
我要离婚，杨泊说。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梦话还是开玩笑？
说正经的，我们离婚吧。杨泊穿上假领，浊重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目光现在停留在墙上，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结婚合影。杨泊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暖昧的微笑，他说，我想了一夜，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要离婚。
朱芸抓住棉被一角怔在床边，起初她怀疑地看着杨泊脸上的表情，后来她便发现杨泊并非开玩笑，朱芸的意识中迅速掠过一些杨泊言行异常的细节。一切都是真的，朱芸脸色苍白，她看着杨泊将他汗毛浓重的双腿伸进牛仔裤里，动作轻松自如，皮带襟上的钥匙链叮叮当当地响着，朱芸扬起手朝杨泊掴了一个耳光，然后她就呜呜地哭着冲出了房间。
自杨泊表明了离婚意愿后，朱芸一直拒绝和杨泊说话。朱芸不做饭，什么也不吃，只是坐在椅子上织孩子的毛衣，偶尔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下杨泊，发现杨泊胃口很好地吞咽着速食方便面，朱芸的嘴唇动了动。她轻轻骂了一句，杨泊没有听清她骂的什么，也许是畜生，也许是猪猡，但他可以肯定朱芸在骂他。杨泊耸耸肩，把碗里的由味精和香料调制的汤也喝光了。杨泊故意很响亮地咂着嘴，他说，世界越来越进步，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现在女人想让男人挨饿已经不可能了。他看见朱芸绷着脸朝地上啐了一口。她用竹针在烫过的头发上磨了磨，又骂了一句，这回杨泊听清了，朱芸在骂他神经病，杨泊若无其事地从她身边走过，挖了挖鼻孔，然后他举起食指凝视着上面的污垢，一点不错，我就是个神经病。杨泊说着就将手指上的污垢噗地弹到了地上，神经病和智者只差半步。
冬日的黄昏凄清而短促，烤火的炉子早已熄掉，谁也没去管它，朝北的这个房间因此陷入了刺骨的寒冷中。杨泊坐在桌前玩一副破旧的扑克，牌阵总是无法通联，他干脆将扑克扔在一边，转过脸望着沙发上的朱芸，他看见朱芸的脸上浮动着一些斑驳的阴影，他不知道那些阴影是窗帘折射光线造成的，还是直接来自她恶劣的心情。现在他觉得朱芸的坐姿比她站着时更加难看，而她在黄昏时的仪容也比早晨更加丑陋。
你老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杨泊搓了搓冻僵的手，他说，不说话不能解决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跟畜生说话。朱芸说。
谩骂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谈谈，我知道这要花时间，所以我向单位请了两天病假，我希望你能珍惜这点时间。下个星期我还要去北京出差。
那么你先告诉我，谁是第三者？是俞琼吧？我不会猜错，你已经让她迷了心窍。是她让你离婚的？
不。你为什么认为一定有个第三者呢？这实在荒唐。杨泊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他说，是我要跟你离婚，我无法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就那么简单。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把我当一只鞋子吗？喜欢就穿，不喜欢就扔？朱芸突然尖叫起来，她朝地上狠狠地跺了跺脚，我哪儿对不起你，我是跟谁搞腐化了，还是对你不体贴了？你倒是说出理由来让我听听。朱芸扔下手里的毛线，冲过来揪住了杨泊的衣领，一下一下地抻着，她的眼睛里沁满了泪花，你狼心狗肺，你忘恩负义，你忘了生孩子以前我每天给你打洗脚水，我怀胎八个月身子不方便，我就用嘴让你舒服，你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说呀！
杨泊的身体被拽得前后摇晃着，他发现女人在愤怒中触发的暴力也很可怕。杨泊顺势跌坐在床上，整理着衣领，他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疯了，离婚跟洗脚水没有关系，离婚跟性生活有一定关系，但我不是为了性生活离婚。
你的理由我猜得出，感情不和对吗？朱芸抓起地上的玩具手枪朝杨泊砸过去，噙着泪水，你找这个理由骗谁去？街坊邻居从来没有听见过我们夫妻吵架。结婚五年了，我辛辛苦苦持家，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可我从来没有跟你吵过一次架，你要摸摸你的良心说话，你凭什么？
离婚跟吵架次数也没有关系。杨泊摇着头，扳动了玩具手枪的开关，一枚圆形的塑料子弹嗖地打在门框上。杨泊看着门框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有时候我通宵失眠，我打开灯看见你睡得很香还轻轻打鼾，你的睡态丑陋极了，那时候我希望有一把真正的手枪，假如我有一把真正的手枪，说不定我会对准你的脸开枪。
我不怕你的杀心。那么除了打鼾，你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夏天时腋窝里散发的狐臭味。
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饭后剔牙的动作，你吃饭时吧叽吧叽的声音也让我讨厌。
还有什么？
你急是把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一到夜里你守着电视没完没了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看臭狗屎一样的《卞卡》。
继续说，你还厌烦我什么？
你从来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来跟我讨论爱情，讨论国家大事。
还有呢？你说下去。
我讨厌你跟邻居拉拉扯扯，在走廊上亲亲热热，关上房门就骂人家祖宗三代，你是个庸俗而又虚伪的女人。
全是屁话，朱芸这时候鄙夷地冷笑了一声，她说，你想离婚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这么说你跟我结婚时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把戏？
不。你又错了。杨泊点上一支香烟，猛吸了儿口说。当初我爱过你是真的，结婚是真的，现在我厌烦你，因此我必须离婚，这也是真的。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你我都应该正视现实。现实往往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现实就是我们必须商讨一下离婚的具体事宜，然后选一个好天气去法院离婚。
没那么便宜。我知道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休想离成婚。朱芸咬紧牙关，她的脸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中迸射出一种悲壮的白光，然后她从饼干筒里掏出了半袋苏打饼干就着一杯冷开水开始吃饼干，朱芸一边嚼咽着饼干一边说，你她妈的看错人了，你以为我好欺？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蹬了，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舒服？
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莱，讨价还价多么荒唐。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我们的夫妻生活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杨泊提高了声调说，必须离婚了。
我不管这一套，我咽不下这口气。朱芸把房门用力摔打着走到外面。杨泊跟了出去，他看见朱芸进了厨房，朱芸在厨房里茫然地转了一圈突然抓过刀将案板上的白菜剁成两半，杨泊倚着房门注视着朱芸的背部，他说，现在剁白菜干什么？现在迫切的不是吃饭，而是平心静气的商讨，我们还没有开始谈具体的问题呢。
朱芸不再说话，她继续剁着白菜，一直到案板上出现了水汪汪的菜泥，她用刀背盲目地翻弄着白菜泥，杨泊凭经验判断她在盘算什么有效的点子。他看见她缓缓地转过脸，以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他一眼，你非要离也行，朱芸说，拿两万元给我，你拿得出吗？没有两万元你就别来跟我谈离婚的事。
杨泊愣了一下，这个要求是他始料未及的，朱芸知道他不可能有这笔巨款，因此这是一种明显的要挟。扬泊摸摸自己的头皮笑了。他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真奇怪，离婚为什么一定要两万元？为什么要了两万元就可以离婚了？这个问题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慢慢想。朱芸这时候走出了厨房，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和嘲讽的微笑。朱芸到外面的走廊上抱起了孩子，然后她朝杨泊抖了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