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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商会基金”，使企业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互保联保”关系。个体私营经济可以建立行业公会，通过内部资金融通，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同时积极发展带有行会性质的、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地下融资组织，并承认其合法地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可尝试使其业务公开化。
在调整中前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策略 20多年来，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已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1。退出创造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探讨
从前面的分析知道，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是决定民营经济发展主要的、决定的因素。目前情况下，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来自于政府的不到位经济管理。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要从根本上贯彻落实国家“抓大放小”的战略精神，因此，在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之时，还要脚踏实地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放 小”工作。
规范政府行为这是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经济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因此，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既要重视资源的投入，更要不失时机地促进民营经济的结构转换，在结构转换中求速度，求效益。
其一，调整相应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好的环境。从全国范围讲，应保持公有制的优势，而具体到地方和行业，尤其是一个地区、一个县市，在所有制结构上不必硬性规定公有、私有的比例，而应坚决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坚持有进有退，该退的积极地退出来，为民营经济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按照不同经济类型制定有区别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融资政策，从而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其二，对民营经济实行产业引导，使之经营重点转到第一、二产业，改变其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一是要大力提高民营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比重，加快农业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二是围绕工业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的调整，引导民营经济大力发展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的技术型、外向型的加工工业和服务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源加工业；三是继续发挥民营经济在传统商贸行业的积极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通过流通领域、专业市场的建设，提高第三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其三，推进民营经济从单纯注重量的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企业组织化程度。针对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状况，今后应通过培植优势企业，实施名牌战略，优化存量资产，对民营经济进行组织结构、资本结构的调整，使民营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向社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对发展条件好的民营企业，要运用资本运营规律，推进资产经营，开展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对人财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要从实际出发，促进民营大户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民营大户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相结合；同时，要鼓励民营企业抓住国有中小企业的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资产控股、技术入股、租赁、承包、购买等方式兼并国有中小型企业，利用国有、集体企业的闲置资产，扩充自己的实力。
其四，加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力度。民营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从事产业调整优先发展产业的民营企业，应搞好政策引导、政策扶持，保证其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发放贷款、物资采购、外贸出口等方面享受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权利待遇，不应当按所有制不同实行倾斜政策。对规模小、技术落后、投入产出小、产品市场小的新办企业，今后不予审批，对于一些需要发展而政府和国有企业财力不足的产业部门，应当打开大门，让民营企业进入经营。
其五，政府要防止私企成长过程的非正常“间断”。企业的壮大（或衰落）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任何以外加的方式去改变一家企业的自主决策，都有可能导致企业正常成长的破坏性中断，扼杀企业（或集团）的生命力。这里的“间断”一词，就是指由于外力的非规则干扰，使企业脱离正常的成长轨迹而急速的扩张或收缩。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强“敌”当前，而我们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却如此势单力薄，企业、政府都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极有可能犯“急性病”随意插手私企内部事务（或指示或建议或看法），做出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来。高速发展是好事，能快就不要慢，但应力求避免出现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所出现的“拉郎配”、“小舢板焊接大轮船”。
总之，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要想扮演正确的角色，作出应有的贡献，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有效地发挥这些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为逐步消除政府行为障碍提供可靠的保证，从而有力地推动非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2。股份合作制………放活中小企业可选择模式。
股份合作制，作为放活中小企业的一种制度形式，已经逐步赢得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实施“放小”战略，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可选择模式。在推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方面：
其一，要选准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实质是一种“合作制”，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民营化性质是主要的。而国家“放小”的战略，实质上是国家有选择地退出。因此，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只能是“竞争性、非垄断、非特种、效益一般或较好”的企业。之所以这样选择，其一，因为国家选择退出的行业，不能关及国计民生；其二，国家不能“一退了之”，必须既能够找到买主，又能够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造；其三，国家“放小”的实质是“卖小”，卖出的条件是既有买主，又有合理价格，并且是买主需要的商品，所以必须坚持“靓女先嫁”或“次靓女先嫁”，而不能采取“丑女先嫁”；其四，实行股份合作制，选准行业和企业，坚决把亏损或效益差的国有企业送、低价卖之等，突破‘国有资产流失’的观念障碍。
其二，要把握好四个关口。股份合作制要把握好四关：一是企业资产评估关。这一关要解决好两个问题：评估人员的构成和评估标准确定。评估人员可由政府评估机构（或派遣评估人员）、企业领导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以前者为主；评估标准应采取以企业市值为主，结合企业前景和预期收益为辅的标准进行。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杜绝“黑箱操作”和“寻租”问题；二是转让价格关。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应该以现有企业存量资产（包括存货、厂房、设备等）市值设股，股票价格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测算确定（资不抵债企业可暂时挂账处理，欠账不进入股权设置，等股票交易完毕再考虑资债平衡），实行有规则的内部交易。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资不抵债企业改制中断，又可以避免“内部人控制”、“寻租行为”和“黑箱操作”，还可以保证企业“放中有治”；三是班子选定关。领导班子选定可以采取“股权加政权”的形式进行，即采取组织推荐与公司股权配置相结合，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保证效率。但有一个原则，即对资不抵债严重亏损企业，班子一定要换，而企业状况良好的企业要原则保持班子稳定；四是股权设定关。这可分为三种情况：对状况良好企业，领导班子认股不得超出20％；对一般企业，领导班子应持大股或绝对股；对较差企业，应按比例配送股份或配送基础上的资源购买，但领导班子产生要以股权作为主要依据。
其三，要选择好变现方式。变现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市场交易的时间性问题，这直接决定着企业改制的规范性。根据我国的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对企业资产规模小、效益一般或规模大但效益好的企业，可采取一次性变现方式进行，因为一方面企业的职工有购买能力，另一方面，一次性买断可以避免“变相处理”之嫌；二是对资产数额大，效益一般或较差企业，可采取一次性买断，分期付款方式进行，但首次变现不得低于总资产的60％，且延期最多为两年。这样做既能有效地盘活存量资产，又能够保证政府退出之时对企业改制进行监督，有利于企业改制的顺利推进和长远发展。
其四，要用好变现资金。变现资金使用状况，是股份合作制推行好坏的直接体现之一。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变现资金，20％可以用于解决其它困难较大的国有企业问题，如用于发放职工的下岗补贴、特困补助和提供再就业帮助等；60％的资金可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20％的资金可用于部分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放小”，是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要层面，股份合作制，可以有效地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作效率、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目的，因此，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改制的可选模式。
3。发展民营经济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无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存在多少内在的不足和外部的阻力，非国有经济都将蓬勃发展，为了减少失误促进发展，需要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经过20年漫长的渐进改革，民营企业呈现出了特色环境下的特别存在状态，产权明晰被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这将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许多例子表明，中国现实的情形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有待于重新打量。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有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大型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据形势需要而定。
大量的现实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一个普遍的困境：如果民营企业不与无所不在的特权结盟，别说超速发展，即是一般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不少人已经注意到当今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异变，并且由此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也许是中国民营企业壮大后无法选择的历史宿命。
虽然现在还不能得出某种结论，但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市场本性如果被逐权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怀疑。
另外一个问题是民营经济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被彻底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对于这一点，情况又是怎样呢！
企业并不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都厌恶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以及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应该都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社会吗！
现实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必然的。在一个缺乏规制的市场，特权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样容易感染。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的投靠特权的动机。可以预见，民营企业投靠特权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之时。
所有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一个巨大功能就是迷惑真正的市场精神。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破坏精神。中国民营企业不想在这样的市场中被迫消亡，就会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特权的庇护之下。
特权的制度环境，正在吞噬着曾经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消解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规模化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想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无二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
区域结构为什么被扭曲
中国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这种差距的拉大和失衡发展态势，无疑是导源于区域关系扭曲这一事实。为什么区域关系会被扭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整区域结构，把握历史脉象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关于区域差距拉大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基于不同的发展理念形成多种不同的看法和理论学说，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和不同的方式。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纯理论的抽象分析，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分析，抽象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机理。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拥有极端畸形经济结构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权。作为从推翻三座大山中成长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大解放为理念的新政府和领导集体，绝对不忍看到在红旗和阳光下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西北、华北和华中优先发展新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建设的694个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内陆地区。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详细阐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工业布局实现均衡发展，实施全面撒网、共同进步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路。新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计划控制能力，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合意”区域分布。从“一五”到1978年，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与落后地区倾斜，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资金大量外流，而边远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在1956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共建了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这种投资大大地促进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增长，这种发展战略，也有效地调整了落后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如华中地区农、轻、重比例1965年为71：15：14，而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期时，这一比例为44：22：34，该比例在西部由69：16：15变为40：23：37。这种投资倾斜加上以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和公共产品与服务分配差距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出现越来越平等的态势。但造成这种平衡态势出现的条件是特殊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国际环境压力导致的两次“大推进”与两次“小推进”是决定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武装强占台湾省，并纠集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等措施，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展的工业项目布局和厂址选择较多考虑国防和安全。“一五”时期新建工业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了造船厂必须在海边外，大都摆在后方地区，造成第一次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大推进”。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由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局势日趋缓和，但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洋跃进”，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