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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看商品市场。商品市场是由商品需求主体即消费者和商品供给主体即企业的交易活动共同组成的。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取决于供求主体的供求均衡点，也就是说取决于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和企业的有效供给平衡点。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市居民构成，商品供给者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市场均衡要取决于这四者的相互作用力的平衡。但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其一，商品需求状况。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镇居民组成，由于收入差别，他们的有效需求即有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短缺经济”状态，城乡消费者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凭票购买商品，而随着1979年经济体制“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整个国民收入结构由“集财于国”向“分财于民”转变，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相应的购买能力随之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生产的发展。当然，这种购买能力还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购买，是一种层级较低的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得到了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出现，但这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来支撑。中国农民收入在1979—1984年得到大幅度提高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相对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是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深层原因。因此，面对更高层次、更高价位、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农民的购买能力相对却在降低，如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所谓的“四大件”在农村的普及率还十分低就是一个证明。而对于城市居民，在满足了吃穿用之时，面对着住（住房）和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住行都是巨额消费，是较高价位的商品。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推进，减员增效、机制重构和资产重组成为经济转型的常态，一方面能够经营的企业大量工人下岗，另一方面经营较差的企业倒闭、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加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建设滞后，直接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医疗保险和住房体制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很多工人前几年因改革开放收入增加产生的储蓄，现在成了“活命钱”，直接影响到居民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在当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导致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很弱。
其二，商品供给状况。商品供给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决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1984年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开始，由于政府与企业不分、政府与银行不分直接导致的银行与企业不分的“三位一体”的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打破，因此，虽然以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使企业的自主权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对这种扩大的权力并没有随着改革形成有效的机制约束。因此，这种扩大的权力在政府对国有经济控制力随着改革不断弱化的进程中却成为企业“倒逼”银行的能力，即银行对企业形成了一种“债务性依赖关系”。这样，整个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就形成两个反市场规律的“倒逼机制”，即作为扩大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在因资金问题经营出现困难时倒逼银行继续放贷，而银行因为支持国有经济发展，所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就倒逼政府（中央银行是其资金管理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国有企业盲目扩张→政府指示银行对企业放款支持→银行资金出现突破计划或周转困难→要求作为政府资金管理代表的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计划或以准备金予以支持→中央银行要求中央政府增发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盲目扩张。之所以成为怪圈，就在于债务人不仅可以欠债不还，而且还可以以此为理由重借新债，这种怪圈的形成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三位一体”的制度基础没有打破，因此，企业的投资扩张冲动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就被进一步放大和扭曲，不仅使投资剧增，而且导致大量资金的无效配置，从而推动这一怪圈的加速运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显化，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1988…1992年之间形成的“投资膨胀、抢购风和通货膨胀”，这一怪圈运作是其主要成因之一。
这种怪圈的影响是严重的，它不仅导致国家大量资金的无效或低效配置，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性建设增加。在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存在地区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全国各地“大而全、小而全”的整体企业生产状况，从而导致国家产业结构的趋同。这种产业结构趋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逐步被消除，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很多企业在市场中逐步被淘汰，面临着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拨改贷”和银行商业化改造与企业机制改革力度加大，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银行逐步分离，直接导致银行与企业的逐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父亲”变为“法官”，银行由“难兄难弟”变为市场交易伙伴，成为利益交换关系，企业的约束既有政府的硬约束，也有市场的硬约束，但这时市场上商品供给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已经基本饱和，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在双重硬约束之下已经难以有效满足，由此，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也就是说，企业供给原有的产品结构已经无利可图，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所需资金已经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其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现出来：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即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和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一旦这种受压制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其增长的力量也就趋于消失；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1998年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零增长和融资难现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私营经济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要取得较好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扩张。但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样面临着融资难问题，90年代后期非国有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主要根源就在于此。时至今日，私营经济仍步履维艰。
从商品供求市场来看，一方面存在大量需求潜力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商品的供给过剩无法消化，从而形成反市场的“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独特商品市场困境。也就是说，整个经济陷入消费层面“买不起”和“买不着”并存，供给层面“卖不出”与“无力供应”并存的困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反市场态势。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二元结构和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在中国整体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复杂的结构体系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济困境。用西方经济学引入劳动力市场扩展的IS—LM模型解释，中国的微观经济市场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刚性，这种刚性是由一系列刚性—工资刚性、就业刚性、资金价格刚性、商品成本刚性……构成，而这一系列刚性的形成，则是由于政府一系列政策与制度长期交织运作积累而成的。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上面微观经济运行的三个市场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困境。而中国区域经济，主要是存在以产业结构差异为核心的二元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差异，不仅是产业层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生产方式、融资方式、产业结构等的差距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市场化程度的差别，当然，这种差距是由于政策和国家整体改革战略部署造成的。
（4）最后看区域结构。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整体是由各个区域经济共同构成的，区域经济的综合水平与发展趋势，基本上代表着国家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同理，微观经济市场状况也同样表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被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所替代，这种差异性实际上是差别政策实施导致的产业结构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率先获益，并利用市场优势不断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内地的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金）。原有的依赖行政性的中央财政和国家计划金融体系进行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利用区域优势互补、均衡发展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人为的利益均衡被新的市场竞争所替代，形成了区域间不同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在受到市场力影响的强大作用下拉开，并在特定的经济结构、资源状况和战略导向下形成了不同特征的经济区域。虽然按照市场扩张与平均利润率趋向，达到区域间成本、利润率趋同，从而消除区域结构差异的经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但这是需要通过统一市场的扩展这一较长过程渐次推进完成的。所以，全国经济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这一结构状况作为更为宏观的层面，与微观市场的结构状况交织在一起，又形成新的微观二元结构市场运作状态，正是这种特殊的状态，从更为宏观和整体层面制约和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
其一，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区域二元结构，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劳动力的价格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高素质人才从中西部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流向东部，形成中西部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与东部高素质劳动力饱和或过剩状态并存的状态，形成整个劳动力市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困难，滞留于中西部，导致中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十分困难，形成低素质劳动力→低层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停留于低层次→低素质劳动力的恶性循环。在区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彻底的“马太效应”。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与素质提高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其二，区域间的资金市场。由于区域结构差异，直接导致资金在不同的区域盈利水平的差异，中西部地区资金存在着向东部区域流动的内在冲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区域市场壁垒逐步被打破，一旦放松货币供给，资金出现变流是十分正常的情况，尤其是在我国实行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时，变流资金出于牟利将会大量变流。事实上，近几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与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产生严重的冲突，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银行体系信贷资金“双存差”问题，使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受到很大制约。这一问题的实质反映的是整体经济市场化推进与金融市场化发展不足的矛盾。按照通常的做法，对差别经济主体应采取差别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采取再贴现政策或差别利率政策，前者因为中国票据市场和信用制度的不发达无法使用，后者因为金融控制的乏力无法实行。在当前这种区域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取消信贷配额、采取利率调整刺激信贷，不仅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相反，会进一步导致大量资金的非体内正常流动，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非合意”变流。在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后，中国实施了以利率操作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非但没有形成应有的刺激效果，反倒加剧了区域经济差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资金变流。其变流传导过程如下：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高
投资热点多
中政发达地区资金市场化使用资金增多投资增加区域差
央策变流其它获利方式距加大
银操套利
行作落后地区资金计划使用资金增多投资没有增
投资热点少加或减少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低
从上面的流程图可以看出，这种二元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改变这种趋同于结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其三，区域间的商品市场。由于区域差距，形成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产业结构差距结合，就构成中国商品市场独特的商品供给需求结构困境。一方面大量西部居民买不起东部企业供给相对过剩的产品，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状态，由此也制约着东部地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也影响着东部劳动力的收入，从而使东部居民的消费升级无法实现，从而进一步导致东部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西部企业由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所以企业整体状况不佳……倒闭、破产、产品滞压，由此导致西部居民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西部经济增长乏力；第三方面，由上述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乏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政府政策和固有体制长期运做积累形成的四重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或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其发展必将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挑战。只有调整结构，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困境，才能够使中国经济以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良好的整体素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调整结构以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看似有效的短期扶植政策或以限制一个层面的发展来支持另一层面发展，最终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发展。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干预经济是让经济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之时，既要重视短期结果，更要重视长期效应，既要重视部分发展，更要注重整体进步！
货币政策为什么非合意运作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
从上面的分析看，金融的量性发展对经济增长表现为量性推动的同时，却出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约”。一方面，虽然从总量上看金融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传统的金融格局并没有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使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相互制约的低效率状态，这种低效率状态的深层原因，在于银行对居民储蓄硬负债和对国有企业贷款软约束的金融格局，使大量的金融增长效能被国有经济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所抵消。它不仅造成金融资产大量无效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性 滞后状态，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打折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结构性不对称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体制内（公有）与体制外（非公有）分别进行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旧经济组织的改革和新经济组织的创造，目标是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增长来促进体制内的存量资产的优化。自1978年以来，这种改革就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体制特征：即一方面是体制一直未理顺、缺乏活力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是体制相对正常、充满生机的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4年的34。4％，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基本上形成非国有经济产出赶超国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私营企业150。89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021。55万人，私营企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