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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便表示不能接受日本1美元兑135日元的汇率水准。当时，中国政府曾促使美国与日本进行双边干预，以支撑日元汇率。但对今日疲弱的全球经济而言，中国对日元的容忍下限已下降到接近130日元。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大谈“中国威胁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是在高技术领域。统计显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减少，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计算机正在增加。但专家认为，这些数字有欺骗性。它们反映的是仅在中国组装的计算机的价值。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增值技术都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但中国的年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而日本的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的40倍。此外，国民生产总值达4万亿美元的日本使国民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的中国相形见绌。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总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上能生活得这样出人头地，实在是有很多奥秘值得认真研究。
有人说，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加上外蒙古就象一个桑叶，日本象一只桑蚕，桑叶会被蚕吃掉。斯大林建议蒋介石外蒙古独立，去掉外蒙古，地图上的中国就象一只雄鸡，雄鸡会吃掉桑蚕。不管有没有这个说法，外蒙古独立已是事实。二战期间，中美同为盟国，日本为对立国。近年来，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一方面尽力靠向美国，另一方面却竭力‘复活’军国主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时候，国人（包括笔者）免不了以情绪化的态度对待日本。
笔者认为，日本经济有不同于美国的地方，日元不是国际货币，日本虽是出口大国，不像美国那样以国际市场为市场，没有美国那样的扩张力，日本的居民消费比例已占国内需求的很高比率，日本的经济泡漠还需要进一步消除。所以日本经济的复苏需要时间、需要靠国际市场，而对其最有利的是亚洲、中国。中国要让世界经济融入，首先是亚洲地区的融入。笔者认为，为了中国的长远快速发展，必须抛弃情绪化的倾向。在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中国要对日以强硬的态度，在经济上要充分考虑其利益。
2。我们亚洲………仰起高昂的头
目前亚洲其他地区也在重新面临危机。从各方面看来，这次危机将比1997—1998年的危机更加严重。当时的危机被归咎于这一地区不稳定的货币政策，紊乱的银行体系，缺乏对国际资本流有效管理。这一次则更多的是因为亚洲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一度令人引以为荣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似乎已经步入歧途。新加坡和台湾都陷入过去30年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9年到2000年间，东亚大多错失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良机。在区域最严重的银行及货币危机后期，深化改革很快就被视为是一项多余之举。这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西方七国挽救经济衰退的举措取得了周期性的成效。并且，这股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显然非常有利于亚洲经济复苏：以IT产业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为先前遭受重创的经济带来了强有力的出口反弹。得益于这一增长动力，亚洲经济得以轻松度日。不幸的是，这种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依托的是泡沫经济最后的辉煌。所以当美国纳斯达克的泡沫破裂之时，亚洲经济也未能幸免。
中国的境况不同，她可能有效地抵御其他地区的经济大气候影响。摩根亚洲经济组的专家们对此作了精到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在廉价的劳动力与资金资源及逐步改善的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双重优势，这使得中国可以继续享用亚洲“四小龙”的全球贸易份额。
事实上，中国已经吸纳了大量原本投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外国资本。自1997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香港两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计达到1000亿美元。而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则在250亿至300亿之间徘徊不前。不仅新加坡和韩国为中国这个经济后起之秀的出现感到忧虑，日本各地也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我们的对手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二十分之一，这让我们如何竞争？”对此，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的开放将给亚洲带来非凡的发展机遇。
毋须多言，中国对自己被置于这样的角色感到不安。她有可能造就21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改革传奇，但她无法成为全线衰退的世界经济的避风港。中国经济增长在2001年上半年从7。9％下降到7。3％。不同于亚洲其他地区的是中国拥有旺盛的内需以及受全球IT泡沫破灭冲击较小。但是现在中国的主要出口国—…美国遭受了众所周知的打击。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出口增长已经从2000年的28％下降到2001年的3。9％。这显然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暂时低于7％的门槛。中国政府一直公开表示保持社会的稳定在改革开放中至关重要。
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亮点。她在改革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令其他地区相形见绌。但在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对“零和”游戏的恐惧致使一些国家闭门造车，独善其身。作为世界经济曾经最主要的发动机，亚洲正面临紧要关头。
中国与超级大国—…21世纪的流行语 几年前，当笔者习学于沃顿商学院的时候，那些国际知名的教授们就大谈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笔者曾同那些来自发达国家、国际知名企业的朋友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只
是由于中国还落后…。一个国家一旦强大，要征服，它就化成军事实
力；要探索，它就会化成科技实力；要解决国际争端，它就会化成外
交实力；在正常的经济往来中，它就化成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象。中国即将再现‘盛唐’时代，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中国的强盛是因为它具有强盛的内外在原因，中国经济再创奇迹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已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变化所创造，这个现实国情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以及中国向‘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消费层级升级。这个层级对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潜力。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中国不一样。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衰退，更确切地说如同中国经济一样面临着世纪性的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依次是环境问题、人口剧增和粮食问题、高龄化问题、能源不足问题。但中国经济活力四射。许多国家都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一方面我们要在国内集中力量点启动，另一方面不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者’，如今已不是晚清，是已经崛起的中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欢迎、支持、保护外来的投资，不是让他们来跳‘陷阱’。
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但国际事务中的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棱角。在实力上，中国还不可能隔着大洋去和美国对抗，但是说句硬话还是可以的，对于跑到家门口、近似挑衅的美国‘鬼子’要敢于打它个有来无回。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眼泪而不是看到了中国人的骨头。美国政府可以任意的拳打各路英雄。中国的强硬和鲜明个性可以在对日、对台的事务中充分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可好好做一个CI设计，我们不能看着印尼的排挤华人事件还认为那是别国内政…。中国大陆要吸引外商外资，首先要吸引港台、新加坡、南韩、日本等亚洲地区的强势国家。中国是吸收外商投资的大国，2001年底，实际外商投资累计已经达到3954亿美元，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5％强。按照2000年的排序，在华投资（包括港澳台）前十位的排序是：
香港1702。97亿美元
美国300。32亿美元
日本278。1亿美元
台湾省261。60亿美元
新加坡169。62亿美元
维尔京群岛132。28亿美元
韩国103。26亿美元
英国87。48亿美元
德国58。53亿美元
澳门48。71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利用的外资中，其中约70％左右来自亚洲地区。中国要开拓国际市场，首先要开发自己的市场。
美国政府罗织人才的绝妙做法是大量的吸收各国的优秀留学生，中国要把输出学子看成是取得全球霸主的第一战略。同时也要敞开胸怀接纳不同的肤色、文明。
我们需要建立怎样的游戏规则？
1。我们需要制度文明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经济开始繁荣起来，但是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有许多人表示不同程度的担忧。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繁荣？如何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对此，许多国内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于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发达国家， 直到清朝中叶，中国无论是国力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那里它有一套比较完美的运行规则。现代经济能否长期繁荣，关键是能否建立起现代制度文明，也就是说，能否建立起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而且这些规则最大可能地激发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这套规则的核心是市场秩序和经济信用。这是由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决定的。在信用和秩序环境中，交易成本普遍降低，在信用缺失的状态，交易成本普遍升高，甚至造成交易失效。没有市场秩序，就没有经济信用，经济肯定没有活力。
信用是目前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经济繁荣的地方退化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贸易；假酒、假药、假冒商品盛行；数百万件的经济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企业三角债遍地皆是；造假泛滥成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中介行业设立圈套进行欺诈，资本市场庄家持续兴风作浪，黑幕丑闻不断；上市企业虚假信息漫天飞舞等等。
究竟谁破坏了我们的市场秩序？企业、个人、组织、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谁该承担责任。事实上，我们既是社会信用的破坏者，又是信用的受害者。有些地方曾经繁荣又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过度透资当地的信用。吓跑投资者，吓跑消费者，吓跑人才，这怎能期望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呢？有些行业因为过度缺乏信用而萎缩消亡。
通常认为秩序混乱是转轨经济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旧的（机制）正在退出，新的还没有出生。或者旧的还没有消失，新的就已产生。前者为制度缺失引起的矛盾，后者为利益对立引起的冲突。存在并不等于合理，也绝对不能持续太久。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健全的市场秩序的经济能前行多远，一个缺乏经济信用的民族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是该重建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奢望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建立市场秩序，也不能希望政府就能独自建立真正的市场秩序。因为政府并不是市场主体，政府的监管并不能替代市场秩序。也不要梦想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中，信用就好了，市场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技术可以跨越，制度不能跨越。因为它是内生的。原材料可以开发，资本、人才、技术可以引进，惟独信用不能。自救来自内生的力量，来自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的行动，来源于我们对信用缺失后果的认识与恐惧。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那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因而也不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出现了‘过剩经济’，乱投资、盲目扩张、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充分暴露，致使许多企业运行困难，产业萎缩。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发展变得理智，对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加重视。战后日本经济从起步到强大总体呈现出一拱的发展曲线，由于日本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的高层级的升级，市场潜力有限，问题积重难返，因而它的这一低迷过程将是漫长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现在为止，总体也呈现出了一拱的发展曲线，同样积累了很多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很多原因使得经济无法一次顺利实现结构和层级的升级，这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消费正在向‘住行’进军，‘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存在新一轮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从起步到强大的稳定状态是一个三拱曲线，即将到来的经济高涨期是一拱振幅和跨度都相当大的拱形曲线。过渡时期的经济低迷将会促使整个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经济高潮中把事情做的更扎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定要建立起既适应经济全球化，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2。人治、法制与法治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法制下，法是政府的工具，权力高于法之上。而在法治下，法高于一切。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一种制约，它限制政府和统治阶层的权力，包括修改法律的权力。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它也是对法自身的一个限制。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形式正义指的是，在当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忠实、一致地根据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和进行诉讼。形式正义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依靠形式正义，法律才可以抵御政治、道德、宗教等因素对它的影响。这样，法律系统才能最终真正达到实质正义。另外形式正义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护个人权益。再着，形式正义将保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这几个因素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有效运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并不是我们所最终追求的，它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结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提倡法治并不是说完全消除人治。法律条款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精确、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是不存在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消除了人治，而是怎样在法治和人治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
法治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法治保护了个人自由。第二，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保护了个人自由。第三，法治要求形式正义，这就减少了混乱，减少了不确定性，制约了权力的滥用，同样也保护了个人自由。第四，法治将保障经济有效率的运行，生产出更多的资源可供人们自由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提供了一种积极自由。
法治对于经济效率来说同样十分重要。首先，法治确保一种可信的限制，使得政府变得强大，可以正常地征税，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防范反竞争的行为。经济要有效率地运行，这些都是必需的；同时它也制约政府，使之不会滥用权力。在这种可信限制下，人们的权益、自由都得到保护，人们也就更有信心参与经济活动，进行投资、消费等等。同时，这种可信限制会减少资源分配的扭曲和无效。其次，法治保证了可计算性。这对于市场有效率的交易是必需的；不确定性是交易成本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理性的、一致的法律体系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使经济主体更有效的计算成本和收益，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使之更有效率。第三，法治保障了从小规模的个人化的直接商品交换向大规模的非个人化直接参与的商品交换的过渡。第四，法治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它使经济主体对当前的经济、政治制度更有信心。这对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是必需的。
中国的历史是人治的历史，人治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因此在中国建立法治要做许多的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首先，中国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法庭，必须能够独立地判断“是否违法”、“怎样量刑”等等这样的问题，另外还要有强大的律师队伍。其次，对于违法、违宪的行为，要特别明确地规定好惩罚措施和补救措施。如果对于违法、违宪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法律无异于一纸空文，更谈不上法治。第三，必须改革当前的立法模式。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颁布了上千法律。在一些领域存在过度立法，有些法律出现重叠；有些法律条文过细、过窄。过度立法将降低法律的质量和权威，容易引起冲突和混乱，有悖于法治精神。法律不是无所不包的。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做的是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使他们能够在法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