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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
按照百科知识对道德的定义，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律不同，没有强制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广义的道德范畴不仅包含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概念，也包括反映个体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基本概念，以及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基本概念。狭义的道德范畴是指反映个人与社会和他人之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 道德关系和概念，如善恶、义务、良心、荣誉等。搞好一个企业，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治理一个社会，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明白，一般地治理社会要有两方面的事情，一是法制或着说律制；另一方面需要伦理道德或着说道德基础。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的社会，并且认为人治存在很多缺陷。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有它比较完整的律制，后期的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需要变革，进而需要进行律制变革。任何管理方式，一旦形成模式就有了规矩，就有了运行的轨道，但也容易形成教条，成为发展创新的障碍。中国的封建社会正是如此。中国社会制度已经发生变革，特别是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未完全建立。近年来，中国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完善法制需要很长的时间，仅靠过度的立法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道德建设和法治文化。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道德的适用范畴更宽泛。千百年来，中国人是在自觉的遵守着一种道德规范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信条，仅靠空洞的理想说教无法满足现代人的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我们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面对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一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事情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就没办法与人合作。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目前社会的假冒伪劣现象，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就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这个社会里好人变坏，坏人更坏，因为好人都生活不下去。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企业家行为，你会发现，在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要消亡。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会得到好的制度，这是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
民主与法治怎么看？
法治国家并不一定是民主的国家，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进行立法并严格司法，可以起到树立人们法治意识的作用。治理一个国家，不仅要发展经济，而且需要道德、法治、民主。道德的适用更宽泛。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法制去约束，而是靠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的教育更重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都需要一些明确的规范来制约，也就是明确的法律条款。20多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上千部法律，众多的法律条文只能作为判别或裁决的依据，而不是遵循的依据，所以过 度立法，做到有法可依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中国的司法差的还较远。一个大国，地区、民族、经济、文化差异较大，这种复杂性使得许多法律条款变得有了弹性，法律在许多情况下又失去了威严。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的是加强司法和司法监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许多活动需要法治法规来约束。经济的发展不断促使社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又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那麽，中国民主化为甚麽如此之难？有人说是因为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中国通往民主化的路径。
还有人提出，中国由於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於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巴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是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上述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的制度保障。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需要承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已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怎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前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思路，而是提高对民主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中推进民主进程。我们认为，民主是指一个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依照程序来作出并修改团体决策的过程。民主不是保证决策绝对正确，在现实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常是多数服从错误，但是民主可以保证错误的决策按照预定的程序得到修正。所谓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建立这种有效、快速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民主不是保证一次决策的正确，而是靠灵活的反馈趋向正确。不民主的弊端不是决策者的决策每次都错误，而在于他有错之时不能按预定的非暴力程序修正。民主不是期盼明君、清官，而是人民通过预定程序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权力，用权力制衡权力。不要期望在短期内民主的进程有多快，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用强权来推进法制和民主，这种强权有时可能践踏法治的尊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要建立有效、快速的决策程序和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
民族有没有‘灵魂’？
1。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谈论了，社会进步需要发展经济，同时需要法治、民主、道德建设，经济是基础。中国需要法制建设，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执法的力度，我们赞成这种做法。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通过一些简单明快的做法以推进法治，尽快树立人们的法治观念会更好些。我们认为在中国，法治的思路是：一 些简单明了的法规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动规范，而其他众多的法律只能作为仲裁的依据。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中央早就提出来的，但是空洞的道理和口号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无法渗透人的意识中去。关键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或者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文化的长期凝固又束缚了社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对此许多人都在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道德’二字。按照道家的观点（注意道家和道教、佛家和佛教是不同的，前者都是哲学派系，后者则是不同的宗教），宇宙本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但却又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本原，这本原被称之为‘道’，而‘德’则是‘道’发挥出的效用，道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如同火与光的关系。宇宙本体的道是无为的，是不存在意志倾向的自然而然，所以才能产生总体的统御能力，产生无所不为的统御德效。道德观是道家的宇宙观。正是基于此种宇宙本原观，也就导致了道家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也就产生了具体到人的道德观念。天道无为，故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无为，故而天地长久。人道有为，故而人心多欲，人心有为，故而短暂。若要人生长久，就必须人道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即‘天人合一’。
有人计算过，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腐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受到了多次的冲击，但她始终没有陨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道德观，以及佛家和道家两种至高哲学思想的结合，曾经造就了长期繁荣的华夏文明。时值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和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涵的崇高智慧，身为华夏子孙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文明和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2。民族需要‘招魂’吗？
既然民族有兴衰，那么他就应该有‘灵魂’，同样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有人说‘五四’运动打碎了中国社会中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中华民族已经丢弃了旧的灵魂，但是新的东西并未建立起来，因此需要为民族招魂。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上下五千年，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在清末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谁都可以宰割的绵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无穷无尽的痛苦。中国为什么会落后，通常的说法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还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文化保守，是孔夫子的错。刚听是有点道理，但细想英国文化也很保守，并没发生伦敦大屠杀。另外一些说法主要是科技不行、教育不行等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辩证法认为，有果必有因，一件事既然能发生就一定有其合理性。
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华夏的强盛奋斗，要打碎旧的东西。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消极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对佛家、道家诠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消极方面。
中国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哪一个民族，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说人定胜天是指充分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则，所谓适者生存。一个民族的兴衰灭亡和一个物种的兴衰灭亡并无不同，法律和道德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说中国国情，这国情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国的地理环境说起。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赐予了这块非常之好的土地。西北是高原山脉、东南是海洋，有难以逾越自然屏障，中华文明的孕育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气候又好，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勤劳，基本生存不成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是常识。在这样的土壤里滋长的文明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中国即世界，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维得到确立。二是中国人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中选择了独尊儒术。儒术不是那一个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国情的最终选择。中国人认为统一了中国就是统一了世界，就世界大同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之民，是夷蛮，无须理会。这就是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远，直到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儒释道价值体系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那么，表述为“仁义”、“中庸”、“忠恕”的儒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到底为什么选择了“崇古守旧”的儒术？
在中国人尊崇的文化里，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从而，既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