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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启动经济，扩大内需，很多人、经济学家、政府都想到了农村市场。的确，如果占近70％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的消费，就可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还多，直接增加社会零售商品消费三个百分点。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很落后，但落后就存在巨大的潜力，这巨大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八、九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许多个中小国家。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政府、企业都想尽了办法，但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还太穷。
2001年，国家在农村‘费改税’的重大改革措施流产，其中原因说简单而又复杂，说复杂又简单，后面我们再去研究它，只是想说明国家的有些重大改革措施缺乏微观基础，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没能真正了解最底层的真实状况。长期落后，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农民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最容易满足，只要能吃饱饭，生活有点改变，就满足，就高兴。当你和人民真正血肉与共的时候，你才会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时至今日还有30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落后和愚昧本是同根，落后造就愚昧，愚昧加剧落后。
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就不难理解农村市场为什么拉而不动的真正原因。
中国农村该向何处去？
为了帮助农村脱困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一些地方派了很多干部下乡，这些干部为自己所在的农村、学校募集资金、搜集旧电脑、书籍等等，为农民们寻求致富项目，他们尽职、尽责、尽力。同他们交谈，如果问他们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现状最深的感受时，最多的回答莫过于：真难办！。
笔者根植于农村，对农村有着深深的情感，因而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 是一个农民，假如我是一村之长，假如我是一乡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舍身处地，将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要改变长期落后的农村局面，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只要中国农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将会大大提高，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如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
当前，国企正在突出困境，从相对法门的角度讲，工业问题的解决要同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联立起来。企业需要市场；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发展经济缺乏资本，而拉动消费，农民收入又很低；城镇市场要向住行层级升级；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金流。我们且不说资本的来源，即是有了资金，也要选择进入经济的合适通道，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钱，由于政府无法确定谁可以直接受益，谁间接受益，要选择好投资的着力点。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究竟采取什么进入方式更为重要。因此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如何配置资源，三是要有综合作用的合力。
关于资金来源，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来谈。
关于如何配置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配置（或政府配置）；二是市场配置。这里我们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即：计划配置，市场运作。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人们把计划的优越性吹上了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把它贬入地下，仿佛市场才是万能的。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或着说，超越了时空就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之分。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到底那一种形式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采用市场配置较好。但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地方，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如果仅靠市场配置，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时期，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要向城镇化发展，城市消费要向住行升级，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时，方式可主要采用计划配置、市场运作的方式。着力点应该放在农村城镇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消费层级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进入大力发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而直到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落后了5…8年，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此有关。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这些领域或相关领域的资金流，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但不会加剧流通中产品市场的竞争。1993年以后的治理，对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胀，造成了后来的紧缩，以至于无法提升消费的层级，从而经济整体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积越多，且潜在许多危机。从而代价越来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们日常活动的半径。在受交通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反之，人们的生活行为会从城市向外发散，航空事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大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生存正是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再到整体发达的过程。中国要发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镇，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小城镇化。
经济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无人去做。中国的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需要保护，但缺乏资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在闲置。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去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建设。这样既可扩大就业，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还可保护环境。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农民负担为什么‘减’而不轻？
前面我们曾提出过，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解决工业问题要从农业着手。扩大内需，无论如何，八、九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市场。要让农民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的状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状况，很多人想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因而2001年国家开始了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但这项深受百姓欢迎的改革在实际中却难以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加重且长期以来难以减轻？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流行的解释是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冗员多、效率低、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调研。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年农民总负担约1400亿元，其中交纳各种税费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80亿元，‘三乱’收费约200亿元。现实中确有胡作非为乱收费的现象，但实际上，乱收费在总负担中比重占14％左右。
在乡镇财政中，农民负担的很多是公共设施开支，如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费用。‘人头费’中开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而且越落后的地方比重越高。据一项3县10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从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来看，乡镇党政机构人员在全部在职工职人员中占不到15％，教师约占70％。
在县级财政中，地方财政的‘包干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上‘短缺经济’，促使了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县级财政从制度结构上受到‘上下夹击’。一方面要向上上缴；另一方面，下面难以征收，同时还要维持乡镇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基层组织的稳定又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现在许多县级财政没有根本扭转‘吃饭财政’的状况。另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县级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收入位移’现象，即提供税源的主体从县属国营和集体企业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工商企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这种‘收入位移’同时意味着收取各项税项的交易费变的越来越高。
上述的‘收入位移’对乡镇财政和农民负担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县级财政两面受压，近几年县乡之间纷纷开始实行分税制，这实际上是上述‘位移的继续’，在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乡统筹这笔专项基金。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总和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统筹款却几乎涵盖了乡政府的所有支出项目，因此现实中存在着促使增加‘乱收费’的主客观原因，即是如此，乡镇财政也是负债累累。
抽样调查表明，1997…1999年3年间纯农户平均人均负担最重为161。6元，而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则分别为109。32元、82。74元、和96。21元。过去负担方式侧重于按人头收取，如果改为农业税，且按承包土地面积征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负担不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宏观经济和收入增长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即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增长向依靠非农增长转变，而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对村镇基础设施等公共投入品的享用和要求比纯农户高，但纳税义务并无相应体现，长此以往费税负担不公将转化为社会矛盾。
2。农业怎么办？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农民来说，与其说是负担过重，倒不如说是缺乏收入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表明，1996…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增反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要改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一种经济社会的二元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二元的制度结构体系。为什么我们在意识到现实的制度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效应后却迟迟无法变革它呢？这实质是制度的本质问题。制度是什么？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它归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这只是制度最宽泛的含义，其实，制度的主要内涵是指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形式，其整个结构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任何社会的利益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关系”，因此制度的实质不在于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在于对人们利益的确认和维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制度实质是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利益关系。一般地，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要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前不可能仅依赖于生产力发展，还要依赖于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推进，直到现在，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的限制，使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劳动力无法顺畅地流通，从而使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用工市场无法真正形成，使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率都极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我们国家也逐步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农民和市民固化为两个不同阶层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没有取得制度性的成果。究其深层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现有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下，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若一下子放开，必然对城市形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现在一些大城市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性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二，从建国初至今，国家对城市人基本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从而使城里人的利益具有刚性和“贵族化”倾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然要涉及城市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这实质将使城市人遭受巨大的无形的利益损失，势必使城市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城乡一体化，排斥城乡居民在利益上的平等，这也是当前改革进退维谷的重要层面。城乡居民在利益上不能处于平等地位，必然使农村居民在心理上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不合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大量涌入城市。其实，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非都是真正的剩余，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而加入到盲流中去的，从一些地方大量土地荒芜，而又有大量劳动力在外打工这样的局面就可见一斑。要使城乡居民利益逐步平等，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则是较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因为城乡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一个长期历程，而制度改革尽管会引起一时的不满，但这是迟早都要走的一步。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对农业自身来说要加快产业化步伐。加快产业化，就是要加速农业分工的细化。
经典政治经济学把商品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所有制；二是分工。多年来，我们一直重视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与私有的研究和争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原因—…分工。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新的产业不断产生，社会分工越细，交换越频繁，经济就越发展。特别是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更是如此。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起因于新的分工的形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工业产业的细化，而每一个新的产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发展。然而，农业产业的细化和升级却相对缓慢。
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农业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现在的农业比起传统农业，并没有多少差别。农业落后的原因是商品化率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养活十几亿人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而这些有赖于农业产业化。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还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因而就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不管怎么表述，笔者认为，农业产业化应该包括以下含义：1）以市场为导向；2）按产业系列组织农业生产；3）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业效益；4）提高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水平。
加快农业产业化，必须要加大农业投入，切实改变‘口号农业’。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大的投入，把农、林、牧、渔、小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促使农产品资源转化，促使农业产业细化和拉长产业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遵循五条原则。一是市场导向原则，根据市场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因地制宜原则，发挥比较优势，营造区域特色，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建立有特点的各种基地。三是科技驱动原则，讲求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四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原则，发展生态效益型农业；五是择优扶持的原则，扩大优势产业群。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市场；二是结构；三是龙头。龙头产业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好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可以形成一个好的产业链：粮食加工—饲料加工—养殖加工—肉制品初加工—肉制品深加工，还可连带起相关产业。所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相当重大。
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决定中国未来地位的两点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有道不清和解决不完的难题，因此总想再多说一些。
1。农民增收为什么那么难？
农民增收难，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影响农民增 收的主要问题将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制约，二是国际市场冲击（笔者认为：越冲击可能越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越有利于发展）。今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