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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跟一夫一妻制不结仇，公有制也没跟一夫一妻制结下什么梁子。剩下的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非洲大陆了，可那里也在发生演变，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属于“边缘化”。
6。单偶结合是家庭的核心框架
一夫一妻制不仅是一种性爱的、情感的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家庭模式，即夫妻配偶是家庭的核心框架。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家庭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夫一妻制基本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家庭变小，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子女各自成家以后，只剩下老年夫妇生活在一起的“空巢”家庭、夫妻不主张生育子女的“端”家庭、夫妻之间分居的“单居”家庭、母亲与子女或父亲与子女组成的“残缺”家庭等等。但是，核心框架不变，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模式的主流地位不变。
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表现在：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职能在弱化，但家庭作为市抄济中竞争单位、消费单位的职能在强化。②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传统社会几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一对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普遍形成。③家庭的教育职能提高，家庭教育成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④抚养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虽然这方面的职能在逐步走向社会化，但由于经济关系、情感关系在家庭中被浓缩，家庭在对待老人、子女方面的权利义务仍然不可能被完全取代。⑤在生育问题上更加理性、科学，家庭对生育数量和人口质量承担更多的责任。⑥家庭更加注重生活的提高，注重每个家庭成员独立的个人意识，同时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向家庭渗透，形成新型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中国古诗中的名句，表明战争岁月里漂泊流浪者对家的思念。“我想有个家”、“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常回家看看”……许多脍炙人口的当代歌曲，唱出了人们想家、爱家、恋家的情怀。人出生在家庭，自幼生活在家庭，上学时依靠着家庭，外出时思念着家庭，成人后还要建立新的家庭……家庭，是每个人生长的摇篮、心灵的港湾、生命的依托。而家庭，依然是以单一配偶为核心框架支撑的、姻缘与血缘的基本组合。
7。为“一夫多妻”张目绝不明智
中国历史上的一夫多妻是有条件的，第一是极权专制，第二是等级格序，第三是太监、战争、徭役、戍边、农奴。可以说，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与事实上的奴隶制相辅相成。性权不平等，对性权的大量剥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锻造强大的性压抑和性禁锢的锁链，是嫔妃如云、妻妾成群、二房三房等等的社会条件。何况，一夫多妻的“夫”，对于“妻”实行所有权和垄断权、实现主子欲和宰制欲，以女性物化、非人化为条件，即以女性的权利和人格极为低下为条件。同时，大批女性的“奴婢”，必然在社会宏观上伴随着大批男性的“奴隶”。在西方，在击溃皇权、神权、领主或庄园经济的过程中，击溃性禁锢，“性欲解放”和“性权解放”在一定阶段并行不悖，“性权解放”甚至更为实质。
有的朋友，尤其是在网上，向往或“倡导”一夫多妻制，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8。生物学类比行不通
有人认为，一夫多妻，有生物学的“依据”。比如哺乳动物多是“一夫多妻”，比如狮子的“一夫多妻”造就了该物种的强大。也有人认为，一夫多妻符合“市澈争原理”，强者多妻，是竞争的结果；而一夫一妻，则是“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这种说法的荒谬，在于两种说法内在地相通，都是将生物学现象简单类比而套向人类社会。
适者生存绝不是强者生存、优者生存，以强、优的姿态而体现“进化”就离灭亡差不太远了，已经有科学家以此种眼光解释恐龙灭绝。适者的“适”，包含自然选择的意思。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的作用只在于保存那些已发生的对生物体有益的变异，它不能引起变异，也不是一种神力。‘选择’一词并不含有有意识的意义，正如人们说万有引力控制着行星运行时，‘控制’一词不含有有意识的支配一样。”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性发展中，绝非任何有意识的选择和控制的结果，任何大思想家、政治家都无法宣称自己对一夫一妻制的产生、确立有设计专利。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必然导致性权和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与之相伴随的宗法式的“土豆系列”拉近了繁衍过程中的血缘关系，绝不利于“优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达官贵人、大款富豪、明星巨腕……宁有种乎？相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许多优秀人才的成功与青少年时代的吃苦关系密切。靠所谓“优秀人物”——实际上是“娶”得起多个“老婆”的（养得起多个“二奶”“三奶”……）“育种”，不仅难以优化人口，反而极易“一代不如一代”。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4）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简单类比达尔文进化论，鼓吹人种、种族优劣的不是没有，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不是什么进步，而是灾难。
一夫一妻制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有不止一个取向的价值维护力量，有“多元化”的思想流派支撑。有著名学者说将来一夫一妻制必然崩溃，必然被更先进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所取代。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出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来怎么啦？一夫一妻制再不完美，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做出一夫一妻制从主流模式上下岗的预测，是毫无依据的。即使在遥远的未来，其他的什么“制度”会出来，一夫一妻制也应在多元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人喜欢发散、流转，有人喜欢终生相伴、相依为命；有人喜欢同性恋，有人喜欢异性恋；有人喜欢非确定性，有人喜欢确定性；有人喜欢性欲导向，有人喜欢情感导向……为什么一定要“崩溃”？为什么一定要“取代”？……这些针对一夫一妻制的提法，既不符合自由主义，也不符合保守主义，是想充当伟大设计师的人的空幻思维的反映。
还是将未来，交给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本身比较妥当。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1）
世间之大，无奇不有。据报道：假处女膜一时成为紧俏商品。对这件事儿，我的看法可能比较独特。曾经有记者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回答：我是支持的。支持的原因在于：“处女膜至上”是一种很愚蠢的观念，依靠科学，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克服这种观念。“假处女膜”出现，时间一长，让男人们觉得没法识别真假处女，真假难辨。通过这种途径，可以逐渐淡化“处女膜”意识。——实际上是克服所谓“贞操”等等套在女性头上的锁链。
也许，这种想法是有点太独特了。由于这种事很难进行调查，我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社会实践的一种想法。对于人造处女膜的出现，究竟怎么看？刚一开始，就有读者就此问题的提问，促使我思考。权衡的结果，我认为假处女膜的出现总体上利大于弊。
你说“善意的欺骗”也好，“以毒攻毒”也好，这种“以假乱真”，可以类比的事例不是没有。比如说，有的地方为了制止滥砍盗伐，说冲撞山神要招灾，往往很灵，比普法宣传和环保宣传管用，立竿见影；而所用的手段是迷信。科学理念的灌输可以在较长时间里进行，先制止再说。而且，人造处女膜还算不上迷信，里面肯定有科技含量，因为你必须造出“真的假处女膜”，处女膜是假的，产品是真的，做不到这一点这玩意儿很快就没市场了。还有要做到一点，就得是安全卫生，用假处女膜带来感染也不行。应了古语“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有人提出质疑：现在社会缺乏诚信，人造处女膜的出现和使用，是不是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也许会有点关系，但基本上是两码事。这种假处女膜的“假”，其实是一种“拟真”。女人需要的假东西还少吗？假发、假眼睫毛、假乳、假臀……人造美女公开亮相还评选，她身上的美丽有许多既不是爹妈给的，也不是健美锻炼的结果。极端一点，泰国的人妖有三种，第一种是变性，第二种是手术变肢与整容，第三种基本靠整容与化妆，才出现了艳光四射的假女（第一种还可以说是男变女，第二第三种就是男扮女，也就是假女）。人妖的妖，不光是妖怪的妖，也是妖娆的妖，妖冶的妖，总之是怪诞的欺骗与性感的审美相结合。再扩大一些，比如假花、假山、人造性具、橡皮人等等，这些与假酒、假烟等假冒伪劣产品不是一回事。人造处女膜总的来说属于前者。当然，这种东西有特殊性，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利用、迎合了“处女膜至上”的庸俗观念，另一方面，它又在普及一阶段之后淡化以至消除这种观念。你想，一个干了好几年的妓女也可以突然有一天回到“纯真”、“纯洁”的“处女”，处女膜还有什么可以“至上”的？也没法“至上”了。
当然，这种事会使许多男人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所以凡是用人造处女膜的女性，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她们来说是“绝对隐私”。可是，在“诚信”的道义评判面前，注重处女膜的贞操观历史更长，更顽固，更落后，社会危害也更大。当然，这只是在提到如何看待人造处女膜的利和弊的问题时，从特定的角度看，认为其利大于弊，但不等于说我提倡靠普及人造处女膜的办法作为克服“处女膜至上”愚蠢观念的主要手段，更不是惟一手段。但是，权宜之计也并不是都要排除的。况且，人造处女膜的出现，是以“处女膜至上”观念为土壤、为前提的，没有这样的观念，假处女膜不会有任何市场。因为它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没有实用价值，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特定的针对性、特定的对象——“处女膜至上”。
“处女膜至上”的意思是说，什么一见钟情，什么山盟海誓，什么女性美，什么性感美，即使你情深似海，即使你貌若天仙，即使你很降，只要不是“处女”，甚至你是处女但只要不“见红”，这女的就立马“贬值”，而“受骗”的男方或恼羞成怒，或情感一落千丈，或郁闷寡欢，或常年耿耿于怀。也包括男方的家人，让那女的抬不起头。“新婚之夜成了毫无意义的‘探宝’行为。一旦‘处女宝’没有找到，男方会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会有一种低人一等，屈辱愤恨的感觉，好像自己生命当中失落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件什么珍宝。当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大大降低了珍爱的程度，还会再从中发掘和领略更重要的东西吗？而女性一方，则开始怀疑丈夫的不忠，开始担惊受怕，甚至为自己的无辜白白地承受着负罪感。”这种情况其实说的是现在，而历史上更严重。所以我在《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一书中认为：“‘处女宝’代替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切……当‘处女膜文化’在中国人心理上彻底消灭的时候，才标志着妇女解放，也才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确立。”
∩悲的是，现在已经是２１世纪，改革开放快３０年了，而“处女膜至上”的观念还颇有市场。我了解到这样一个绝非虚构的故事：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处级干部，由于结婚以后没有“见红”，认定妻子不是“处女”，明里暗里以种种手段和他妻子较劲，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懊丧。两人一闹矛盾，他就拿妻子“不贞洁”说事，使妻子长年被套在一个无形的锁链中遭受精神折磨，结果导致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处女膜至上”的观念扭曲了许多人的心态，已经是一种“文化”，弥漫在中国人心头。然而，这既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也没有任何宗教的神圣。按说科学发达了，人们已经知道在女性生殖器官中，处女膜只是未婚女性阴道口上的一层不完全封闭的黏膜，除了性交，剧烈运动或意外的身体碰撞都可能导致破裂。可是，庸俗的观念顽固地看重处女膜，这不仅是褊狭和自私，而且是愚蠢和反智。问题在于，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冥顽不化，可见中国一些亘久绵延的传统思维，靠口口相传，靠潜移默化，已经成了“文化基因”。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2）
文化基因，当然和遗传基因不同。“处女膜至上”的心态，是不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就连今天的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是不是应当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性潜意识中找原因？非也！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恰恰是性欲，是我禁忌的性本能，禁忌是后天的。“处女膜至上”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禁忌，而绝不是性欲本能，只能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中世纪”尤其漫长，社会对贞操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种性文化，已远远脱离了人的本性，愈演愈烈地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没有刀枪剑戟，没有炮火硝烟，然而女性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却不亚于战争的牺牲品。为了换取一块“清白”的门帘，逃避一种“耻辱”的印记，她们不但逆来顺受，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摧残鲜艳的躯体，奉献青春的岁月，以至于用无边无际的压抑，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护这种捆绑自己的锁链。
所谓贞节、贞操，在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秦国宰相吕不韦的侍妾，后来，吕不韦把她献给秦始皇的父亲秦王。甚至有野史认为，当时其母已有孕在身，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管野史的传说准确与否，这件事起码说明，当时对女性所谓贞操的要求并非像后来那样苛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后来，吕不韦把自己绝非处女的小老婆献给皇帝，绝对是犯了欺君之罪，至少要被砍头，甚至可能祸及全家、被灭九族。
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皇权、父权、夫权步步走向绝对化，纲常礼教日臻强大严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节操，也在不断升级，直到宋朝、明朝，发展到了极致，内容包罗万象，形式繁冗庞杂。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解读今天中国许多危机潜伏、悖论纠缠的枢纽。所谓君臣父子，所谓夫为妻纲，所谓“夫死从子”，这些纲常礼教虽然在孔孟“原教旨”中就有，但大致从汉代以后意识形态化，演绎成专门维护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父权也好、夫权也好、男权也好，从微观和现象上看是有的，甚至还挺严重，但是从宏观上看，从实质上看，其实都是依附于、服务于、受制于皇权、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比如，一个男性的农民和一个女性的妃子相比，谁更有地位？男性的文臣武将见了武则天不也得跪拜？大清时哪个“男子汉大丈夫”敢冒犯老佛爷的淫威？再说父权，儿子当了高官，当爹的再也威风不起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牺牲的都是孝。
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