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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当事人自己也“稀里又糊涂”。王立红就是这样的糊涂人，她只知道暗暗地盼着丈夫的“落魄”或“失败”。丈夫生意红火，她会觉得自己腰板儿挺不直；丈夫亏损又欠债时，她会觉得自己说话有底气；丈夫生病时，她觉得自己“涨价”了；丈夫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时，她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结婚11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丈夫那辆“切诺基”后面的一份备用轮胎，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还显得特累赘。
婆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丈夫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弟”“高学历”，可王立红不知不觉就成了没有地位的“娜拉”。小保姆干活干净利索，还会插花、美化房间；那位女秘书不仅花枝招展，而且会开车、会电脑、口齿伶俐，有她跟着特让丈夫“提气”；性生活嘛，丈夫虽欲望强烈，可也机会多多，她无意中听到丈夫跟朋友穷侃：“南方妞嫩，北方妞壮，一换一刺激。”——丈夫出差时南来北往。
然而，王立红很有自知之明：除了丈夫，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可人儿”。至少有两个男人真喜欢她。一个是自己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是丈夫的朋友。那个“朋友”私下里当着她骂她丈夫“不识货”。她知道丈夫以前“识”、现在“不识”的恰恰是自己浑身的“女人味儿”。无论哪个男人请她撮一顿儿，她都会善解人意、温柔备至。男人脱大衣，她会接着；男人喝酒，她会把盏添杯；男人刚摸出一枝烟，她会点亮打火机；男人衣领上刚沾点儿土，她会轻轻拍打掉；男人握她的手，她会娇滴滴地笑；男人一激动抱住她，她会嗲嗲地靠过去；男人忍不住吻她，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再眨眨眼睫毛：“就一下哦……”
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品尝“娜拉出走”时那种痛苦和无奈，早就做好了铺垫，心理上顺利完成了“软着陆”。因为新夫是前夫的“朋友”，婚礼上丈夫派女秘书送来一束鲜花表示祝贺。至于女秘书会不会接替自己，她连想也不想。只不过，她每到周末就把留在前夫身边的儿子接出来狠狠地疼爱一番。“儿子呀！”她喃喃地说，“要是妈又遇到一个‘二传手’，妈这只球，将来‘主攻手’可全靠你啦！”儿子似懂非懂地瞪大眼睛，使劲点头，一边用手擦掉妈脸上的大颗泪珠，一边坚定地说：“妈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把我爸的钱全要过来给你！”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3）
4。当代“繁漪”——不再死去活来
在曹禺的《雷雨》中，最后直接造成三人惨死的，就是那个欲爱不能、妒火中烧的女人繁漪，而她自己也从此变成了疯子。繁漪的悲剧，关键在于她丝毫也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周朴园也根本不爱她。她只是身为董事长的周朴园置放家中的一件摆设，一个徒有“夫人”虚名的“赝品”，而曾与她相爱、并有着“乱伦”关系的恰恰是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
说赵娟霞是当代的“繁漪”，颇有几分道理。她与丈夫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连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她需要丈夫的地位和金钱，更脱离不了开车郊游、逛商场、养宠物、打麻将的那份儿悠闲。丈夫也需要她，她虽然年逾四十，却华容未退，再加上拼命的健美减肥、营养美容，给丈夫的面子和虚荣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双方各自心有另属，只不过“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而已。她的“地下同谋”是丈夫的上司，她的那位年近50的丈夫，碰上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上司。上司没有提拔过他，却及时给他送了一顶“绿帽子”。
“我烦他，像个大肚蝈蝈，浑身的肥肉松得都成了囊囊揣！”她一边抚摸“地下同谋”强健的胸大肌，一边喃喃地拿丈夫“垫底儿”。其实她知道“地下同谋”需要自己什么，她那堪与20多岁姑娘媲美的白皙、弹性十足的肌肤给了她足够的自信。两人之间不需要什么春光明媚、细雨绵绵，需要的是电闪雷鸣、汹涌澎湃。
她当然很清楚丈夫有外遇，也很清楚丈夫将三分之一的收入拿去讨外遇的欢心。她还明白“地下同谋”与自己的妻子恩爱有加，分给她的那份“感情”不过是一杯“残羹”。她曾开诚布公地对“地下同谋”说：“你别紧张，也别心虚，我呀，才不会死去活来呢！咱们谁跟谁都心里明白，相安无事。我跟丈夫是衣食住行，跟你是刺激释放。我也在寻找，再找一个小白脸来点儿情意绵绵。有仨就够了，少了不行，多了麻烦。要想把我需要的男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累死我也找不着，这辈子没指望，下辈子也不能太犯傻。”
5。对“戏剧性女人”心态的一点综述
这些上面的故事情节，除略作“微调”、并为其中的“角色”隐姓埋名以外，基本上并非虚构，也并非道听途说，是直接或间接发生于笔者身边的人和事。它们绝不普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于是，我们作一些理性的综述与评析，或许并非无的放矢。
第一，“戏剧性”，无非是说情节的错落发展与经典戏剧有某种类似或重合，而社会本身就是舞台，生活本身就是演戏，人们本来就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社会嬗变的深度、广度、速度，使一些都市女性捷足先登地“分享”或“遭遇”了时代为人们带来的生活弹性和转轨空间，但她们并未完成必要的心理准备和价值选择。因此，她们行为上的“开放”与精神上的“成熟”并不同步。“领略”中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承受”。主体意识、主观追求的色彩十分淡化，而对自我的失落和对未来的盲目，便构成了她们命运中悲剧的颤符。
第二，男性仍然以社会性更强的姿态处身于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他们的物质追求和事业追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或统一。女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男性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之”字型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其中，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骑士精神”“贵族意识”“文明程度”“绅士风度”等等，尚未真正培养起来，更遑论在人格、价值层面上对女权主义的深入理解。因而，男女之间真正平等的格局其实远未到来，只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而尚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第三，一些女人充分发挥了“直觉”“直观”的“优势”，不仅将形式上的变化当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且当做了进一步“解放”的导向。她们把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种种“待遇”作为自己的追求。于是，这些女人从种种现象中，“自觉地”或无奈地、主动地或被动地认为爱情的失落、婚姻的动荡、带有审美和浪漫色彩的情感价值的贬低等等，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她们认可并拥抱“现实”了。这是一种“自慰”式的心理偏差——她们获得了一些“选择”男人、“诱惑”男人、甚至“把握”男人，“拥有”多个男人的主动权，而且伴随着从男人那里“争得”的物质和享受。但她们在“得到”中失去的是至深的幸福，在“自由”中沦落为新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附庸。
第四，人类基本价值追求的历史贯穿性极强，因而是永恒的。但是，贯穿力的实现和发挥又是曲折的。一些女性在“跟着感觉走”当中，在缺乏或放弃理性的自我价值追求当中，以为“时尚”或“潮流”已经将审美的、幸福的、真诚的、悠久的爱情让渡给海市蜃楼。这些女性完全放弃了对于“活着究竟求得什么”这一几乎是永恒哲学命题的探索和回答，表现出变化无常、随波逐流，用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的隐退，用人格完善和素质修养的淡化，为“女人天生水性杨花”这种带有偏见的古训增添着新的注脚。
第五，近年，一些女人心态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其一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幸福与否归结为是否遇到“好男人”。不少女人不管口头上是否承认，内心的确为自己的归宿而虔诚祈祷。这种似乎颇有道理的向命运之神的朝觐，实际上是在为男人烧香——将真正的主动权交给了男人。其二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像前面提到的“茶花女”，以及一些没有“戏剧性”或根本就拒绝“入戏”的女人。这种观念的确已深入一些女人的潜意识，她们躲避男人，痛恨男人，或极端谨慎，或久拖不嫁，甚或抱定独身。这其中不乏萌发独立意识、决心靠自己而不靠男人的“先驱者”。但是实际上，这些女人走上了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阴阳世界中，既不可能出现“女儿国”，也不可能退回到母权制那“远古的秀峰”（关于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问题，容笔者另文专述）。这两个极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以独立的、主体的女性意识去勇敢、平等、理性、自信地面对男性世界。男人可以依靠，也需要管理；男人需要照顾，也需要教育；男人需要“后盾”，也需要改造。女人——要不就“依赖”；要不就“躲避”的女人——在两个极端的闺阁中，不是终未摆脱“弱者”的潜意识吗？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4）
结论也许是“耳熟”的，但其实是许多女人真正生疏的：第一，女性解放关键是自我解放；第二，自我解放的关键是心理、意识层面的解放；第三，女性解放的道路仍然是艰辛、曲折、漫长的。在那遥远的彼岸，实际上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审美的境界。而在那里，在那旖旎风光的界碑上，一定刻着两行字。
一行是：好女人是男人伟大的学校！
一行是：自由之女神引导我们飞升！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1）
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用背井离乡和不辞辛苦，为都市现代生活增添了一道风景线。虽然一般都来自比较贫穷、缺少土地的农村，但他们为都市带来的，却往往是“现代色彩”。——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挥洒汗水，让高层建筑拔地而起、群峰争雄；宾馆、发廊、餐厅的服务员，比城市青年更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小保姆或小时工，为家庭带来清洁、也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遍布街巷的摊位，将新鲜果菜、平价时货、生活用品及时展销；而他们自己也往往身着新潮时装、口哼流行歌曲、头顶时尚发型……人们司空见惯地适应了外来打工群体融入都市，甚至不知不觉地认可了新型生活方式竟然与带着土地和山乡气息的打工族悄悄地缔结良缘。这大概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由市抄济和改革开放导演的一幕和谐自然的变奏。
然而，变奏曲中带有某种苦涩的音符——那些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打工妹，在某种程度上以青春年华为代价，在走向新生活的过程中，竟然抖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的悲剧的颤音。
1。“花季”如烟，“雨季”难逢
打工妹平均年龄在20~22岁，小的只有14岁，大的在26~27岁左右。这是人生年轮中如花的季节，她们最大的资本是女性生涯中美妙的青春。除此之外，她们只剩下带有冒险色彩的好奇、带有盲目色彩的憧憬，而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目的就是——挣钱。挣钱为什么？报答父母？承担对兄弟姊妹的义务？谋求后半生的幸福？这些都有，却是朦胧的。脱离土地，改变命运，叛逆传统设下的轨迹，寻求独立人格的天地——这些愿望也很朦胧，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动力和精神支撑。
∩是，社会并未准备好给她们什么酬报，尤其是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等待她们的只能是“前途未卜”。社会变革以强有力的“否定”性力量将她们召唤出来，却尚未以成熟而确切的“肯定”性力量赋予她们稳妥的途径。在这种意义上，她们面临的是闯荡，是探求，是付出中的迷茫，是渴望中的缥缈……
来自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四川、江浙……以至全国各地的打工妹，成群结队，她们口音不同、性格不同、行当不同，但几乎有着共同的基础：极少高中毕业，大都是小学、初中文化。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她们与都市女孩有一种天然的“级差”。她们一般不奢望到正式单位求职，“安心”于服务、零售、为各种大小真假老板打工。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作用，虽然已大大淡化，但“子女上学”问题仍是都市人婚姻选择中的一种“硬件”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户籍制度的“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于是，打工妹普遍没有高攀都市“白马王子”的“非分之想”，也许这是她们一种无奈的“自知之明”。
来自山东的美珠，刚到北京就学开车，那年她才17岁。凭着聪明好学，驾校考试得了“全优”。刚拿到车本就开车送货，车坏到半道，急得直哭。可是4年下来，不仅车技精湛，而且人也出挑得亭亭玉立。身高1。67米，修长的双腿，闪亮的明眸，除了皮肤略黑、双手略粗以外，其它方面不亚于都市靓女。
美珠得到机会被聘入一家文化公司，给总经理开车。容貌和气质，吸引了一家客户公司年轻的工程师。在几次接送工程师之后，美珠收到了令人心跳的情书。工程师的求爱直截了当：“嫁给我，先送你去学电脑！”对方的风度、地位和开出的“支票”是双重的诱惑。矜持的美珠送出了动人的笑容。工程师将她搂在怀里时，喃喃的话语伴着无休止的亲吻，美珠着实晕了几次；“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的滋味，21岁的美珠领略了。可是，“书归正传”时，工程师被美珠的“身份”惊得张了半天嘴——你，你不是城市户口？尽管美珠的美貌比“城市户口”更能打动工程师，尽管美珠的普通话早已让人听不出有“口音”，工程师还是被“将来子女怎么办？”给逼回去了。绝交像求爱时一样利索快捷：“美珠，原谅我，让我们彼此从眼前和记忆中彻底消失！”
公司办公室主任是退休返聘的老干部，看着消瘦的美珠有点心疼，好心介绍了一位大学讲师。讲师很腼腆，但一眼看中了美珠的风采。老主任早已答应了美珠“一定要告诉对方我没有城市户口”，整个晚上的约会，让美珠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眼神。不料，善良的老主任并没有如约，他按照“有了感情再说”的老脑筋办事。美珠急了，“老主任，求求您，一定要告诉人家呀！”
果然，讲师得知真相以后，“腼腆”地退却了。讲师不像工程师那样坦率，绝交信委婉绕弯一大圈：“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美珠，请你开车不要太快，不要太猛，滚滚车轮会碾碎我的心……”
去你的“破碎的心”！美珠开始觉醒：不能再找城里的。但是，她还是擦干眼泪，交费参加自学考试辅导，迈上艰难的“变成城里人”的崎岖之路。
晓雨刚刚在发廊打工时，拿剪刀的手战战兢兢直哆嗦。9年了，她已能熟练地修出各种云朵般的发髻，而流逝的是18岁到27岁的青春年华。月月给父母和弟妹寄钱，使她“自己开个发廊”的想法始终难以如愿。
“干妈！”强强5岁了，是比晓雨小一岁的女老板的儿子。“干儿子”的呼唤，让晓雨白天强颜欢笑，夜里偷偷抽泣。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2）
“晓雨姐，干吗不去找那个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