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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把孩子送回了屋里睡觉，那一对年轻外国夫妇，便提议上舱面看月。秋心无可无不可的赞成了。远看着秋心没有言语，也跟着他们上来。
看着月，谈着话，大家兴致都很好。那一对夫妇，尤为活泼快乐，谈话之间，他们时时说到自己从前恋爱时代的旧情，互相嘲弄。女的笑说：“他说假如我不嫁他，他这一辈子就没有了快乐了，秋夜也不看月，冬夜也不围炉了，你们看，为着怕他一辈子不看月不围炉，我才嫁给他的。”男的也笑了：“哪里？我是怕她当了老姑娘，才娶她的！”说着他们都大笑起来，远也笑了，笑得很欢畅自然，秋心只附和了几声，就收住了。
坐了一会，远先站起来说：“对不住，我先下去了，明天一早就到了，我要收拾收拾箱子去。”那一对夫妇便说：“忙什么的，难得月亮这样好，我们再谈一会。”秋心也看着远说：“再等一会，我们一齐下去。”远微笑着说：“不为别的，明早我的孩子们一定来接我，我替他们买来的北平的东西，都压在箱底，我想先去理了出来，免得明天他们要时又等不了。”秋心便不言语。那一对夫妇笑了：“你真是个好父亲！我们也该下去了，万一孩子醒来，不见我们也是麻烦的。”两人说着也都站起。秋心只坐着抬头笑说：“你们先去罢，我还要坐一会。”远走到扶梯边，又回头很柔和的说：“现在夜里很凉了，你坐一坐就下去罢。”
这日又是阴天，淡淡的晓烟里，“顺天号”徐徐的驶进吴淞口，失眠的秋心，独倚在栏旁，除了洗刷舱板的水手们之外，舱面还没有行人，晓雾中已看见了两岸层立的建筑物，和一块一块的大木牌广告。秋心惘惘皱眉：“总是阴天，……总是这招人厌烦的一切！……今天会里不知有人来接没有？……远的孩子……远的家……也许他会，……”想到这里，又摇了摇头，自己惘惘的走进屋里去。
客人渐渐的都起来了，都匆匆用过早餐。乱哄哄把箱箧收拾好，叫仆役提到栏边梯口，堆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这纷乱中，秋心也穿了大衣，拿了皮夹，提了箱子，走了出来。这时外面已看见两旁楼屋渐近，码头上人声嘈杂，船在极慢转移之中，徐徐靠岸。忽然听见远在自己身后呼唤，秋心回头看时，远正满面笑容的向着码头上招呼，顺着他手势看去，人丛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妇人，两手扶在身前两个孩子的肩上。扶梯刚刚靠好，他们便最先挤着跳了上来，远忙走到梯头扶着孩子们的臂儿，把他们拉到客厅的门口。
秋心也忘了跟着大家下去，她只凝注着这欢乐的一群。远的夫人很年轻，很苗条，头发烫得鬈曲着，发的两旁露着一对大珠耳环，丰艳的脸上，施着脂粉，身上是白底大红花的绸长衣，这一切只衬出她的年轻，并不显得俗气。男孩子是帽子挂在颈后，白上衣，青绒裤子。女孩子，短发齐眉，浅黄色衣裳上面套着圆领短袖的浅黄绒衫。两个孩子都露着大半截肥白的小腿。
这一家人笑嘻嘻的互相问讯，女孩子抬着头，抱着父亲的腿，清扬的眉宇，完全是远的神情。男孩子牵着母亲的手，笑着站在一边，那小小的嘴唇，和远的夫人一般无二。
远忽然回头，看见秋心站在梯口，便连忙拉了孩子走过来，他的夫人也跟着过来，远替他们都介绍了。孩子们抬头和秋心略一招呼，便左右牵着远的手说：“爸爸，车在码头上呢，我们上去罢！”远一面推着孩子，一面提起箱子来，对秋心说：“这里有人来接你没有？若没有，我的车子可以送你，先到我家里坐坐也好。”远的夫人也笑说：“真的，何小姐，先到我们那里歇歇。”秋心连忙说：“谢谢，有人来接我，我看见他们在码头上了，你们先走罢。”
这一对夫妇在两个孩子推挽之中，便下了扶梯。秋心看着他们上了车，几只手在窗外向她挥动，这车便徐徐开动，渐渐便转过街角……
这时船上的客人已将走尽，码头上的人们也渐渐星散。秋心自己提着箱子，慢慢的走下船来，到了岸上，略微站了一站，四顾阴沉之中，一阵西风，抹过她呆然的脸上，又萧萧的吹过，将船边码头上散乱的草屑和碎纸，卷在地面飞舞着。
我的母亲
谈到女人，第一个涌上我的心头的，就是我的母亲，因在我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对我失望的女人。
在我以前，我有两个哥哥，都是生下几天就夭折的，算命的对她说：“太太，你的命里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能先生下一个姑娘， 庇护以后的少爷。”因此，在她怀我的时候，她总希望是一个女儿。她喜欢头生的是一个姑娘，会帮妈妈看顾弟妹，温柔、体贴、分担忧愁。不料生下我来，又是一个儿子。在合家欢腾之中，母亲只是默然的躺在床上。祖父同我的姑母说：“三嫂真怪，生个儿子还不高兴！”
母亲究竟是母亲，她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爱我，只是常常念道：“你是儿子兼女儿的，你应当有女儿的好处才行。”我生后三天，祖父拿着我的八字去算命。算命的还一口咬定这是女孩的命，叹息着说：“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作翰林。”母亲也常常拿我取笑说：“如今你是一个男子，就应当真作个翰林了。”幸而我是生在科举久废的新时代，否则，以我的才具而论，哪有三元及第荣宗耀祖的把握呢？
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这使母亲更加失望。然而这三个弟弟倒是个个留住了。当她抱怨那个算命的不灵的时候，我们总笑着说，我们是“无花果”，不必开花而即累累结实的。
母亲对于我的第二个失望，就是我总不想娶亲。直至去世时为止，她总认为我的一切，都能使她满意，所差的就是我竟没有替她娶回一位有德有才而又有貌的媳妇。其实，关于这点，我更比她着急，只是时运不济，没有法子。在此情形之下，我只有竭力鼓励我的弟弟们先我而娶，替他们介绍“朋友”，造就机会。结果，我的二弟，在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时就结了婚。母亲跟前，居然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媳妇，不久又看见了一个孙女的诞生，于是她才相当满足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我的三个弟弟都已结过婚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似乎都很快乐。我的三个弟妇，对于我这老兄，也都极其关切与恭敬。只有我的二弟妇常常笑着同我说：“大哥，我们做了你的替死鬼，你看在这兵荒马乱米珠薪桂的年头，我们这五个女孩子怎么办？你要代替我们养一两个才行。”她怜惜的抚摩着那些黑如鸦羽的小头。她哪里舍得给我养呢！那五个女孩子围在我的膝头，一齐抬首的时候，明艳得如同一束朝露下的红玫瑰花。
母亲死去整整十年了。去年父亲又已逝世。我在各地飘泊，依然是个孤身汉子。弟弟们的家，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欢笑，有温情，有人照应我的起居饮食，有人给我缝衣服补袜子。我出去的时候，回来总在店里买些糖果，因为我知道在那栏杆上，有几个小头伸着望我。去年我刚到重庆，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伤风，头痛得七八天睁不开眼，把一切都忘了。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辉煌的圣诞树！
回头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地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指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我的奶娘
我的奶娘也是我常常怀念的一个女人，一想到她，我童年时代最亲切的琐事，都活跃到眼前来了。
奶娘是我们故乡的乡下人，大脚，圆脸，一对笑眼（一笑眼睛便闭成两道缝），皮肤微黑，鼻子很扁。记得我小的时候很胖，人家说我长的像奶娘，我已觉得那不是句恭维的话。母亲生我之后，病了一场，没有乳水，祖父很着急的四处寻找奶妈，试了几个，都不合适，最后她来了，据说是和她的婆婆呕气出来的，她新死了一个三个月的女儿，乳汁很好。祖父说我一到她的怀里就笑，吃了奶便安稳睡着。祖父很欢喜说：“胡嫂，你住下吧，荣官和你有缘。”她也就很高兴的住下了。
世上叫我“荣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祖父，一个便是我的奶娘。我总记得她说：“荣官呀，你要好好读书，大了中举人，中进士，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儿孙满堂，那时你别忘了你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总是在玩着，觉得她粗糙的手，摸在我脖子上，怪解痒的，她一双笑眼看着我，我便满口答允了。如今回想，除了我还没有忘记“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之外，既未作大官，又未挣大钱；至于“娶个好媳妇”这一段，更恐怕是下辈子的事了！
我们一家人，除了佣人之外，都欢喜她，祖父因为宠我，更是宠她。奶娘一定要吃好的，为的是使乳水充足；要穿新的，为的是要干净。父亲不常回来，回来时看见我肥胖有趣，也觉得这奶妈不错。母亲对谁都好，对她更是格外的宽厚。奶娘常和我说：“你妈妈是个菩萨，做好人没有错处，修了个好丈夫，好儿子。就是一样，这班下人都让她惯坏了，个个作恶营私，这些没良心的人，老天爷总有一天睁开眼！”
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娘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的爱护我母亲，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厨房里去称厨师父买的菜和肉，夜里拍我睡了以后，就出去巡视灯火，察看门户。母亲常常婉告她说：“你只看管荣官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说多了就发急。记得有一次，她哭了，说：“这些还不是都为你！你是一位菩萨，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我看不过，才来帮你一点忙，你还怪我。”她一边数落，一边擦眼泪。母亲反而笑了，不说什么。父亲忍着笑，正色说：“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不过你和太太说话，不必这样发急，‘你’呀‘我’的，没了规矩！”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便在后面使劲的捶她的腿，她回头看看，一把拉起我来，背着就走。
说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说要请我吃“鸡素烧”，我欣然答应。脱鞋进门，地板光滑，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兴。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搽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们手忙脚乱，烧鸡调味，殷勤劝进，还不住的和我们说笑。吃完饭回来，我觉得印象很深，一进门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的奶娘。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这次却睁大了眼睛，沉着脸，说：“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我吓得不敢再说。过了许多日子，偶然同母亲提起，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还向奶娘解释，说：“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日本的规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娘扭过头去说：“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太太，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知道这些事呀！告诉您听吧，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开馆子的、开洋行的、卖仁丹的，没有一个安着好心，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