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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在大海上飘荡的孤舟，着不到边际。正是温柔娴静、爱好文学的母亲，使她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优美文学的心灵环境里。三十六年前，她的父母和她的姑妈、姑爹一道都在台湾教书，他们同时得到美国大学的聘函，姑姑和姑爹毅然回到了祖国，她的父亲最后选择了到美国的道路！不会英语的母亲在异国异乡，常常感到无限的寂寞，又不惯和那些居留在美国的中国太太们打桥牌和麻将，也不会和她们无尽无休地议论着家长里短，她在家务劳动之余，就是拿起中国的诗词小说来吟哦诵读。这时琳达就紧紧地挨在母亲身边，听她吟诵，听她述说着对祖国故都和江南风物的描写和怀念。她觉得母亲在她心里，就是一个抽象的祖国！母亲还鼓励她写诗，并把她写的小诗，工整地抄在小本上。母亲死了，父亲从台湾得来的关于祖国的消息，都说的是在中共虐政淫威之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琳达一想到母亲所热爱的、怀念的祖国，总会忆起旧诗词里的：
……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
或是：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
她忧伤，她抑郁，还感到在她的人格的某一方面，除了不会英语的母亲之外，都没有人和她有心底的共同的语言。她也只有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写成一首一首的短诗，来纪念逝去的人，逝去的岁月，逝去的梦。
八十年代初期，大伟和安娜在暑期里参加了一个到中国去的旅行团，琳达不敢和他们同去，她怕看到凋敝的故国。大伟父女回来时，她又急不可待地问着他们的观感。大伟说大陆并不像台湾说的那样可怕可怜。他去到他从未去过的父母的故乡——广东梅县，农民富裕得很，许多家还盖起了三层楼房。大陆到处都看不到讨饭的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是衣着整齐，匆忙而喜悦地工作着。安娜也说大陆很美，北京的宫殿真雄伟，桂林的山水真奇秀，这些都是美国所没有的。但是琳达却觉得他们谈起中国来，口口声声是“大陆，大陆”，缺少一种亲切之感。在安娜眼里，大陆的万里长城和罗马的斗兽场，同样地古老雄伟，北京的天坛也和巴黎的铁塔一样的庄严挺拔，没有“亲、疏”之别，不像她母亲谈起这些古迹时那样地低回，那样地依恋，那样“我自己的国家”的神情，琳达觉得有些怅惘。
但是大伟和安娜却带来了姑妈用毛笔在仿古信笺上给她写的一张短简：
亲爱的琳达：
见到了大伟和安娜，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安娜长得真像你，不过比小时的你更活泼一些。这次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来呢？明年你一定来探亲，就住在我这里，我和你姑爹都十分想念你。
爱你的姑妈〓即日
原来大伟和安娜在参观一所大学校园的时候，无意中问起两位老教授的名字——本来他们以为两位教授在十年动乱中，已经不在人世了——意外地听说这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却仍住在校园里，安娜说他们去拜访时，两位老人十分高兴，招待他们吃了北京的糕点，因为夜里大伟父女俩还要去听京戏，没能留下吃晚饭。看着老人都很健康，住得也很舒适，满屋的书架，满院子的花！
于是，在今年夏天琳达就回国来过了三个星期的快乐的探亲假。
姑妈没有孩子，可是家里十分热闹，总是有人来访，不是他们的学生，就是他们学生的学生。客人称姑妈为陆老，称姑爹为耿老。对着客人，姑妈总是搂着她的肩膀，亲昵地向她的学生介绍说：“这是陆琳达，我的侄女，从美国回来探望我们的。”于是，这些中、青年人就十分热情地过来同她谈话，还夸她的普通话说得地道，不像是一个久居在外国的人。姑妈还请她的学生们带她去看一些新鲜的事物，说：“你一定会常回来的，名胜古迹是常存不变的，不过每年会修缮得更完整美好一些，还是去看看一些新的工厂、农村、个体专业户吧，可以对照出祖国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于是琳达在同他们一同参观访问的时候，总仔细写下一些笔记，同时她也小心地问了一些她认为不能问的话，比如：十年动乱中，她姑妈姑爹到底受了折磨没有，“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重来？她惊奇地发现这些答话的人都十分自然、乐观而坦率。他们说，她姑妈和姑爹也和其他的老知识分子一样，挨了批斗，住了牛棚，下了干校，但他们一直都很稳静，很乐观，认为这一切违背了正常的人情物理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容忍的，必然很快就会消灭，他们也就这样地挺过来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决不会再重复了，因为中国人民受的“文化大革命”的苦太重太深了，他们正在展翅起飞，决不会让这个妖魔再绑住翅膀。这些谈话和同年轻人一起的游览，都使她对祖国更加了解和喜爱。但是她以为最惬意的还是同姑妈姑爹在家里闲谈的时光。姑妈常常提到母亲同父亲的结合，正是她给牵的线。因为她同母亲是最知心的同学。谈起她母亲在美国时的寂寞和抑郁，姑妈就有些激动，说：“当初你们要和我们一同回国就好了，你父亲也太……”这时姑爹就轻轻地拍着姑妈的手背，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了，还说它做什么？琳琳，你今天打算到哪里去玩？”谈这些旧话的时候，大半在早晨，大家吃着早饭：面包、鸡蛋和稀粥、酱菜，一吃就是大半个钟头，比起琳达自己在美国家里，匆忙地喝过一杯咖啡，就开车走上高速公路，去赶上图书馆的早班，要悠闲得多了。晚上呢，姑妈家的老阿姨会给她做出种种在国外永远也吃不到的好菜。没有客人的时候，姑妈又和她谈着许许多多她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把她送上床，盖上毛巾被，在她脸上亲一下，轻轻地掩上门出去。这时她总想起母亲，想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又想起自己曾写过的短诗“等望”的末一节
……我饮尽青天和夕阳的光彩和草儿一样不复感到孤单
飞机上的回想仍在继续，一只扶上她的肩膀的手，把她从沉思默忆中惊醒过来，睁眼看时，原来是一个黄发蓝睛的中年妇女，她笑着说：“刘太太，您也到中国旅行来了！”这个很眼熟的女人，大概是常到图书馆来找中国资料的，但是记不起姓名了，琳达就也笑着说：“我是来探亲的，您在中国玩得好吗？”这时，这个“什么太太”又已经回头去和别人说话了。
飞机不知何时又钻出了云层，往下看时，是碧波粼粼的大海，是把中国和美国间隔开来的太平洋吧？刚才一声“刘太太”，把她又唤回到太平洋的另一边，她居住了三十年的“家”！
琳达捏着手里微温的、浸透了两个小时以前离开姑妈时流下的热泪的手绢，坚强的姑妈居然也哭了，没有说出一句话。倒是姑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不是一个两头够不着的边缘人，你是一座桥，两头的桥脚都踏在很坚实的土地上，你要让桥两边的人们，不断地往来在这座桥上，交流着两国的文化和感情……”这几句话在琳达耳边鸣钟般地震响着！
琳达忽然不再难过了，她抻了抻衣服，挺起胸来坐直了，“我是一座桥！”她低低地对自己说。
1984年9月16日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
小鲁和小菲都是好孩子，听我的话，都参加了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他们对我说的关于他们就业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伤心！我能考虑吗？我的同事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的同事们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知道了，又该怎么想呢？
小鲁说：“爸爸，事情是明摆着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学，现在病得动不得了，她教书的那个学校，又出不起医药费，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们下了课后来伺候她。那个四川小阿姨都干得不耐烦了，整天嘟囔着说要走。您呢，兢兢业业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学，好容易评得个副教授，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钱工资！开门七件事什么都要钱买，不向钱看行吗？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当不了饭吃，‘清高’当不了衣穿，‘清高’医不了母亲的病！我听了您的话，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我去当餐馆服务员，连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领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个房间、端个盘子什么的，都会干得出色。我每月挣的不会比哥哥少，也许还会有外汇券呢。我们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块钱，妈妈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请了，您还教您的书，就算是消磨日子，过您的教授瘾吧！”
他们为我们的家计，想得多么实际，解决得多么彻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吗？”面对两个孩子，我心头翻涌着异样的滋味。
1987年7月13日急就
远来的和尚……
我叫钱清，他叫钱宓，我们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认识的。
如今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却戴着一条黄色绣着金龙的缎子领带，似乎显得俗气，这就是钱宓。他也许看着我这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觉得寒伧呢。
我是四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得了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又得了美国东部一所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去进修的。因为成绩还不错，得到了系主任威尔逊博士的欣赏，我跟他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又留我在系里当了他的助手。
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我的妻子艾帼。她是台湾人，可是对于大陆祖国的一切，十分向往。她学的也是生物，和我接触很多，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总是追着我问关于北京的名胜古迹，说是“要能回去看一看多好！”她还说：她的名字本来叫“帼英”，因为热爱祖国，自己把“英”字去掉了，因为“艾帼”，叫上去就是“爱国”。那时台湾和大陆还绝对不能来往，我本来就从心里喜欢她，就和她开玩笑说：“除非你和我结婚，我就能把你带回去。”她红着脸打了我胳臂一下，她一向很拘谨，这种表示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我就大着胆子，拉着她的手说：“你如和我结婚，回到大陆，就不能回台湾去了。”她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说：“我台湾家里，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我的父母是不会太想我的。”就这样，我们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纪中”，一个叫“念华”，也是艾帼给她们起的名字。
也就是这时，钱宓从国内来了，他是自费留学的，也想学生物，知道系里有中国老师，便来找我，拉起同胞的关系来，亲热得了不得！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就推荐一个急于找工作的女生，帮他补习。这个女生叫琳达（她的母亲是个黑人，她长得却完全是白种人的样子，白皮肤，蓝眼睛，一头浅黄的卷发，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她便姓了母亲的姓），钱宓和她不久就恋爱上了，钱宓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我们看见琳达戴上了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他们结婚后，钱宓还花了一大笔钱，把琳达的母亲送到芝加哥她的兄弟处去，因为他怕朋友看见他有个黑人的“丈母娘”。）
钱宓结婚后，两年中间也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琳达，一个叫露西，她们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在家里都说中国话，琳达和露西都听不懂，因为她们的父亲，从来不教她们说中国话，哪怕是简单的一两个字！但是纪中和念华上的都是美国小学，她们可以用英语交谈。
在美国的十几年，匆匆过去了，在威尔逊博士的苦留和祖国母校的敦促下，我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时钱宓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在我任教的这所大学里替他找个位置，他笑着说：“我听他们都亲昵地叫你‘钱’、‘钱’的，也许他们会让我这个姓‘钱’的顶了你的缺。”
我腻烦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同威尔逊主任说说看。”我们一家就忙着收拾回国了。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他回国来了好几次，在蒋介石未死之前，他是回大陆一次，也必到台湾一次，也都说是探亲访友，也想法到各大学去演讲。蒋介石死后，他就不去台湾了，专跑大陆。据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信中说，他自称是国内大学请他回去讲学的。他每次回来总要通过外事部门以美籍华人教授的身份请见政府领导，于是报纸和电视上，也有政府领导接见他的短短报道和镜头……
他对我倒是很殷勤的，这时正问着我们的近况，我说：“我还是教我的书，艾帼在生物试验室里当了个副教授。纪中是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现在正教着中学。念华是医科大学毕业了，正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同时我也问他，他笑说：“琳达是个地道的美国式的贤妻良母，我的两个女儿都和美国人结了婚，对方都是商业界人士，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我也没有细问，反正她们都过得不错，因为她们都不必出去工作。”
艾帼把整治好的茶点端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正要开始吃茶，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钱宓赶紧扔下茶巾，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受领导的接见了……你见过这几位领导没有？”
我也笑着站起来，说：“我一个普通的教授会有被召见的荣幸？只不过在开政协会议的时候，在台下静听他们的报告……”钱宓也不知听见没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们把他送上了车，艾帼关上了院门，回头撇着嘴对我笑，“这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1988年4月28日晨
落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二十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催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麻利，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她也因为久已没有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一年四季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地亲热。每天晚上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货员，每月工资有一百九十元，奖金在外。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
小方真地像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本来在我们家两年，她已经丰满光鲜得多了，这时再穿上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更是十分漂亮，我们都笑说几乎认不得她了。
她每次来，都带着果品，尤其常送些新鲜的南豆腐，她说：“从书上看到老人骨节疏松，最好吃些带‘钙’的东西，除了牛奶、鸡蛋之外，最好的是豆制品了。你们上街买菜时，不容易碰得到好豆腐。”当我们辞谢她时，她还对小真挤眼，笑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都高，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也只好由她。
有一天，她拿来了一架小长方形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