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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著。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著——《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著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圈子，如今已逐渐地零落了。只有罗尔纲（胡适弟子）和罗继祖（晚清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的长孙）可能还健在。
严宝善先生家学渊源，精于簿录之学，50年代曾在平海街开设宝贻斋书店，殚精竭虑地从事古籍旧书的搜访采辑工作。解放前就已是圈内有名的藏书家。像他这样的藏书家如今已是寥寥可数了。
自宋代以来，杭州历来都是文献渊薮，藏书家藏书楼层出不穷，流风至近代而不衰。1772年，乾隆下诏修《四库全书》，点名杭州的赵氏小山堂藏书楼进京献书；同是杭州的开万堂、知不足斋藏书楼则成为当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家中的两家，得赐《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振绮堂、寿松堂、瓶花斋等藏书楼也献书很多，得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可见当时杭州民间藏书之盛。
杭州古旧书店和孤山的文澜阁一样，局部地继承了这种遗风。1957年它刚成立时，还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古旧书店。表面上，它是一家贩卖旧书的流通单位，实际上，由于严宝善、高坤、朱醉竹等藏书家的努力，它到后来成了一家拥有四十万册古籍善本的藏书楼。现在，它虽然仍归属市新华书店，但企业的性质几乎已经全部消亡。
也许是历史上杭州藏书业的生命力特别强大的原因，它才保持了一缕游丝般的绵绵气息，至今不绝，杭州古旧书店是它的一缕脉息。具有这种性质的书店全国只有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过。
一星期以后，我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严宝善先生。那苍老缓慢的声音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似乎已经把我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好吃力地从头说起，说到中途，他记起来了，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来了，好吧？我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恳求，但非常决绝。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似乎已经扰乱了他的生活。对方趁我沉默之时把电话挂断了。
听朋友说，严宝善先生其实是一位很容易接近的人，你如果直接找上门去，他倒也会表现出一些必要的礼貌。于是我决定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听人说他们就在清泰街488号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办公，那是古旧书店的仓库，并不临街。但是具体在哪一条弄堂里，则谁也说不清楚。晚报的文敏曾经被新华书店的同志领着去过一次，但是一出来就忘掉了，因为要转很多个弯，要经过一段幽暗的楼梯。但是她还依稀记得古旧书店仓库附近有一家幼儿园。
初夏的一个上午，晴天，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里转来转去，找寻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向他们打听古旧书店的人。有好几次，我回转到清泰街488号。那道断壁静静地立在初夏的太阳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此刻，我说不定是古旧书店最后的见证人之一呢。
我一位报社同事早年曾跟随他的伯父到过古旧书店多次，与严宝善先生相熟。据他所说，严宝善先生鉴别起古籍旧书来很有一套，他闭着眼睛翻一翻，听听纸张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书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讲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随后就可以告诉你这本书的所有特点，目前收藏在哪家图书馆或者私人家里。现在，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临近中午，我在茅廊巷农贸市场的人群中转悠时，被一阵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这也许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儿园！我一阵惊喜。在幼儿园东侧的一道楼梯的入口处，我发现了一只木板钉起来的信箱，上面用毛笔写着：
严衙弄8幢东四楼
杭州古旧书店仓库
楼梯很长，笔直地通往三楼。我走到拐角处时，楼下的吵闹声听不见了。再转一个弯，我便看见了那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弹子锁。整个楼层一片寂静。
透过铁门，我看见里面的走廊上还装着一扇较小的铁栅栏门，虚掩着，门梁上挂着一件青布长衫。
我有点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废的院门前。但是我还是敲响了那扇铁门。
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从小铁门后面闪出来，用一种疑虑的目光打量我。
“这是古旧书店吗？”我问。
老先生点点头，问我找谁。
“我找严宝善先生。”我说。
他说严老还没来上班，叫我下次再来。他一说完就想转身。
“能否把门开一下，”我赶紧喊道，双手紧紧攥住栅栏门，“我想进去看一些旧书。”
老先生又一次回过头来，说他们正在搞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
我再次恳求让我进去，我说：“我马上就出来。”
先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的面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从遥远的年代里射过来。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钥匙走过来，和我面对面站着。然后他的手从栅栏里伸出来，“咔嚓”一声把门打开了。
我侧着身子进去，跨进那扇小铁门。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看见走廊上摆着一张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摆着两本线装《汉书》。
老先生指着这套旧书说：“已经不全了。”
这使我想起解放前后，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门富家把家中的古籍旧书当作废纸出售的情形，它们有的被送进了造纸厂和扇子厂，还有很小的一部分则被严宝善这样的掠贩家（藏书家中的一类，其余四类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购走，才得以幸存下来。1953年，严宝善从某书肆购得一批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吴煦后裔家中流出来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后来被史学界称为“吴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随着我走进一间仓库，里面摆着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旧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尘土，整个房间有一股浓重的旧书与灰尘的味道，使人鼻子发痒。经历了无数历史烟尘的这些古籍，如今静静地坐在这里，与研究它们的先生们相伴，它们今后的去向又是哪里呢？我寻找了它们这么久，如今面对面了，然而感觉依然是那么遥远。
老先生一直跟着我，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但他每每都是三缄其口。
我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出来，我大概刚走下三级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
古旧书店仓库底下是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种是那么年轻，另一种则是那么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种的生命更为长久一些。
回来途中，我又一次经过了清泰街488号。清泰街改建以后，这里将成为繁华都市中的黄金地段，它潜在的经济效益将吸引许许多多具有经济眼光的人。古旧书店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旧书是要贴钱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晚上我们睡觉，天明醒来发现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献是每位学子的基础课程，现在则成了阳春白雪，成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我想起了严宝善先生，这位上半个世纪就已成长起来的博学之士，说不定已是杭州最后一位真正的民间藏书家了。有一天，当他从那个近于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在喧闹的街上低头疾走的时候，又有谁能认出他，并且理解他的内心呢？当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当时间将他和他的那些“书友”们统统淹没的时候，还有谁会记起他们吗？
1995年7月
【温驯的抽象生活】
——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的旋转门，一眼就看见了让…菲利普·图森。
进酒店之前，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武林广场逗留了一会儿。人们在广场上朝各个方向走着。我在一只花坛的边沿坐下，让时间悄悄流逝。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白天，没有太阳，有点冷，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个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比利时小说家、电影导演——让…菲利普·图森。也许还等待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图森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图森。他是那么高大，和我握手的时候不得不俯视着我。因为谢顶和脸上的皱纹，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是啊，他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变的是他的目光，那么温驯，还有他的若有若无的浅笑，这些使他看来像一头绵羊。办好入住手续，我们鱼贯走入电梯。到了十楼，我们又鱼贯而出。进了房间，图森说，他要睡一会儿，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练习写作的时候，图森正在法国崛起。罗伯·格里耶称它的小说为“叙事体的抽象派艺术”，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出版于1985、1986、1989年。世纪将尽时，他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1997年初，我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浴室·先生·照相机》的中译本。这是一本诡异、独特的小说，简洁而深奥，你从中仿佛看到了本质的东西，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它们让我深深地着迷。
图森在休息。我们围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商量图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绍一下我们吧：诗人兼民谣歌手杨一，他是图森中国之行的“三陪”，已经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划人陈侗和鲁毅，他俩三天前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一路陪同图森；小说家黑城，还有就是我，是图森浙江之行的义务接待者。我们都是图森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围坐着抽烟，烟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站起来，跨过烟灰缸，拎起水壶给大家倒水。后来，朋友阿强和黄石敲门进来。
下午四点钟，图森从隔壁房间跑过来。他的脸上留着两道刚刚睡醒的痕迹。我们动身去西湖。
湖滨游人如织，湖水笼罩着迷蒙的雾气。六公园的露天茶座坐满了人。我们把两张空桌子并在一起。服务员给我们泡上茶。我们斯斯文文地坐着，面面相觑。我们的外语水平只够跟图森寒暄，可总不能老是寒暄。于是只好沉默着。有时图森的目光会和我相遇，可是又迅速地飘走了。他的神态中没有激情，也没有好奇，有的只是止水般的平静。最后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停留在桌面上：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庞大的情爱舞台，一对对飞虫落在上面，奋力地交媾着。之后它们分开，一只精神抖擞，另一只则气息奄奄，哪一只是公的呢？我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并开始争论。
图森的脸随着天色变化着，就像面前的茶杯里的水。后者从浅绿变成微红，再变成深红。天色终于黑透，又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五点半的时候我们起身，沿着湖岸走到少年宫，再走到望湖楼。白堤上的灯已经很亮了，映在湖水里，波光闪烁。下班了，北山路上人流车流交叉涌动，此刻他们挤在一条马路上，目光急促，表情匆忙。一位交警在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没有目的地，没有心事，我们踱着细步。我们暂时地逃离了那种紧张、乏味的生活。遗憾的是不能经常这样踱着步。快要走到断桥时，我们往回走。北山路上打不到出租车。我们一直走到保俶路上的潮香宫，还是没有空车。继续往前，走到蓝宝大酒店门口，然后傻傻地等在那儿。酒店门口的大龙虾吸引了图森，他拿出照相机，叉着双腿，反复地瞄准。
晚上六点半时我们回到雷迪森。在三楼的一个包厢里吃饭。图森已经会说几个中文词语，他把“干杯”叫做“屁股朝天”，意思是把酒喝完，一直见到杯底（屁股）。“干杯”的法文发音是“亲亲”。亲亲！我们举杯，然后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我们去一个叫“天上人间”的酒吧。迟钝的木门推开了，我们鱼贯而入（请原谅我第三次重复这个词，我自己也痛恨，可是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屋里光线昏暗，人声嘈杂。我很少上酒吧，因此眼睛隔了好几秒钟才开始适应。一名男服务生迎上来，鞠个躬说，先生晚上好。服务生的背后，有一条长长的吧台，吧台前人们神情恍惚。这是一个暖昧的地方，模糊着梦想与现实的界限。我们沿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我们人多，服务生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人刚坐下，啤酒就端上来了，二十杯，泛着泡沫。每人都喝了口啤酒，心满意足地放下，咂吧着嘴。图森慢慢舒展着额头，眼睛像夜狼一样越睁越大，不久便开始散发出幽蓝的光芒。亲亲，他朝我们举起酒杯。
我们——黑城、黄石、阿强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都写过多年的小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都不能经常写了。是的，是不能。不过，这是暂时的，我往往一面这样可耻地安慰自己，一面过着温和而平庸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热爱着从前热爱的事物。
十点钟，三个上海来的打扮入时的女孩加入进来。黑城说，她们是作家。哦，多么年轻的作家。女孩作家坐在图森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她们声音婉转，表情热烈，眼睛忽闪忽闪的。图森很快就被逗得容光焕发，一面报以微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我酝酿已久的有关文学的话题，始终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想和图森作些交流的念头慢慢熄灭了。
明天还要去绍兴。十二点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天上人间。图森、杨一、陈侗、鲁毅回雷迪森。黑城、黄石和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黄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老婆没回家，我没带钥匙。黄石说。于是我们又去了另一个酒吧。一直泡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图森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冷漠、迟钝、轻率、孤独、无所追求。《浴室》中的“我”在浴室中过着“平静的抽象生活”，他整天泡在浴缸里，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