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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就是说，这种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只是传统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与西方历来把道德政治思想建立在学术之上（典型的如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不同，中国传统只有在预先设定了道德政治立场之后才谈得上学问（“天德良知”）。而中国传统道德又是立足于情感（或“情理”）之上、以“诚”“信”为本的，更是不容学理和逻辑有自由施展的余地。因此，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历来只是道德（及道德情感）的附庸，而由于道德的政治化，也不能不是政治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正由于这一点，这种学术哪怕表面上“独立”了，实质上也只不过是对其依附对象的暂时的悬置，而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如西方对形式逻辑的尊重实际上含有对“神圣逻各斯”即普遍理性的信仰的成分）。人们在学术上所关心的，还是传统儒家经典的训诂正义（如朴学）。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学人眼里，一谈“学术凸现”就是“国学凸现”的缘故。研究老古董既可避开现实敏感问题，又可曲折地标榜自己对待现实的道德态度，凸现自己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这对于传统型的中国文人的确不失为在现实理想受挫的情况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至于作为纯粹思想探索的学术研究，以及动用纯学术来进行思想上的开拓和突破，则是中国传统学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所以“思想和学术分裂”一说只不过表明了中国学人在九十年代的一种主观心态，而事实上，道德政治化的思想和依附于其上的学术从来都没有什么“分裂”，而只有“隐显”之别。这真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悲哀。
我以为，当代中国学人的要务并不是如何（及是否应当）把学术和思想分开的问题，而是如何（及是否应当）超越旧的学术思想而开拓新的学术思想的问题。所谓“新的学术思想”，不仅仅指它的内容，而且也包括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不再单纯把学术看作思想（道德政治思想）的附庸，而是将严格的学术作为思想本身内在的风骨，它引领思想的灵魂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成为立足于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学术是思想的自律，只有自律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有超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它当然也包含有道德政治的内容，但又不止于这些内容，而是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和审视；因而它是超功利的，但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它直接关系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前理解结构”。从历史上看，人类一切曾经有过的思想在学者眼里都已经成为了“学术”；就当下来说，没有一种学术不是同时也在表达着一种思想。学术对现实的超越其实是对现实的深化，即深入到了人心和人性的普遍现实、深入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即“时代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它的前面充满了未知数，是根本不可能用一种封闭的、内部一片混沌的思维框架（天人合一、天道有常、五德终始等等）来把握的，而必须精炼我们的思想武器，用一种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锐利而轻灵的逻辑理性来刺穿现实的表层，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趋向。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范。
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的学术思想，就会迫使我们克服中国人历来健忘的毛病，而认真研究和冷静分析我们的传统和历史，包括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被动挨打遭受屈辱的历史，不是停留于义愤和仇恨，而是找寻出规律和原因，不是沉浸于“要是当初不……，那将会……”的可笑假设（如同祥林嫂的口头禅：“我真傻，……”），而是力求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样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思想的探讨和成长。黑格尔曾提出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我以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因为这些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而历史科学根本说来是隶属于哲学的。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历史和哲学的关系。只有在哲学的眼光中，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因为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说法，所谓历史并不仅仅是编年史和史料史，而是历史的意义的历史，不是外在器物的历史，而是赋予这些器物以意义的人的发展史，而这些单凭自然科学的实证眼光（通常所理解的“学术”，即客观定量化的“死学问”）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反过来，也只有在对历史发展的思索中，哲学和深刻的思想才有可能形成起来，并对历史具有超越性，才能产生真正的“新”思想。所以恩格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哲学的修养，除了学习哲学史以外别无他法。那种自以为不读前人的著作，只凭一个晚上的冥思苦想就能构造出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说梦。从智力上来说，今天的人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你能想到的，前人在数千年间必定也有人会想得到。今人之所以能超越古人，并不在于个体天才的超常发挥，而主要在于今人有条件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更远、更全面、更深刻。所以，那种天马行空、师心任性、玄妙高蹈而不留痕迹的“原创性”思想，我总觉得不像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思想。真正站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哲学家就是那种善于站在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其他哲学家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的人，一个人只有达到了这种境界，才有可能提出自己原创性的哲学思想。
网文与官文
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现代汉语中充斥着官样文章，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大都是些报章社论和会议报告的语言，一个中学毕业生甚至大学毕业生只会说官方新闻联播中的套话，连最起码的日常应用文字都应付不了，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了。不过现在情况应当有了极大的改观，因为一种民间的、青少年自己创造出来的网络语言和文字悄悄地侵入了现代汉语的神圣的地盘，大有与官方语言分庭抗礼之势。这种网络语言通常是随着个人电脑和网吧的普及而在“聊天室”之类的场合形成起来的，它的前身就是在市民社会、学生青年、工厂小伙之间及营业员和售票员口里的日常闲言杂语，它不需要任何文化积淀和语言修养，只需要伶牙利齿和头脑机敏。这种市井语言以前从来都需要施耐庵、王朔一类的作家们在其带有叛逆性的作品中加以挖掘，但到了今天，一旦和高科技的电脑结合在一起，它就拥有了自主的力量，从以往被压抑在“沉默的大多数”之中的自生自灭的流失状态一下子自己冲进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作为对官方语言的逆反和解构，它甚至对现代汉语本身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蔑视一切历史积淀和意义关联，对词语随心所欲地进行疯狂联想，为了给这种联想扫清道路，在语词操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从汉语本身的文字中心主义向语音中心主义偏移的倾向。任意两个语词，只要说起来顺嘴，就强行联系在一起，而不管它原来是哪两个词，这两个词有没有联系。它不是为了写和看，而主要是为了说和听，为了通过畅快淋漓妙语连珠的喷吐，既解除说话者内心的压抑，又润滑听话者生锈的脑筋。这是一种由文化不高的下层百姓和青年学生所惯常使用的油滑的文体，正因为文化不高，所以他们强烈地倾向于将文化时髦化和将时髦文字化。如大量引进外来语（主要是英语，如“扮酷”、“作秀”、“苹果派”等等）和港台用语（如“这样子”、“搞定”、“哇噻”等等），在汉字中夹进汉语读音的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7456”———气死我了，“TMD”———他妈的等等）。这种语言只求一时的痛快和显摆，不求留芳百世和扬名天下，因此通常都是匿名的和化名的，也是短命的。作者蓄意使用这种文体，是为了实现语言的“狂欢”，这种语言的狂欢是对纯正汉语的践踏和解构。
汉语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语言，这种奇特不仅在于它的文字是几千年一直保留下来的象形文字，而且在于由此导致的文字和言语的分离，这种分离大体上也代表了官方和民间的分离。虽然汉语通过不断地从民间话语中吸取营养而使自己发展和丰富起来，但从汉语走过的几千年道路来看，它也随时都面临着被“狂欢”解构的威胁。因为汉字本身的结构性和自足性使它缺乏一种灵活，不适应民间话语和各地方言在语音上的变动，于是需要假借同音字来进行写作，给后人训读古代文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一套独立的注音符号（特别是汉语拼音）被发明出来之前是无法解决的。尽管如此，历代的学者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澄清文字的沿革（音韵训诂、“小学”），为的是无论如何牢牢抓住文字本身的语言本体，以维持我们这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使之不被语言的无政府主义狂欢解构掉，但最终却使得文言文本身变成了少数人的专门学问，除了在官方和官僚化了的文人之间运用外，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语言狂欢的最后胜利，语言返回到了它日常口头语言（甚至方言）的起点，传统的“官文”遭到了解构甚至彻底抛弃。但这种狂欢仍然有其在文言文中的基本素材，而在它自身走向规范化和纯粹化的途中，现代注音符号给我们带来了古人所没有的极大的便利，免除了用汉字来“依声托事”（转借）所产生的麻烦。然而，有了这种条件，白话文又一次顺利地孵化出了新的“官文”，而民间则仍然有一股强大的狂欢和解构语言的倾向，以至于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五四激进分子在当年所提出的“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极端主张已大有付诸现实的趋势。这就不能单从文字学上找根源，而要追溯到文化心理和国民性了。
其实，正如现代“官文”是中国人一向将文字视作政治统治的工具的传统惯性的产物一样，语言的狂欢也正是国民性中解构一切、回到原始混沌状态的“痞子精神”的一种发泄（与王朔类似，但王朔在语言上还是比较严肃的），它本质上不是个人独立精神和创造性的体现，而恰好表明了个体人格的模糊和崩塌（你我不分），个人的聪明机智只在抓住眼前流行的现成素材加以机会主义的运用之上有所发挥，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混迹于时尚潮流之中的世故和精明。在当代，中国人的这种小聪明已达到了极致，它不仅被用来满足口舌的夸夸其谈和“侃”的欲望，而且被用于广告语以获取经济效益（如药品广告“咳不容缓”、“专心治痔”之类），其结果是语言的垃圾化。语言的垃圾化体现的是人的垃圾化，人对语言并没有真正的创造，而只是随声附和，恶性繁殖，一切人都是一切人，混沌中不能构成任何有序，任何语言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这实际上是语言的沉默和灭亡。以这种方式固然可以形成对官方语言的冲击，但不可能有真正的实质性的语言创造。当今网络世界把人从话语霸权下解放出来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利用这种自由空间只能产生大量的语言垃圾，那就太没劲了。
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人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螅嫉淖畛跄羌改辍Ｄ鞘斌｛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齡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分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別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
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 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销），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烕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伹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巳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但根本没有人听。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査看。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于，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于（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