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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象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降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象是鸽子笼，又象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要是下雨下雪呢？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