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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示能够接受他的解释，但却产生了一个疑问，音色有什么意义呢？当这些
音色互相间打散了关系，孤立地响起的时候，它不也成了一种单纯的声音？当然，
那位解释者说，这部作品中的单音之间是有着逻辑的关系，是从和声，调性，音列，
或者反和声，反调性，反音列等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这就又需要一番解释。
可是，不就是要我们欣赏音色的吗？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还是在这里，这些
乐器的声音于我们的欣赏有何意义？这声音和汽笛的鸣叫，婴儿啼哭，流水淙淙，
或者一件重物从地面上划拉过去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它甚至可说是更无味的，那些
日常生活里的声音，可能唤起我们对某一个具体嘲的记忆和想象，可它能唤起什
么呢？什么都没有。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声音，还是一种后天的人工的声音。它的
材料性质的，和现实无关，为了制作另一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它脱离了上下左
右的联系，孤单地呈现的时候，疑问就产生了，它究竟要我们欣赏什么？
我说它是后天的声音，是因为它所从属的旋律，甚至和声，看上去要比它更具
有自然的形貌，它们和现实的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比如歌唱。而乐器的音色，
则是经过理性归纳，分析，总结，再制作的声音，它就像语言和字词的关系。所以，
我就有理由说它是生而从属于音乐，是材料的性质。这也像是建筑大厦的砖瓦，当
它在建筑里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砖瓦的形貌越是缺乏特色，就越有创造
的可能性。西洋乐器的音色就是一种极少特色的砖瓦，这也是它在音乐生活里的进
步，它将个性的特色降到最低限度，因而有了极大的创造功能。就这样，它就成了
一种必须处于某种形式的声音，并且受到这种形式的制约。当它处在那样孤独的状
态，即便是全场切光，凝神并息，我们又能听见什么？我们并不是乐器制造师，也
不是音乐学院教师，有义务检测音色的质量。
音乐的革命者在这几十年内，致力于将音乐从音乐中解救出来，在这全场切光
的时刻，音乐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它打散了自己，让自己回到材料的状态，这些材
料是为了什么理由要求我们聆听？我们为什么要聆听单纯的音色？在这个颠覆的时
代里，我们大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就是说，这些音
色，才是音乐，真正欣赏的对相。可是我们听着这些孤独的音色，只有回想起它们
曾经有过的灿烂的业绩，它们在宏伟的交响音乐里的表现，才能认清它们的面目。
难道我们今天走进音乐厅就为了这个：缅怀？
1998。12。1 上海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
问我对自己小说形式变化的预测，不，不，这不能预测。对我来讲变化只是需
要，本能的需要，不是理性的。别人看来，我的小说形式变化很大，我自己则感到
太自然不过了，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创作不同于其它工作，是靠想象力吃饭的，
所以每次要努力创造不同的东西。不同不是问题，如果一个作家老是用同一形式编
同一个故事，那么他的创作生命也就萎缩了。我写小说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小说是什
么，写的时候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只能按着自己的需要写下去。
说我的小说跟张爱玲有点像，不，我觉得不像。现在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写得好的就说是学张爱玲。对张爱玲评价这么高是否恰当，应该研究一下。张爱玲
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写小说了，但她对文字还是热爱的，于是研究了《红楼梦》，还
将《海上花列传》译成了白话文。我则不同，我始终保持对虚构故事的热爱，从没
中断小说写作。说我比张强不好，说弱也不好，总之我觉得不像她。我对她有一点
是认同的，即对市俗生活的热爱。
我成功吗对，我比较成功，比较满足。遗憾不，我没有什么大遗憾、本质的遗
憾。
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
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
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
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上海女人现实，比较独立，可以共患难同享福，这与生存环境比较困难有关，
上海已婚女人都走上社会舞台了。优雅不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女人只是先锋，洋化而
已，并不优雅，优雅的女人在闺房里才存在。穿着高跟鞋“笃笃笃”跑到大街上抛
头露面已是很可怕，很粗俗了，怎么谈得上优雅呢白领女性并不优雅，她们的微笑，
礼节，装束，只是社交上的装备罢了，白领被公式化了。这是很残酷的，女人要独
立，就不能优雅。优雅现在已变成广告词了，而我对这个词是很认真的。
我怕年龄增长不，不怕，怕了也无济于事，干吗怕，我以为最好的态度是热爱
每个年龄段。
我的生活并不像有些人想像那样累其实我很闲适。早上吃了饭便写作，写到中
午，下午看看书或逛街，晚饭后同普通女工一样躺在床上翻翻书、看看电视，我喜
欢过这种很平常，很简单的生活。年轻时有些不同，没事也把自己搞得很紧张，显
得有活力，现在则喜欢思考问题。
我每天都逛街，也关注时装，我喜欢那种表面看随随便便，有点邋遢，仔细瞧
又很好看的服装。服装穿得好看，是一个女人的天赋，书读得多不一定有用。
说到吃，我还是喜欢日本菜，每一味都辨得很清楚，不混杂，中国菜则有点混
了，上海菜烂熟烂熟，太混。当然最好吃的还在家里。
世俗的张爱玲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
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
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
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
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
“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
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
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
《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
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
“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
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
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
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
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
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
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
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
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
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
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
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
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
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
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
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
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
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
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
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
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
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
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
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
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
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
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
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
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
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
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
“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
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
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
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
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
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
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
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
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
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
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
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
“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
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
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
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
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
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
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
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
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
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
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
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
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
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
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
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
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
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
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
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
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
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
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
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
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
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
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
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
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
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
事，有了人形。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
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
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
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
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
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
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
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
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
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
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
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
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
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
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