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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名将之路谭纶和戚继光都是明朝时期有名的大将，为大明江山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名将领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正是由于张居正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保护和支持，才成就了这两位将军的英名。
第一件体现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事例就是他对蓟辽总督谭纶和戚继光的政治支持。在讲述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张居正当政之前，明朝的国防体制。毫无疑问，整个明朝政治的重中之重就是国防。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明朝自从开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外患问题，因此明朝的制度几乎随时都是战时的体制，以防备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战争威胁；另一方面，明朝的首都北京处于国防第一线，很容易就会被入侵的外敌进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搞好国防建设，就别想谈其他国家大事。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朝为什么会把首都建到国防第一线上去？那不是给敌人的入侵提供方便吗？这里就涉及到了明朝的国防体制问题。其实，大家想一想也不可能，哪个统治者会将自己的老巢摆在最危险的地方呢？在明朝定都北京的最初，北京并不是位于国防第一线上，因为在它的外围，既有万里长城，也有长城内的国防重镇——九个著名的军事重镇，它们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在这九个镇中，让明朝统治者最担心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而其他五个镇都不怎么需要费心，因为一方面河套的敌人势力一直较弱，另一方面太原又在长城以内。在那四个让明朝统治者寝食不安的军事重镇中，又以蓟州最让他们放心不下。
本来，这个地方在最开始也不是那么让人费心，只是在撤去了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这三个地方的防卫之后，蓟州的处境才变得危险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三个关口在明朝与鞑靼交界的边城上，而蓟州却在长城外，敌人只要越过这三个关口，就可以长驱直入门户大开的北京了，蓟州实际上等于是形同虚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北京处于明朝的国防第一线。至于东边的其他几个军事重镇，由于它们的外面有山险可守，因此都没有蓟州的防务那么艰难！
在这样的国防体制下，明朝除了加固北方长城和长城以内九镇之外，还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设立了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它们分别简称为蓟辽总督和宣大总督。这两个职位的设立，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仔细考察一下它们的地理位置，大家可以发现，它们无异于北京的左、右两翼，对北京形成犄角保卫之势。有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位总督的地位自然就高了：兵部左、右侍郎出任蓟辽总督、宣大总督；两位总督入京，则是兵部尚书。这样的体制安排，体现了『政府』对蓟辽、宣大的重视。
尽管上面的国防体制安排已经比较恰当了，但是却唯独没有想到要恢复总督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的大宁。因此，明朝的国防总是在这里出问题。其实，早在隆庆五年，当时的蓟辽总督刘应节就曾经上疏说：“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这个上疏里，刘应节一共提出了上中下三个计策，其中的上策就是要恢复大宁，中策是将三十万军队分列屯军于边境，下策则是选兵十七万，将之训练有素，也可以苟安。
在他看来，只要恢复大宁，就能缩短东北的国防线，进而给北京的外围增加好几重的军事屏障，就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国防力量。虽然他的计划是很符合国防需要的，但是明朝自从明成祖撤消了大宁的国防建制之后，『政府』就再也不想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明朝国防体制上的重大失误。
在恢复大宁的军事建制无望的情况下，明朝国防的中心就转到了蓟州。在明朝『政府』看来，只要能够搞好蓟州的防务，用这里的军事力量抑制住想要从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入侵的敌人，同样可以防御外患。因此，明朝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就非常重视蓟州的防务。后来当上了兵部尚书的杨博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就上疏言明蓟州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
他的意思是蓟州是国防中最重要的环节，一面要驱逐大同的外敌，另一面则要守好黄花、古北诸要害，这样就可以防范外敌入侵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当了兵部尚书依然没有改变，在隆庆五年，杨博也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均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他看来，言官们所说的守边墙是怯弱的意见听起来好听，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墙内御敌的危害更大。他认为必须严守蓟州，方能保证国防的万无一失。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隆庆元年得到了印证！
隆庆元年的九月，鞑靼的首领俺答从大同入侵，一路攻占了石州、交城、文水。可这并不是最紧急的战事，就在西部战火突起的同时，土蛮进攻了蓟州，纵火劫掠了昌黎、卢龙，侵略者一直打到了滦河。如此一来，北京就再次面临着战争危机。就在紧急之中，穆宗下诏召集大臣商议战守的问题。在这次商议中，当时已经是工科给事中的著名大臣吴时来上疏推荐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三员大将，主张用这三位平定南方倭寇的大将坐镇蓟州，抵御北方的外敌。他的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了同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吴时来跟张居正同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自然会支持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因为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的确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将才，让他们去镇守北方边境，是大多数大臣都赞同的。
吴时来的上疏得到批准后，原为两广军务总督的谭纶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则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统管所有的总兵官。张居正和这两位将才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去世以后。至于张居正当政时期，他们两人更是得到了重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时谭纶还当上了兵部尚书。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对他们作为一流将才的赏识和重用，他们的合作关系也不会持续这么久！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张居正和吴时来的眼光的确超人。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比较，很快谭纶就对蓟辽的军事状况，尤其是明朝军队的素质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在一个上疏中反映了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之道：“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谭纶看来，蓟辽军队的士兵老弱，大将分散，因此必须加以训练。可是训练却存在着四个大的难题：其一是训练三万人的骑兵每月花费太大；其二是有人非议将南兵与北兵间杂训练的方法；其三是有人会对严峻的军法制造谣言蜚语；其四是担心士兵难以做到失败却不气馁。在这样的情况下，谭纶自然需要得到张居正的帮助了，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军事上的改进就能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辅助。
对于谭纶的一切需要，身在内阁的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切的困难都帮助其解决。这样，谭纶的北方练兵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举例来说，谭纶提议增筑抵御敌人的堡台，张居正立即就回信答应了要求，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审慎意见：“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张居正的意思是：谭纶所说的筑台一事，立即就办理，只是还有些疑问需要弄清楚。他不明白，守台的五万人应该怎样防守，是聚守还是其他？为此他提出了疑问。另外，他还觉得所筑之台显得太过狭小，是否能够容纳五十人以及军器粮食等物资。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在知道部将所需之后，立即予以帮助。不仅如此，他还仔细地询问相关事宜，不耻下问，努力与部将一起干好国防事业。
除了解决谭纶的问题，张居正对于另外一位爱将戚继光也是照顾有加，对于他遇到的政治问题，也是极力帮助其解决。那么，戚继光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呢？上文说道，戚继光从隆庆二年五月起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军事，统管三镇的总兵官。可是，政治上的安排很多时候都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戚继光总理三镇的事情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戚继光虽然总理三镇军事，可是他只能训练三万兵士，可那三个镇的总兵官一共统领着十万人的军队，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让戚继光怎样去总理三镇？事实上是无从总理和节制的。因此，戚继光到任后不久就上疏说：“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音同“尤”），臣安从展布？”意思就是在抱怨自己的为难处境。的确，明明有三镇的总兵官，现在又来了个节制总兵官的总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张居正看到戚继光的上疏后也很忧心：设立总理节制三镇总兵官是为了加强监督和军事训练，可是却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冲突。一时间，他也没了主意。幸好，这个时候突然得知蓟辽总督谭纶对蓟州镇总兵郭琥不满意。于是，张居正就将自己的忧心告诉了时任兵部尚书的霍冀。霍冀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戚继光的问题迟早得解决。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蓟辽总督谭纶不满郭琥，那就把郭琥解职得了。那谁来坐郭琥的蓟州镇总兵位置呢？很显然，自然是戚继光了！他这样一做，张居正也很满意，满以为自己为爱将解决了一个难题：“戚继光不是觉得自己的兵不多、没有实权吗？这下就给他实权。”
然而，张居正开心得早了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得到的关于谭纶对郭琥不满的消息是假的，与此相反，郭琥却是谭纶的一位得力大将。张居正和霍冀的做法，实际上让谭纶、郭琥感到了委屈。而戚继光也因为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任一镇的总兵，尽管增加了实权，但毕竟职位降低了，因而也觉得委屈。这一来，张居正对自己的爱将就犯了一次出于爱心的错误。怎么办？这时候，张居正一个人担起了责任，努力地进行补救。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给谭纶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一方面在向自己的爱将细心解释，一方面也在将损失弥补回来：“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在这封信里，张居正解释了自己所谓处分戚继光的原因，是因为听信霍司马说谭纶不满郭琥，因而才导致问题发生。现在虽然给了戚继光实权，但是却有损他的体面。因而，张居正写信问询谭纶应该怎么办。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承认了自己处理戚继光的事情太过仓促，因而没有处理好，希望谭纶能够在上疏中说清楚原因。现在准备让戚继光既当总兵，也当三镇的总理，以使对戚继光的重用实至名归。
仔细阅读这些信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张居正当时那种既急着解释又急着挽救的心情。他肯定担心自己的好心办坏事会惹得爱将的不满，因而信中的语气极尽小心翼翼。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对于真正将才的关爱和维护之心是十分真挚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这种爱护将才的心胸，这些将才怎么能够为保护国家疆土竭尽全力？明朝的国防又怎么能够变得强大起来呢？
经过张居正的努力挽救，戚继光最终既成了蓟州镇总兵官，也同时官复三关总理，专门负责练兵事务。他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私人的动机，在给谭纶的一封信中，他希望谭纶“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如此的关切，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为国家争取一位良将，以保卫明朝的疆土。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居正对于戚继光同样是庇护有加，尤其是在协调戚继光和北方将士的关系上，张居正可谓是颇费心思。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写信给友人，叮嘱其代为协调：“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张文忠公全集·答凌参政》）这封信里的凌参政就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凌云翼，他们关系一直很好，因此张居正就托他“调适众情，消弭浮议”，好使戚继光能够放开胆子做事，以“有裨于国家”。因为在当时，有人已经开始嫉妒戚继光了。而在张居正看来，戚继光的才干绝对不是只适用在南方，同样可以在北方发挥。
有着这样的政治支持和关护，戚继光自然为国甘效犬马之劳了！他在镇守蓟州的十六年中，使整个北方边境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外患，不可不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如此评说：既是由于戚继光的武功，也是由于张居正的用人得当与极力帮助！
名将胜似长城边防的稳固，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兵将领的才能。神宗时期，明朝的边患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一些汉『奸』得到了鞑靼势力的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信任和支持深悉敌情的著名边防将领王崇古，最终不仅消灭了汉『奸』，而且取得了对外关系的改善。
在讲完了第一个事例之后，我们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