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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仍然没有忘记继续整顿学政，他在一封信里如此说道：“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看来，张居正知道自己的改革得罪了人。然而，他的这封信，已经讲出了他的决心：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打破得失毁誉的担心，干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振作明朝国势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十讲 名相式悲剧：谋国与谋身的失衡
张居正是一位功业卓绝的改革家，也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却受到清算，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为什么张居正的身后事如此的可悲？
国之后事与身之后事
张居正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而且重病缠身，精力也越来越不好。他已经到了需要处理身后之事的时候了。然而，作为首辅的他不仅需要处理身后之事，而且需要处理他去位后的国家之事。这样一来，年近六十的张居正只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鞠躬尽瘁了。
俗话说得好，人食五谷杂粮，岂会不生病？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的张居正。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时，张居正已经五十七岁了。那年的夏天天气极为闷热，加上首辅繁重的公务，终于使这个精力过人的老人倒在了病床上。
按理说来，这时的张居正完全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或许是老天爷也舍不得这位治世的能臣吧，一方面年少的明神宗断不肯放他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大事也的确让张居正不能释然而去。
他只好拖着虚弱的病体，继续呆在首辅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些国家大事让张居正放不下心呢？不是说，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和富庶时期吗？难道张居正对这样的结果还不满意？的确如此。
大明朝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兴盛。然而，这只是一些微小的改进。对于积弊已深的大明朝来说，要改革的事情还很多。并且，在一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又来了，比如外患问题的变化，比如内阁人选的增定等等。年将耳顺的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偶尔有退休的想法，也不可能真正释怀退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用病体与那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国家大事搏斗到底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
大家应该还记得，张居正上台后进行的所有改革，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个方针进行的。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这个方针既是张居正个人的抱负，也是大明朝在当时所必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只有国家富强才能给军队的强大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队强大了，才能解决明朝政权最担心的问题——外患。可以说，明朝外患的严重史无前例，因为几乎在明朝疆域四周都有外族入侵。
外患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明朝的统治和安定发展，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自己就生长在外患问题最严重的嘉靖年间。亲眼看见京城几次戒严，明朝军队却兵败如山倒，年轻的张居正心中就下了解决外患问题的决心。等到他上台，经过十年的努力，整个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领导鞑靼从北边进攻的俺答，已经向朝廷投降。在大体上，明朝的外患问题此时并不明显。
然而，这只是在大体上。在局部上，外患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俺答归顺了朝廷，明朝的边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肯定会有一些人不服气，或者基于利益的驱使，觊觎着明朝的财富和权力。很显然，张居正也是了解这些事实的，他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他采取的是两手抓的方针：一方面，对于已经归顺的俺答，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他采取的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的方针；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胆敢进犯和造反的外族，他决不留情。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俺答准备修筑城墙，派人向朝廷请求提供人力和物力帮助。
这个消息传来，朝廷上议论纷纷，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主张给予帮助，有的则主张拒绝给予帮助。最后，这些人都来向生病中的张居正请示。
张居正认为，鞑靼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移，形成了极强的机动作战能力，可以随时采取进攻，根本没有被敌人围攻的危险。现在俺答准备筑城，我们完全可以答应他，因为他这样做是在自己包围自己，实属下策。
众人闻言，无不赞同首辅的英明。经过商议，张居正最后这样答复了俺答：“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也就是说，朝廷只给予物力上的帮助，人力上的帮助就免了！
办完这件事后，病中的张居正在名为《答宣大巡抚》的一封信里高兴地说：“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宣大巡抚》）这个问题很容易便解决了，可是第二年的一个问题又让张居正大费了一番心思。这一年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春天的时候，俺答死了。
张居正听说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他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俺答的死是小事，北边的国防才是大事！这些问题是不得不引起思考的：俺答死后，西部鞑靼的领导权应该如何归属？最让人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俺答的死，使西部鞑靼全部投向辽东土蛮的领导，进而和朝廷作战？
稍好一点儿的情况似乎是，俺答死后西部鞑靼有可能分裂，分裂后的西部鞑靼势力就更小了，就完全没有了跟朝廷作对的力量。
然而，他们的分裂也许对朝廷并不有利，因为辽东土蛮也会乘机扩展势力，这就对朝廷有害了。
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苦苦地思索着。最终，他想到了俺答的后妻三娘子。大家或许还记得，当初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才使得把汉那吉投降，最后造成封贡的成功以及北边的安定。
换句话说，只要北边还有三娘子，即使俺答死了，还是能够维持安定。况且，要想三娘子帮忙，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当年她入关进贡时，时任宣大总督的吴兑曾经赠她八宝冠和百凤云衣，让三娘子非常开心。从那之后，三娘子就成了朝廷和鞑靼友好邦交的红人。
可是，完全依靠三娘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底是谁上台接俺答的班。在这方面，张居正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也就是说，让这些有继承权的人先决个高下，等到局势明显了，再全力支持那个即位者。在俺答才死的时候，张居正命令沿边的督抚们对于各个候补者，分别都给予应得的帮助。不久，黄台吉即位的大局确定了下来。于是，张居正就向黄台吉表示支持其上台，但是同时要求黄台吉归顺朝廷，并告诉他说只有服从朝廷，才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经过考虑，黄台吉最后答应了这个条件。
那么，三娘子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张居正认为，三娘子的作用仍然是做朝廷和鞑靼交流的红人，替朝廷控制住鞑靼。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需要三娘子再嫁给黄台吉。然而，就在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便带着自己的部众走了。气急败坏的黄台吉认为三娘子及其部众都是父亲的遗产，只有自己才有继承权，于是就带着部队追三娘子。就在这紧急关头，宣大的总督也意识到三娘子的重要作用，于是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络绎不绝，不然的话，你也只是塞上的一个鞑靼『妇』人，那就没有什么恩赏了。”三娘子听完这话，就停止了西去的脚步，重新回到了“顺义王”黄台吉的怀抱。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又解决了，明朝又赢得了宝贵的边疆安宁。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张居正不能完全放下心来离去。首先是辽东的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簠（音同“辅”）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死亡了三百多人。兵败的奏章上到朝廷以后，曹簠被关进了监狱，四月份将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任了蓟辽总督。这次的兵败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在吴兑赴任后，写信给他说：“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蓟辽吴环洲》）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让病中的张居正牵挂的仍然是国家的边防。或许，所有的国家大事中，这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相对说来，内政方面，由于张居正从万历元年的努力，到万历九年时，已经没有什么太让人头疼的问题了。然而，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没有什么大事，各种杂务也够让张居正烦心的。如果在张居正已经病倒的时候，还出现一些关系重大的政务，那就更让病重的他劳形损神了！或许是老天爷故意跟能人作对吧，这一时期，偏还出了一些棘手的政务。
第一件大事便是『政府』机构的官员选定。可以想见的是，张居正又病又老，肯定需要考虑安排『政府』中的各级官员人选。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官员没选好，政治就会出现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在内阁方面，从万历八年以后，便没有什么更动了，内阁大学士除了张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人。
『政府』的六部人选基本都是张居正亲手选拔的，现在仍然是那些人，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十二月结束任期辞官了，因此需要人来接任。经过考虑，张居正最终让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了这个位置。
这个安排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按照明朝官员选任制度的惯例，要当上礼部尚书，必须曾经是翰林出身，可是徐学谟却偏偏不是翰林。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觉得不满。后来，靠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和威望，事态很快便平息了下去。这件事情，自然也花去了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大事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蠲除宿逋”。什么意思？就是说请求罢免以往的带征钱粮。按照当时的财税制度，如果一个纳税人上年还有没有交足的钱粮税，就连同今年的钱粮税一起征收。
本来，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开始实行考成法，国家的赋税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整顿。相应地，国家财政也有了很大的收入。到万历十年时，国家财政不说已经富足，至少也是入能补出了。因此，在张居正和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当时已经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可是，带征钱粮制度却大大阻碍了百姓们的休养生息。
关于这种制度的害处，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二月的上疏《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如此说道：“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指出了带征钱粮制度的危害。他先解释了带征钱粮制度在实际中的意思，就是“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这种制度是极不人道的，因为老百姓即使遇上丰收年，所收获的粮食也仅够交纳当年的钱粮。如果遇上灾年，当年的钱粮都凑不齐，家人饿死，哪里还有钱粮交纳上年的。这样的时候，征收钱粮的人为了完成任务，就将当年所收的钱粮虚报为包括了往年钱粮的，因此实际上减少了当年的收入。如此一来，一年接着一年的拖欠，就会越积越多，老百姓欠的钱粮也越来越多，只好疲于奔命。
如此看来，带征钱粮制度危害多多，必欲废止而后快！在分析了这种制度的害处之后，张居正还指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兔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一年就交该年的钱粮税，不再追缴过往年份的。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样也减少了征收机关的事务以及连带而来的吏治弊病。
第三件事情是平定浙江的兵变。这件事发生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皇帝的诏书裁减了浙江东、西二营士兵的月饷。士兵们不服气，于是就闹了起来。由于领导没有及时控制局面，使得两个士兵，一个叫马文英，一个叫刘廷用，聚集了很多士兵，闯进巡抚大院，捉住吴善言痛打了一顿。
更严重的是，由于士兵的造反，使得当地的一些无业游民也趁机哄抢市民，形成了“民变”的局面，情势非常紧急。张居正听到消息后，立即将已经内调为兵部右侍郎的张佳胤，改调为浙江巡抚，并派其立即赴任，平定动『乱』。
张居正没有看走眼，张佳胤果然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还在到浙江去的路上，张佳胤就向逃难的人打听消息，当知道“变兵”和“变民”还没有联合起来时，他立即快马加鞭，迅速赶到了杭州，期望在“变兵”和“变民”联合前将他们分开。新任巡抚张佳胤到杭州后，看见“『乱』民”在城中放火抢劫，就对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造反的士兵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有前面的罪过，要想赎罪的话，就得先把‘『乱』民’平下来。”这些士兵们在痛打吴巡抚后，本来就怕得要死。这下好了，他们立即拿上武器，上街对付那些“变民”。
没有多久，就捉住了一百五十个造反的无业游民。张佳胤下令将这些人杀去三分之一，同时把马文英和刘廷用召来“领赏”。这两人高高兴兴地带来了另外七个造反头目，都是事变的首领。谁知，徐景星在席间埋伏了人手，把他们捉住就地处决。就这样，浙江的“民变”、“兵变”得到了镇压。
以上便是张居正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中，解决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倒是处理好了，张居正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了！
他的病到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九月的时候，突然变得很重。张居正只好上疏，既感谢皇上对他病情的关心，也请假休养。明神宗得到上疏以后，派了文书官太监孙斌前往探病，带去了很多慰问品，但他还是担心张居正会因病耽误政事，于是又下圣旨叮嘱：“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意思就是要张居正在家里办理公务。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神宗不会轻易放开张居正，就算其病入膏肓，也要张居正为大明朝尽最后一份力。这样的情形从此时，一直到张居正死，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次。以至于每当张居正因为病重而请求辞去官位时，明神宗都会下旨慰留。
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张居正从生病一直到死，不止一次地上疏请求退休，其用意到底如何？是否就如其所说，只是由于自己年老体衰，已经不堪国家重任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促使张居正想要早些辞去官职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权力太大，恐怕会功高震主、权重欺君。在张居正的《杂著》中，他如此写道：“赵、盖、韩、杨之死，史以为汉宣寡恩，然四子实有取祸之道。盖坤道贵顺，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为人臣，止于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