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知道，如果这时自己不避开，无论高拱和冯保谁输谁赢，都会得罪其中的一方。因此，英明的办法是抽身离开、坐山观虎斗，如果高拱赢了，自己也不会失去次辅的位置；如果冯保赢了，内阁中只有自己资历最老，首辅的位置非自己莫属！
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成了最大的收获者。本来，按照政体的原则，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应该将内监的权力收归内阁，因而张居正就应该帮助高拱。可是，就算帮助了高拱又怎样呢？他一旦渡过这次难关，张居正又会成为他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治对手。因此，还不如坐视不管，心中希冀着高拱的失败。
对于张居正的做法，不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更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势分析。试想，如果当初张居正要讲同事、朋友义气，就等于是养虎为患，他日必遭高拱毒手，又怎样能实现他当上首辅，进行富国强兵改革的宏愿呢？
因此，张居正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是圣贤之人。或许，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振作明朝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四讲 谋国韬略：制度性变革
有些人是天生的权力热爱者，他们『迷』恋权力，甚至可以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张居正便是这样的人！他上台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局面？这个古老的国家，又面临着哪些急需医治的弊病呢？张居正一直希望手握重权，改革弊政，现在他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又能否成为一个改革弊政的能臣？
正臣僚而正国法
长期的隐忍终于给张居正带来了回报，内阁之中的大权已经由他独掌了。一般的政客，倘若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现有的权力。但是张居正不然，他可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胸怀兼济天下的抱负，怎么会满足于只是为自身计！手掌大权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匡扶大明，辅佐幼主的征程。
很显然，刚当政的张居正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刚刚大权在握的人，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开始，都会有大干一番的激情，这时的张居正也满怀憧憬地准备投入改革明朝弊政的行动中去；第二个方面，张居正刚一当政，就面临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需要辅佐年幼的明神宗。
在他面前的任务显得比较艰巨：既要改革以往的弊端，也要维持好现状，还要开创美好的未来。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勇往无前地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在一封信中，他说到自己面临时局的心态：“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张文忠公全集·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张居正才上台时的心态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他认为自己在国家大事发生重大变化时上台，只有抛却自身，全心全意为国事『操』劳才是正事。
有着这样的心态是不错的，但是万事开头难，怎样打好开始的一仗，对于以后接着就要开展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居正会烧哪三把火？最关键的第一把火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大力整顿纪纲，也就是大搞官员纪律建设。他为何会先从这里着手呢？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有嘉靖年间武备的荒废松弛以及隆庆年间政局的极度混『乱』，原因就在于整个官员队伍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纪纲的不振，也就是官员纪律不严明。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其实早在严嵩当政时期就已经上疏说到过。只不过那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因此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仔细考虑和采纳。现在，时代和情况都不同了，张居正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饬纪纲。
整饬纪纲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整顿官员队伍纪律状况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集中的纪律检查措施！因此，这里强化的是检察权。具体到明朝来说，整饬纪纲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所谓的“京察”。谁手里掌握着京察的大权，谁就可以整顿吏治，严肃纲常，从而达到净化官员队伍的目的。
此时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手中肯定掌握着京察的大权。因此，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七月间，也就是张居正当政之后，他就向明神宗上疏请求举行京察。张居正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改革吏治和优化官员队伍了！这次的京察，张居正仍然是依照了传统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京察，到这个月的中旬时，检查结束了。
这次京察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或许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具体讲述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隆庆六年七月十六日，由张居正亲笔写的明神宗下的诏谕，它可以看做是张居正宣告改革开始的一份宣言书：“……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勅保昕恶迹晌袢≈剑纳颗筚保良放胖酰铣闪宋抻茫讲髫憬菸胁拧０窈嵘鞒鸾淮恚焓钩⑼Ｖ轿顺汲瓯ㄖ剩奈钢劣诓徽瘢痪诺潞斡啥淌隆ｋ蕹醭写笸常钪虮自矗接笫萝铣靡岳宸兆牵盍儆仁迹庠蠓今澇蚣坝谥ダ迹芡志躔椒铮怯萌テ涮酰∈窘涑停嘟郧婉嬖胫肌越褚院螅渖芯啄诵模」酥埃慊乘揭载枭希愠致灰匝唬阋腊L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粥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张文忠公全集·戒谕群臣疏》）这个诏谕的意思是：神宗登基以来，在一些官员身上出现了投机取巧、呼朋唤友、相互排挤、谗言忠臣等不好的风气。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官员之间怨愤丛生，彼此争权夺利，严重败坏了清明的政治。神宗本来上台就要严肃查处这些事情的，只不过由于担心伤及无辜，因此只需稍微对之进行惩戒。从今以后，希望官员们不要怀有私心、不要拿着俸禄吃喝交游、不要谗言以『乱』政。辅佐的大臣应该主持正义、协调各种关系；内外官员也要恪尽职守；言官们也要敢于直言，明辨是非。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清明的境界，官员们也会因为这而福荫后代。如果在这个诏谕之后，还有官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自然会有国法惩治。
张居正的这份宣言是有分量的，他说到做到，就在这次京察的过程中，他就对几个“以言干政”的人严加惩处，免去了他们的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在对违法『乱』纪的人严加处治的同时，张居正对于真正的人才则是予以重用。在用人上，张居正的要求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一点，他是在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徐阶当初同样抱持着如此的用人理念，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在提拔士大夫上升。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士大夫，有些这样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况且，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出身大多数是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官员队伍的一大部分，在实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人却因为这个而对张居正心存不满。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不满，抱的是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说：“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是一心为国，也是为士大夫。如果自己的作为有不合于流俗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尽管有很多人不能体谅自己的用心，那也无所谓，但求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在国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急需人才的时候，张居正只有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才能真正地做到“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经过这一番大力整顿，加上明神宗的大力支持，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可以说，至少在北京城内，官员的纪律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撤掉了一些官员，也任命了一些官员之后，张居正已经为他接下来的大力改革做好了准备。要知道，要完成改革弊政的伟业，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用的，而是需要大量纪律严明、工作干练的官员，这就需要改革者在一开始就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这次京察的成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机制就改革的第一步而言，张居正是成功了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静，没有马上“乘胜追击”，试图实现大跃进，而是通过反思意识到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且在准备周详之后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二步，他也成功了。
在第一把火烧旺之后，一般说来，应该乘胜追击，继续燃烧第二把火。然而，做好了官员大换血之后的张居正并没有立即开展他的改革计划。
按理说，此时的张居正握有大权，既然已经有了改革的方针，就应该能够顺利地进行部署，着手工作了！可是，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一样，张居正的改革同样遇到了阻碍。
有一帮文人不赞同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改革战略，却要在外患深重的时候实行王政，即所谓的王道政治。他们甚至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面对这样的攻击，张居正只是一笑：“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这不只是谦虚，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审慎。的确，当这帮文人发难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其实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古老问题中徘徊：究竟是应该走王道政治之路呢，还是走霸道政治之路？表面看来，王道政治更有道义上的理由，然而这恰恰说明了这种政治道路的软弱无能：在敌人打到家门口时，唯一能做的却是用仁爱和宽恕去感化敌人，能够起作用吗？
如此说来，走霸道政治才是现实的选择。更何况，并非先贤都一概屏弃霸道政治啊！就连孔子、周公都要谈论粮食和军事，自己为什么不能谈？这些穷酸文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只知道生搬硬套。看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主张——明朝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可是，又要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在张居正看来，富国强兵的改革方针中，“富国”是开始，“强兵”是目标。那么，一切就要从发展经济，想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在一封信中，他如此说道：“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言边屯》）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没有『政府』官员和天灾的搅扰，农业经济就会发达；农业经济发达，就能生产充足的粮食供给军用；军用充足，士兵打仗才有力气，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道理看似简单，可是要做好就不容易了！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张居正把他的眼光再次投向了改革政治制度。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六月，张居正联名内阁大学士上疏请求进行随事考成，这就是著名的“考成法”。应该说，这是谨慎的张居正一生中唯一一次创制的新法。然而，正是这一次的立法，使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能够产生成效！这就是张居正“考成法”所关注的问题。一项法律、一个政策，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的成效，那就跟没有法律和政策无差别！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那就需要“随事考成”，也就是对执行的效果进行核实。按照这样的原则，张居正规定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在他看来，只要“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那么就可以达到“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的效果。如此看来，考成法其实是将所有的官员都纳入了一个严格的责任考核体系之中。
有人或许会关心，具体说来，张居正的“考成法”包括哪些内容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本作为底册。
在这些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一概删除之后，再做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件就注销一件，如有积累很久却没有实行的，就由该科上奏，等候处置；另外一本则送到内阁进行查考。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考察具体实施的效果和情况，以做到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于这样的奏疏，明神宗自然是十分赞同。他很快就下旨：“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神宗的意思是大力支持。他也认为，政事如果不经考核，怎么能够知道执行的成绩呢？于是，他决定，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重要的必须立下期限完成；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以及那些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就写清楚了报告上来，免得增加公文的麻烦。
有了皇上的同意，张居正的“考成法”开始实行了。张居正久在官场，深知“公文政治”的危害有多大！法律、政策倒是制定了一大堆，可是当它们从北京发出后，就没有多少真正地变成现实。北京的公文到了地方，地方本来应该按规定执行，可是地方官员却只知道“办纸”，不知道“办公”。于是，一纸公文往往就变成了空文！对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久已知悉！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增加『政府』机构，因为问题不在于少了人去执行，而在于有人也不执行；也不能增大立法，因为问题不在于立的法太少，而在于有法也不实施。他知道，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实行监督和考核，先做好要做之事的账簿，内阁有一本，六科有一本，六部也有一本，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督和考核系统。
从实行“考成法”以来，明朝的赋税征收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由于“考成法”不关注公文，只关注实效，因此在税收的征缴上避免了从前的缺漏问题，很多滞留在地方的税款收归了中央，使得明朝的国库一下充实了许多。
几年下来，应该收缴的税款大多足额进了国库，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赋税制度上实行考成，该征的税收征齐了，却没有因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只能按照规定的征税方案（不仅包括征多少，而且包括征哪些税）办事，向上足额报交税款，就没有了以前为填补税款空白而对百姓『乱』摊派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税收问题，不仅出在地方官员身上，还出在大地主身上。举例来说，在某些产粮大州、府，在没有实行“考成法”之前，这些地方的官员为了多捞取税款，因此就往百姓身上摊派。
试想，如果不从税收征缴制度上进行改革，也就是实行税收考成，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按照规定的赋税制度征税，那就还是会给地方官员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