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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以可乘之机，扣留税款、肆意摊派，『逼』得税源灭绝。因此，张居正的办法不是夺田还民，他一方面主要通过“考成法”控制整个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他也利用政治力量打击地主。这样一来，该收的税收齐了，财政得到了好转，而且贫民的负担减轻，税源也有了保证。可以说，张居正几乎达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家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水平。
节流：堵住财政缺口张居正富国大计的另外一半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张居正费尽心思，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皇帝的信任，从减少皇室开支入手，多方面地节流，终于实现了明王朝的收支平衡，为大明的统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
到这时，张居正的富国强兵改革方针中的“富国”就已经实现一大半了。那么，他的其他成绩在哪里呢？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中的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
先来看张居正是如何减少财政开支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富国”的目标，不仅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而且需要减少财政开支，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术语说就是所谓的“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一增一减，才能使得国库充实，才算得上是“富国”。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朝的财政开支大得吓人。据统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却达到了四百余万两。这是多么严重的入不敷出！因此，我们说，张居正这时进行减少财政开支的改革，是正当其时的！
然而，国家的财政开支项目那么多，又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节俭？张居正考虑再三，决定从皇室的花销和国防费用中减少开支。
为什么他会想到先从这两个地方着手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处，尤其是皇室是最耗费国家财政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说，隆庆三年的时候，明穆宗曾向户部索要银子三十万两。皇帝要钱，户部当然要给，可是那时国家穷得丁当响，内阁于是就把岁入、岁出的状况报告给了穆宗，请求他不要拿这笔钱了。可是穆宗却说：“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皇帝都打了三折啦！这样一来，内阁没办法了，只好照办。结果，那年国家财政又是赤字！
从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出皇室的花销对国家财政的损耗有多大。可是，如果要做到“节流”，就不能再让皇室如此浪费。这就是张居正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进行的改革之一。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当政以后，就开始在节流方面“锱铢必较”，意思就是甚至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我们是可以理解他的做法的：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经理它的人不知道怎样量入为出，在平常尽量节省开支，怎么能够实现富国的目标？
有人或许要问：张居正究竟是怎样做到让皇室节省开支的呢？从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来看，张居正使用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劝诫皇室成员，尤其是明神宗。比如，明神宗即位后，准备开馆纂修《穆宗实录》。按照以前的规矩，每当这样的时候，前来纂修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皇室的宴请，可是，在张居正眼里，这便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于是，他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免去这顿宴席。
张居正的上疏递上去以后，明神宗深为他的为国用谋想所感动，立即下诏免去了这顿饭。虽然省下来的钱也不是很多，但也算为节约财政开支作出了贡献。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请求明神宗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以前，每逢正月和除夕，皇室都要大摆宴席，赏灯放烟火，耗费极其巨大。这一年的冬天到了，一天，张居正在给明神宗讲课的时候，向神宗提及了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的事情。在这之前，张居正已经向神宗讲起过。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明神宗竟然如此地答道：“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听见这个年轻皇帝的话，张居正真是开心得很。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国库的积蓄又可以保住一些了！果然，由于这年停止了筵宴和灯火游赏，国库节省下来了七百多两黄金。张居正对于皇帝的劝诫起了作用！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居正对皇室尤其是明神宗要求其节约开支的劝诫每每有效？要知道，在历史上，也不乏因为劝诫皇室节省开支而失败的例子，甚至有的劝诫者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张居正为什么不但不会遭此厄运，相反还会取得成功？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于皇室尤其是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信任。由于明神宗相信，这位从小看着自己长大、教自己读书明理的首辅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他的建议自然也不会对自己有害，因此就比较容易接纳；其二在于张居正的劝诫水平极高。他不会一味地指摘皇室用度过大，像有的官员那样猛烈抨击皇室的奢靡，而是站在皇室的角度说话，说只有节省开支，国家才会富强，这自然是每个统治者都愿意听见的话，因此也容易听进心里去。
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张居正从皇室那里节省下来的钱财，通通进入了明朝的国库，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上面说过，张居正不仅从皇室的花销中减少开支，而且还从国防费用中节省。当时的明朝，面临的主要外敌就是鞑靼，国家的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用以抵御鞑靼的进犯和『骚』扰。然而，就在这样需要花钱的地方，张居正也在尽量想办法以节约开支。
一方面，在俺答的问题解决之后，他尽量减少给予的奖赏。据统计，隆庆五、六两年的奖赏总共才花去了不到一万两银子，比起以前与之打仗时所花费的已经节省了很多，大概有上百万两。可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对于辽东方面的“属夷”加赏的请求，根本就是不愿多花一分钱。在一封书信中他如此写道：“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刘总督》）张居正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给这些“属夷”的奖赏绝对不能再增加了，不然就会养成习惯，到时候又要来要求增加，简直没有终了的时候！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查出事情的缘起，进而加以解决，“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在张居正的严词拒绝之下，对于辽东“属夷”加赏的请求没有给予答应。这样，明朝『政府』又节约下来一大笔开支。
经过大力的“节流”，明朝的国库得到了充实，国家财政逐渐走上了收支平衡的轨道上，有的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收大于出的局面，这为明朝国运的延续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自然，这一切的成绩都要归功于张居正。如果没有他挖空心思地节约开支，即使通过“考成法”的实施，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只会因为过度的花费而白白流失的。可以说，在明朝已经积病积弱的年代，正是有了张居正近乎吝啬的管理财政措施，才使得明朝能够短期地出现国富的景况。现在想来，如果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能够继续遵守他的教诲，大力开源节流，明朝也不会衰落得那么快了！
整顿物流，防范资本流散为了实现明王朝富国强兵的目标，张居正可谓费尽心思。他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就是驿递制度的改革。驿递制度虽然有着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是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已经是弊端百出，成为了一项劳民伤财的制度了。张居正重新制定了驿站的使用法度，并严加执行，使驿递制度的害处得以消减。
张居正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除了进行了制定考成法、整理国家税收制度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大力开源节流的改革之外，还进行了整顿驿递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这项制度？改革这项制度之后，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什么帮助？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了解明朝的驿递制度。
驿递制度其实就是管理各个驿站的制度。在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的传递非常不方便。因此，为了方便信息的传递，明朝『政府』就在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设立驿站，其作用就是为传递信息的人提供饮食、住宿及动物工具。
就是在这里，明朝的驿递制度存在着如此的一个弊端：无论是饮食、住宿，还是动物工具的食物等都是由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来提供的。具体说来，陆上驿站的马、驴、夫役，水驿的红船、水夫，全都来自民间；这些马夫和水夫不仅没有工钱，而且还要自备粮食，三年一轮换；除了马夫、水夫以外，驿站还有专为传递信息人做饭的馆户，他们也来自民间，也没有一点儿报酬。
对于这样劳民伤财的制度，张居正自然是知道其害处的！本来设立驿站是为了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可是，到了张居正当政的时候，这个制度的运作已经『毛』病百出，确实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其实，如果这个制度能够像明太祖时代规定的驿站使用制度那样运作，问题就没有那么大。那时的规定是这样的：非有军国大事，任何人没有使用的权利；即使是王公贵族出到此地，也只许带随从一名。所以，那时候驿递制度的弊端没有现在那么尖锐。
可是，张居正当政的时代距离明太祖已经久远，就算是同样的制度，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新增的许多条例，相当于现在的法律补充规定。比如，到了嘉靖三十七年，能够申请到驿站使用权的有五十一种情况，可明太祖时候只有六种。凡是符合这五十一种情况的，都可以向当地『政府』（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申请所谓的“勘合”，也就是护照。
虽然在制度上规定了勘合的核发机关，可实际核发起来，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勘合成了礼物，各地『政府』都可以发出来送人。不仅如此，这些勘合根本没有缴还期限，实际上成了终身护照，而且还可以转赠他人使用。这样一来，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可就惨了，可谓是民不聊生。张居正上台的时候，在这个制度保护下的拥有勘合的人，简直跟强盗没有区别。
对于驿递制度的弊病，张居正自然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可是，改革驿递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这还要问？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对于老百姓就是暴政吗？的确如此！然而，张居正的考虑要更深一层：改革的目标不是要首先实现富国吗？
真正的富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富民，只有民用殷实，国家才是真正的富强。然而，现在的驿递制度正在妨碍着人民的生活，别说让老百姓富裕，就是让他们过几天安稳日子都没法做到。因次，必须大力整改这个制度。这就是张居正的心思，他的一切作为都旨在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标。
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整顿驿递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莱，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张居正上面的这些改革措施，其主要意思如下：一、官员不是办理公事的，不许开给勘合；不是办理军务的，不许使用金鼓旗号；就算是官员办理公务，抬轿的人太多，不管官职高低都不予接待；二、抚、按、司、府的官员，不许借口要走远路，而使用驿站；三、设有驿站的州、县，只需要供应油烛柴炭；四、前到北京朝觐的官员，除了带上自己随身需要的人员外，不许又向驿站附近索取车马等；五、所有的官员只要是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都不许给予勘合，也不许使用驿站。
除了上面这些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后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严格限制的规定，包括：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这些规定对于积弊深重的驿递制度，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张居正看来还是不够完善，可是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简单的几条规定。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也是张居正一直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真实效果，制度规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这里，张居正再次使出了他的法宝——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各种制定好的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为了敦促新法的执行，张居正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考试，叫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让仆人骑驴回家祝寿。首辅的带头严格执行，使得各级官员都开始严格要求起自己来。
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不过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到驿站，被人给弹劾了。虽然侯东莱是张居正的得力手下，镇守边疆有功，但是张居正仍然不徇私情，把侯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和朋友，就破坏新法。
整顿驿递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问题。衍圣公其实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子孔尚贤。这个家伙毫无圣人后代的作风，不仅一点不知道体恤百姓，反而在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时，肆意『骚』扰沿途驿站，搞得怨声载道。实在忍不下去了，山东布政只好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坚决地回答说：“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徐中台》）张居正在这封信里，表达了如此的意思：就算是圣人的后代，也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不能因为是圣人的后代就放宽不究，反而应该“一体参究”。
在他看来，现在大小官员违反法律，都要绳之以法，可是孔尚贤却逍遥法外，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算是孔子活到现在，也要严格遵守法律，何况他的后代？因此，以后只要孔尚贤再『骚』扰驿站，就依法处治。
到了万历九年，孔家出了一件大事：孔尚贤的庶母郭氏把孔尚贤告了，这件家事最后竟然闹到了需要朝廷派员查勘的地步。于是，张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就乘机重新商定了衍圣公入朝进贡的办法，张居正的意见如下：“……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