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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野村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去世时，美国海军仪仗队也列席参加葬礼，并鸣炮以示哀悼。
原来，野村先生以特使身分和美国做各方面的交涉时，日本突然偷袭珍珠港，这实在不是野村先生的意愿。照常情美国这时候也许该说：“野村先生是为什么来交涉的？”但，相反地，美国却对野村先生为难的立场大为同情。这都是因为野村先生没有私心，希望两国能和平相处而诚心诚意地办交涉。也由于他的人格受到对方的尊敬，他们才会派仪仗队列席参加葬礼。
因此知识和手腕固然重要，但也要注意到什么才是人生正确的立足点；惟有大公无私，才是最重要的。
谁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是非常自然的感情。
但如果因而被私心蒙蔽，也就是被个人的利害或感情左右，就很容易判断错误，无法产生坚强的信念。不被私心蒙蔽，仔细考虑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该做的，这时就能产生正确的判断力、坚强的信念及勇气。
卡耐基说过：“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并且毫无私心地考虑事情以磨练自己的人格。这才是我拼命想要达到的目标。”
人本是万物的君主，但却老有人为物所指使。这实际上是人类地位的贬抑。尊重宇宙万物，人类才能重登群主宝座。
人类的需求，因人、因事或因时代的不同，而显出不同的形貌。虽然形形色色，不过概略地说，对繁荣、和平与幸福的渴求，是人类普遍的愿望。因此，人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在各式的团体生活上做了各种的努力。由于这些努力，文明进步了，人类的繁荣与幸福自是不在话下。但是，在几千年、几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尽管这些努力产生了上述的成果，在另一方面，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仍像以往有无数争端，为彼此带来了混乱和不幸。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以繁荣、和平与幸福为目标的人类，下了这么多的功夫，为什么不能获得充分的报偿呢？如果这原本就是人类的本质，也就是所谓的“宿命”，那么下再多的功夫也是徒然的。可是，事实上是因为人类不能正确地辨别自己的本质，也不能本着这个原则去思考、行事的缘故。如果能明确地指出人类的基本概念及正确的人生观，再以此为基础，反映在种种活动上，则可实现比过去更美好的团体生活。因此，如果我们期待今后有更调和、更具发展性的团体生活，一定要正确地发掘人类的本质。
为了思考这些人类的基本问题，卡耐基曾提倡“新人生观”。具有优异天赋的人类，必须站在新人生观的立场上，逐步发挥集合众智的伟大本质，创造心物合一的团体生活，而人类长久的使命也就在于此。
人类进行团体生活有各种方法。如果能够以最好的行动来反映人类本质，一定可以提高真正调和的团体生活。只要找出这条道路，就可以顺利发挥人类伟大的本质，进而达到人类长久的使命。这里所说的道路，就是“人生之道”。
当然，人类共同生活的范围非常广大，包含了各种活动。
因此，如果要对各种人生之道作整体的了解，可以从各式活动的分歧着手。但是，这些并不是重点，此刻我们所关心的，是新人生的理念。
其实，人类的老祖宗早在宗教、道德、哲学、思想等方面明示出人类应具备的生活方式，及应走的方向。而且这在历史上，也曾创造过相当高的成就。因此，今后我们仍应相互勉励，以实践古圣先贤所教诲的人生之道。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要到什么地方，才能追求以人类本质为根基的人生之道呢？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拥有人类“万物之王”的本质。也就是人类彼此要有“王者”的意识，以自己的见解来思考，就能产生出来，亦即具有王者本质的人类，必须基于这种本质，来彼此相待，并且重视应该如何对待万物的想法，而人生之道就会逐渐由此产生出来了。
如果人类对一切万物，也能本着王者的意识，正确地加以支配运用的话，则人类所应走的道路也会变得很清楚。比如说各种动物、植物、矿物等自然资源以及所有的自然现象和其衍生物，人类都能站在“万物之灵”的意识上去用的话，那么能够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思维，不是就自然产生了。没有所谓无价值、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有助于人类的团体生活。更明确地说，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人类团体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以及个人日常的方法和工作的进行方式等，也都能适当进展，各种错误也会逐渐减少。此刻，人生之道不但成了人类一切活动与群体生活的基础，同时也成了判定是非的根本标准。
人类必须积极地去追求，并找出实践的方法，促使人和物都能在协调融和的环境中生存，渐渐地为团体生活带来更好的推动力。同时，这也是根本改变今日世界贫困、争执等混乱情势的一大开端。
卡耐基认为，只有坚持这种人生观和人生之道，人类才能迈向繁荣、和平、幸福的金光大道。
人生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路途太坎坷，而多数是境遇顺到、踌躇满志之时，炫耀自己的心理，才是导向失败的引线。
卡耐基经历过许多坎坷和艰辛，但总体来说是一步步走向成功和辉煌的。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说，失败也是有的，如果说小的失败，那是天天有的，甚至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不过，这些都如过眼烟云，早已消逝无踪；要说大的失败，唯一的一次就是战争期间制造飞机和战船。
卡耐基经过生活多次实践得出：“人生的失败，往往起因于那种炫耀自己的心理。”
“任何人都会有理想，也可以说是梦想，但其中也存在着骄傲；想对社会大众夸耀自己狂妄，这种心理不论到多大岁数都还是会有的。不管那是个人的工作范围，还是公司的工作，或国家的工作，我认为人生的失败，全部都是从炫耀中萌芽的。”
卡耐基的这些观点说明了“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的千古遗训之正确。任何人，在光景凄惨的时候不必饮泣独处、向天悲叹，在风光无限的时候也不必昂首阔步、睥睨大众。尤其是在热度较高、噪声嘈杂的人群捧你抬你的时候，不要忘了赶忙从轿子上溜下地来，走踏实一些。
成功了，往往容易陶醉；陶醉后当然也就容易出乱子。防止失败的方法，就是不时地反省、检讨。
世事多艰险，因此总是有事与愿违的事情存在。这方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熟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大多数是由于对自己认识不够，缺少以自己为中心的反省。
不论公司、商店还是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长久发展。如果某项产品、某件事情干砸了，当然就是事与愿违。这并没有其它的原因，关键就在于自己对所做的事情判断失误。
缺乏自我观察及自我检讨，只是陶醉在自己不断增加的力量之中，甚至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这些都会引起失败。卡耐基认为“事与愿违”，原因在于出发之前没有做好自我反省的工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这种情形。
例如，在推出新产品时，要先详细检讨有没有使这件事成功的实力。若力不从心，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若不论如何都想做，而自己的实力又不够，问题就变成如何弥补不足的地方了。若是在资金方面，就应该和银行商量，设法取得资金。若技术不够，就应该广泛征求技术。国内找不到，就应该向国外寻找，一直到做好为止。
寻求技术，有时也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若代价太高，虽然需要这种技术，也不可以这么做。因为代价太高不划算，目标固然可行，但现在还不是做的时候。
卡耐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这样在不断反省中前进的，对此，他有体验，也有来自内外的教训。他说：“我认为许多公司就是这样，一面反省一面经营。我也一直采用此种方法，所以到现在还未遭到很大的失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品德为要。人无品德，无以为人；国无品德，无以为国。
社会开发确实是件好事，但首先要做的应是人心即是良心的开发。否则，事情做得再多，恐怕都不免产生许多不良的副作用。
要使社会秩序良好，使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应靠什么？
过去曾有“人治”和“法治”之说。唐《贞观政要》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反之，无本领、不称职或不得群众拥护者应予罢免。事实上我们也很重视选举，重视人才选拔。这说明用人或“人治”对治国仍有一定重要性，不可忽视。经历史经验表明，“人治”弊端也不少，并且曾给国家带来严重祸害，因此，法治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实，在人治、法治之外，还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加强教育、提高人的道德素质问题，就是要用道德来规范、端正人的行为。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人去做的，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工作中，即使用了现行的法律规定，但若交给没有道德的人去做，那是没有好结果的。要把国家建设成文明的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所以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必须提高人的道德。
因此，卡耐基认为，对于一个经营者，在公司树人、用人时，必须重视人的道德品质。否则，一但事情办不好，就会影响公司的经营。
第二章 卡耐基的经商关系学
一 掌握高超的用人之道
卡耐基认为，要想掌握高超的用人之道，必先要做到知人善任。
知人，就是要了解人，指的是对人的考察、识别、选择；
善任，就是要善于用人，指的是对人要使用得当。知人善任，就是要认真地考察干部、确切地了解干部，把每个干部都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施展才干。这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
好比一部机器，有了先进的设计、合理的结构和科学易行的操作规程，还必须有高质量的操作人员。通常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了决定因素，就是这个意思。
当今世界各国都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把选用人才、知人善任列为领导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由于重要骨干的选用是否得当，已成为企业经营好坏和能否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所以美国有的大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领导者现在要花百分之四十或更多的时间用在选人用人的各种工作上，可见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重视。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呢？要做到“知人”可先从了解人的特长来说。
要知人，知人者首先要勤于去知。要舍得花时间认真考察。有人问：日本企业职工一般也是终身制、“铁饭碗”，怎么他们干部的积极性都很高？其实也不一定都很高，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就是他们对于职工，尤其是对于干部的考察、挑选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位拉锁工厂，为了选择一名车间主任，工厂的领导者先后同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的候选人谈话，反复考察、测评、比较，选定以后，又分配去科技科、供销科以及第一线试用，再进一步观察，认为合格后，才最后聘任。可见他们考察、选定一个人是十分下功夫的。正因为如此，选定一个合格人才以后，厂方自然要十分爱护、放手任用、格外待遇了。虽然日本企业实行“铁饭碗”，但是他们不吃“大锅饭”，所以对职工的严格考核及升迁也就成为激励人才和鼓励积极性的一种重要杠杆了。美藉华人吴家玮教授被聘任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校长，也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还要填写十分详细的表格供遴选委员会审查、判断，他要经过无情的口试接受筛选，他要经过校方到他原来工作的单位进行深入地调查和了解情况，他要通过约三十位委员及董事面对面地质询、听证……而且一次比一次严格：从一百多人中初选十二人，从十二人中筛选六人，从六人中挑选四人，最后剩三人，到确定他一人，连过“五关”。可见，要了解、考察一个人，在美国也是十分慎重和下功夫的。
勤于考察，还要善于见微知著。比如当加州大学对来应聘的校长候选人挑选到还剩四人时，特地发出邀请，把四位候选人连同他们的夫人一起接到学校住了几天，再通过实际生活加以观察。原来他们认为：假如校长的夫人品格不高，校长的工作实际上将会受很大影响。结果果真又淘汰了一名。日本住友银行在招考干部时，其总裁曾出过这样一个试题：“当本行与国家利益发生了冲突，你认为应如何处理？”许多人答“应为住友的利益着想”，总裁认为“不能录用”；另一些人答“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总裁认为“仅仅及格，不足录用”；有一个人这样回答说：“对于国家利益和住友利益不能双方兼顾的事，住友绝不染指”，总裁的评语是：“卓有见识，加以录用”。这件事对我们应如何知人有很大启发作用。
早在一千八百年前，我国的诸葛亮就十分强调领导者必须善于知人。他认为：人“美恶悬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就是说，人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并不都是表现在情绪和脸谱上的，也不能从一般的表现上都能看得出来。有的看来温良而实际狡诈，有的外表谦恭而内心虚假，有的给人的印象勇不可挡实则临事而惧，怯懦得很，有的人在处境顺利时可以尽力，到处于逆境、环境变化时就不能忠于事业和信仰了。因此他提出领导者应该亲自考察自己直属的下级干部，以知其意志、应变、知识、勇敢、性格、廉德、信用，而决不可凭感情和印象用人。诸葛亮的“知人”方法对于经营者在用人上是有赞助大帮助的。其方法为：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就是要亲自与下级干部讨论对各类事物是非对错的看法，来观察他的立场、观点、信仰、志向是否明确坚定。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就是要求领导者就工作中某些现实问题的处理意见同下级干部不断地进行辩论，提出质疑，以此来考察他的智慧与应变能力。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就是不断地向下级干部提出咨询，请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谋略和决策方案，以考察他是否有能力和见识。
“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下级可能面临的灾祸和困难，来识别他是否能临难而出，勇往争先，义不反顾，救国救民。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就是领导在与下级同宴时可以劝他饮酒，以观察他是否贪杯、酒后能否自制以及表露出来的本来性格如何、是否表里如一？等等。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就是把下级干部放在有利可图或者可以得到非份利益的工作岗位上，看他是否廉洁奉公、以人民利益为重，还是贪图私利或者只顾小集团的利益，见利忘义。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是委托下级干部独立自主地去完成某种工作，看他是否克尽职责、克服困难，想办法去把事情办好，还是欺上瞒下、应付了事，来考察下级是否忠于职守、恪守信用。
今天，我们已逐渐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对干部进行日常考核、定期测评和群众评议的制度和方法。即使如此，前人和外人的有益经验仍然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宝贵营养。这些勤于考察而又能见微知著的做法，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德才兼备，选人唯贤。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二者不可偏废。古人说“大德之行，天下为公”，考核“德”的真伪关键在于“公心”如何。所谓“才”，是指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取得工作成绩和效果的能力和办法。德、才兼备，是为贤者。
就具体某个人来看，德才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不平衡。有些人德比较好，但才能差些；有些人虽然有才，但德却稍逊一筹。德才相比，一般更应注意德。德优才弱，通过努力可以提高自己的才，从而达到德才统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良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就连资产阶级管理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谈到：“人的品德与正直，其本身并不一定能成什么事，但是一个人在品德与正直方面如果有缺点，则足以败事。所以人在这一方面的缺点，不能仅视为绩效的限制而已，有这种缺点的人，应该没有资格做管理者。”尽管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与资本主义的管理学家对“德”的理解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