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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使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与潜意识中的报复心无关。
对“学风之坏，已臻极地”的判断，看起来是章士钊的固有所想，但其实与段祺瑞一类的军阀的意见也相当吻合。军阀们习惯于整齐划一，对学生运动自然产生不满，而作为文化人的章士钊，不仅是对学风不满，以他保守的眼光看，学风不正，与“国学”式微有很大的关联。
客观地说，章士钊提出“整顿学风”的四条措施中，也不是条条荒谬。其中如清理教育部所欠各校债务，增设编译馆的两条，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哲学家冯友兰就写信给胡适，要后者推荐其入编译馆。（参见《章士钊传》，第２２３页）但章本人在教育界早已失去了信任，他的措施能否执行也可以想见。吴稚晖质之章士钊行为时所说的“整风宜也！惟章某何足以当之”（同上，第２３１页）一句，最能体现时人对他“整顿学风”动机的怀疑。
不过，章士钊并没有这样的敏感，他不仅一意孤行，还要变本加厉。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他以教育部名义提倡的小学恢复“读经”并非纯粹为了私利，这是他固有文化主张的一种体现。但“读经”在当时也不只是简单的文化保守派的愿望，或拯救社会道德不振的良方，它多多少少含有政治的目的。不然就无法解释军阀们为何也热衷于此。事实上，这一政策与上述“整顿学风”一样，都是章本人惯常使用的政治谋略。章士钊是最擅长将其侍奉的主人的愿望与本人的理想之间的共性部分发扬光大的。正是这样的政治谋略使章士钊既得到了他所依附的主人的宠信和欣赏，又似乎实现了他个人的“志向”。从政入阁期间，章士钊从不做有违于“段执政”的事，哪里仅是为了报答段的知遇之恩，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是在段的愿望与自己的理想之间走钢丝。
性格因素是另一个促使章推行政策时变本加厉的因素。章士钊性格中，特立独行与固执己见兼而有之。作为舆论家，章士钊曾被胡适看作是１９０５～１９１５年政论文章发达时期的代表作家。胡适借罗家伦之口对他的评价，也相当高。不仅是文章的逻辑与文笔，章士钊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同样赢得了新派人士的赞许。秉持自由主义的新派诗人徐志摩评论章士钊时说：“对于现代言论界里有孤桐（章士钊——引者按）这样一位人物的事实，我到如今为止，认为不仅有趣味，而且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在事实上得着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寻着相当的敌手也是极为难得的机会……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的部分表现。有组织的根据论辨的表现。有血有筋有骨的拳头，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头了”。（参见《守旧与“玩”旧》，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５月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在文章里纵横捭阖，步步推演，勇气可嘉，道理讲得令人感佩。且独立己见，常违人言，特出高蹈，反而动之，往往成为时代的风景，然而将此执拗用于施政，却未见得能够取得成功。章士钊后来的“读经”提倡，也可以说是其它政策遭受挫折而不服输后的一次为挽回面子的反击。只是这次钻牛角尖式的反击因遭到教育界、知识界的谴责而没有成功。章士钊的老友吴稚晖看到了前者顽固不化的另一面，他说章士钊依附段祺瑞，是“把倔强人的自重处扫地以尽”。（《章士钊传》，第２３０页）而有趣的是，在政坛失意后，章士钊还作有《论败律》《再论败律》，为自己政治上的彻底失败而辩护。文中自比为老政治家，对政坛沉浮仿佛通达已久。而实际上作此文，也恰好说明他对失意于政坛的计较，以及不肯服输的心理。
显然，将当时的政治体制全盘否定，也是不合乎历史的。体制的制约至少在鲁迅免职与复职一事上体现了出来。但段祺瑞为首的“执政府”在许多方面仍是超体制的。在这样的超体制的政府中，即使是有过自由思想或信念的人，也难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章士钊的担任政务官的经历，也许就是一个教训。
为库恩的“范式”申辩
■ 王纪潮
西方学术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后现代的转向”，是指西方社会的学者和文人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之后所形成的诸如“科学”、“理性”、“机械论”、“人类中心论”等主流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股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来势凶猛，它从解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入手，以“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页）为目标，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后现代思潮对今天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像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等都从后现代的理论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武器。后现代思潮的这种反“现代性”及其受到弱势群体的如此欢迎，其原因在于它以怀疑论和多元论为基本理论，反对一切霸权和绝对真理。英国的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对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ｖｉｉ页）正是这种怀疑论，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主张真理的相对性、价值的多元性和社会的多样性。
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溯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一致的，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却不是来自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是来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来自一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就是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１９６２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它是作为由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等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为主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的《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有意思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理念。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批判一切现代性的霸权，包括近三百年来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经济、哲学、科学等方面形成的理性思维。库恩的范式理论恰恰是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信仰（“统一科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有统一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而物理学可以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因为物理学有一套共同规则系统和普适性），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科学、理性”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二十年的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我们先来看看库恩是怎样论述“科学”的。
库恩所讲的“科学”指的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活动。它的进步过程是这样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度，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但是，库恩后来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把范式与“世界观”混同起来，用法多至二十一种。库恩本人后来也发现“范式”的使用有问题，他后来借助于专家团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解释范式的本义，也曾用“专业母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来替换掉“范式”，但是没有成功。“范式”这个词汇迅速地越出了科学哲学的领域被广为引用。
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一种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危机所造成的。库恩发现科学史上大量的进步事件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常事件，寻找新范式解释的结果。例如拉瓦锡发现氧，伦琴发现Ｘ射线，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等。不同的范式之间不仅相互竞争、相互对立，而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也明显的不一样。像燃素说，它对主张燃素说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拉瓦锡就没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原因的运动是荒诞的，在牛顿看来它却是天经地义的；在牛顿那里没有“不确定性”的东西，而现代微观物理学却承认不少描述的现象包含了不确定性。库恩认为，在逻辑上讲，没有证据说明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优越，也不是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有用无用的问题，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并不比今天的观点更缺乏科学性，也不是人类偏见的产物，它们只是不同范式的产物，它们与今天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的不可通约的方式。”（第２～４页）很显然，科学范式在库恩的解释下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东西。
“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第１０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例如整数的共同量是“１”，那么整数之间就是可以通约；边长为１的正方形其对角线是无理数，它们就是不能通约。库恩论证科学的进步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第９５页）这也就是说，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可言，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库恩的这一论断给了传统所认为的科学是积累式的、是线性发展的、是理性进步的辉格主义（ｗｈｉｇｇｉｓｍ，也称“辉格史观”、“累进史观”，科学史中借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社会进步是由辉格党人推动的说法，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进步过程）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希望建立统一科学理论的维也纳学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这里抛开“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巨大影响不谈，仅仅从认识论上看，库恩关于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揭示出科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巧的是，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知道，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内，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获得了人类思想上的霸权地位。在二十世纪初，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信仰是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并且世界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可以被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包容，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或者数字、机械的方法度量；维也纳学派编辑《统一科学的基础》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种观念不仅在物理学、哲学等方面有影响，而且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上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平主义、绿色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都在瓦解资产阶级有关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它们与这种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的转向”。但是这些思潮和活动都缺乏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批判，没有像库恩的理论那样把矛头指向西方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文化核心——“科学和理性”。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样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八十年代在美国发扬光大之后，科学在美国知识界中居然沦落成为了一种“叙事”或者是“话语”。不管库恩本人是不是在主观上要挑战科学和理性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客观上，“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的出现却是对科学的矮化，造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因此在学术界对库恩本人也形成了极为相反的评价，有人把库恩说成是“后现代之父”，《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圣经》；也有人批评库恩的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是否定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是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是主张新保守主义的罪魁祸首。连库恩本人都感到奇怪，他一再说他不是“库恩主义者”，但是他这本非常专业的书籍居然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又引起了那么多的误解。他最后的时光一直都在为范式问题、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做解释，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在不可通约性的魅力下，库恩自己的辩解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人们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库恩。
１９９７年，在库恩去世一年半之后，理查德·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１９３１～）的日本弟子，也是学物理出身的科学哲学家野家启一写了一部名为《库恩——范式》的书，为库恩的范式论申辩，称库恩的“范式”是把被实证主义误导的、陷入困境的“科学”重新再生的事件。（《库恩——范式》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３页）这部可以称得上是库恩传记的著作写法很特别，他把库恩当作“谋杀‘科学’事件”的被告，卡尔·波普（Ｃａｒ Ｐｏｐｐｅｒ，１９０２～１９９４）为审判长，自己当辩护律师，把读者看作陪审员，然后抽丝剥茧似地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形成到《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产生背景和“范式论”后来的发展讲述。野家启一的辩护结论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把库恩带进了“谋杀‘科学’事件”的指控当中，“库恩本人并不否认科学发展的本身，只是否认把它描述成像辉格史观那种向终极真理前进的看法。”（第２０１页）
这就很令我奇怪，一是野家启一申辩库恩的“范式”本意不是摧毁科学偶像，这样的辩护实在没有力量，库恩没有主观故意并不等于库恩就不是“谋杀‘科学’事件”的事实上的“首犯”，甚至连野家本人都承认《结构》一书是维也纳学派一手培养起来的凶器，是新科学送入旧科学阵营的一匹特洛伊木马；（第９０页）二是库恩１９９１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科学史讲座上谈到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科学方法”，这被野家看成为“科学的多元主义”，也是“新的科学形象”和库恩最后的遗产。而恰恰在实证主义那里，现代科学追求的正是纯粹性和单一性，祛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的正是多元性，这不是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又是什么呢？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中就讲，古代的科学并不比今天的科学更差，即使是神话同样可以由产生科学的方法产生，古代的科学“就包含着与我们今天的信念完全不相容的一套信念。”（第２页）这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