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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识形态化或者让民族主义走过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
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改进人民的
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
更多地与它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这是公关问题、是软实力的提升问题。
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可操作的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沟通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比如，我们应该让外国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个理性、透明的过程。政
策制定过程的理性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出现随意性的极端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样即使中
国或其他国家有了强大军队，别国也不一定会怕。这里，过程透明最重要，因为一旦过程透明
了，一方面决策者会更慎重、会想到如何向社会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和专业人士都可参与
到讨论中，毕竟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是冷静和理性的。西方人通常认为，集权政府和专制政府是
最不安全的政府形态，掌控集权的人或独裁者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类似萨达姆下令侵略
伊朗和科威特，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7）
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在政府决策机制上已有很大改进，透明度增加了很多，这
些本身都为政府在海外的进一步公关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双方
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具有律师思维的官
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
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
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
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
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为中国
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该在一些方面
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中国外交应该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外
贸。外交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外交人员的
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
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就不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