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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4）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1
1907 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
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
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
“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 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 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
和平会议上，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
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
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
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 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外贸部（即今天的商
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
国的WTO 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
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
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
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
国民政府时期的世界
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 年成立，正好是1907 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
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
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
然那次大战于1918 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
流动变得艰难。
当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
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无暇顾及发展经济。1927 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平
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 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
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
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 年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 世纪30 年代
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
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
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 世纪30
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
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
似。从1914 年一战开始到1945 年二战结束的31 年间，是过去200 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
时期。
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
果，因为到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8 年的抗战，加上随后的内战，经济发展又重新回
到第二位。
由此可见，虽然晚清和国民政府都做过一些努力，但由于那时的国际大环境使然，中国仍
然没能强大起来，具体见图1–1。
图1–1 1820~1950 年间各国人均真实GDP 的平均年增长率（去掉通货膨胀率后）
国际贸易秩序进一步完善
虽然1907 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
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
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 1914 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
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 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
的所有债务。1921 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
1936~1938 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
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 给出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
天看应该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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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2
但等到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就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
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 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
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 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
年2 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
年间被一笔勾销。
注：这些铁路外债利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算高，更何况那时的中国政治、社会动荡，
国家风险、政治风险都不低。
图1–2 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
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 年拒付欠英国的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 年拒付法国债务。
印度在1947 年独立时也取消了一些外债。还有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国家，
都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所有这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不还债而遭到
武力打击。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
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买外债，跨
国直接投资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
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
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
的关系，等等。第一次努力是1920 年成立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但该国际组
织并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 年，
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
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 年10 月正
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政府”。
1944 年7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
填补了1907 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为例，1997 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了
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 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
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IMF 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 年韩国没被武力进
攻，而且IMF 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IMF 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IMF 说服这
些国际银行将600 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IMF 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要求韩国必须做出一系
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
相比，应该是更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 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
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
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
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
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
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
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
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
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
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
图1–3 发展中国家历年占国际债务总存量的份额
联合国在1945 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
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出声音的场所，因为在二战之前总
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联合国里每个国家都有
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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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2
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 世纪40~60 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
家都相继独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
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
1945~1961 年间，有12 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在1961~1973 年间，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 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跨国公司
图1–4 外资是流向了富国还是穷国？—1913 年和1997 年的比较
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产
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一次挑战。
如何保护一国公民或公司在海外的财产？
在20 世纪30 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
财产。1937~1941 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 世纪60 年代没收了德
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
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
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
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
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 世纪中叶美国公司
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
这两条原则或许也会是仰融案的焦点。
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
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WTO 及其前身GATT
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
到1978 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 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
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
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
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世界经济让中国经济
增长越多。
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重新放到19 世纪晚清所处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么我们是否也能看
到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不能满足：
首先，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为海运护航。其次，那时还没有飞机运输，也没
有足够的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 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 世纪美国的跨
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
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 年以来这么快速的
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
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
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 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
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
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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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
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
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
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 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
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
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
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
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
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
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
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
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
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
这是21 世纪，而不是18 世纪、19 世纪的世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2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
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
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
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2002 年，
美国的人均GDP 为3。63 万美元，日本为2。8 万美元，新加坡为2。47 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
为4 600 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
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地，一个国家可以“地
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